小脚妈妈

作者：赵玉泓

      写在前面的话

      从红小鬼到“无语良师”，走过97载风雨的革命老妈妈邓秀贞（又名闫崇义），1925年生于山东掖县尹家村。少年时担任村儿童团长，投身党的抗日地下工作；1940年入伍，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聂荣臻、许世友等同志征战沙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炮火中救治伤员无数，多次于全军群英会上受到表彰，被誉为“中国的南丁格尔”。

      1951年转业至浙江省邮电管理局，她数十年如一日朴实勤勉，把荣誉深藏箱底，将对战友的怀念埋在心底，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初心，默默奉献。

      1986年，丈夫因见义勇为牺牲，她把全部抚恤金捐赠给西藏那曲“杭州希望小学”。

      2021年11月9日，邓秀贞逝世，遵其遗愿，遗体赠予浙江大学医学院用于医学研究——她把生命的每寸光阴、每个细胞，都献给了她深爱着的祖国和人民。

      她的外孙在她去世后红着眼圈说：“从小听着外婆的传奇长大，知道她几度生死，挽救、影响了太多人。越长大越懂，她的伟大从不是传奇，而是一辈子的宽厚、勇敢、大爱、无私、勤劳，是刻在骨子里的共情心与科学奉献精神，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样的人或许再难遇到，她的精神我未必能完全继承，但她的一言一行永远刻在我心里，迷茫时，她就是最亮的灯塔。”

      老邻居懂她，题写挽联“崇义真仁爱，秀贞大佛心”，藏名于联，字间见德。

      遗憾的是，我曾两次邀约邓妈妈，都因阴差阳错错过，终未得见。

      但听邓妈妈的女儿小勤深情讲述、舅舅含泪回忆、老邻居真情表达，再翻看那些泛黄的革命回忆录……这些泪目的集体记忆，拼凑出一个鲜活的邓妈妈。

      有的人活着，却已形同死去；有的人离去，生命却穿透岁月，化作永不熄灭的光。

      邓妈妈97年的人生，平凡里藏着伟大，坚贞中裹着博爱。那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德行，令我唏嘘、动容。若不及时将老一辈革命家这段渐趋模糊的史诗记录下来，不让更多人知晓这世间曾有过如此高贵的灵魂，我心难安。

      只是，以我拙笔，能否描摹出她伟大之一二？我惶恐。

一. 了不起的儿童团团长

      妈妈小小年纪闯过两次鬼门关，死过，便不怕活着了。她像一棵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的小树，有着不同寻常的顽强与坚韧。

      12岁那年，她被推选为后邓村儿童团团长。

      我妈病故后，我问曾同为儿童团团员的杨金地叔叔，当年儿童团都做些什么事呢？他说，我们做的事儿全写在《儿童抗战歌》里。但歌词老战友们都忘了，最后还是我妈一字不差唱了出来。

《儿童抗战歌》

月儿弯弯

星光闪闪

我们都是儿童团

站岗放哨

又当侦探

盘查行人捉汉奸

鬼子来了

我们就跑

跑到八路去报告

领着八路

拿着枪刀

杀退鬼子家乡保

      看到歌词，便知当年儿童团为抗战立过怎样的汗马功劳。

    那时常有“叔叔”到我妈家找她送“东西”，每次她都能圆满完成任务。后来妈妈才明白，递送的是给游击队的情报。

      儿童团除了送信，还要24小时轮班放哨。

      他们爬到村口高大的树上瞭望，如果远远发现鬼子，就立马通知八路军和伤员隐蔽或转移。

      半夜轮值都归胆大的妈妈一人承包。夏天还好，冬天半夜站在树上，人都快冻成小冰人。

       那年冬夜值班，寒风吹得她瑟瑟发抖，脚指头都冻僵，爬下树时把腿摔断了。

      这可把姥姥气坏了，骂她疯丫头。姥姥曾给我妈裹过两次小脚，都被她偷偷拆掉。看她实在不愿裹脚，也就不勉强她了。可这次居然摔折了腿，姥姥气极，第三次为她裹脚。

      后来还是被倔强的妈妈偷偷扔了裹脚布。只可惜她的一双天足，已被折腾得不忍目睹。

      别看我妈个子小，却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12岁那年，她做了件既危险又了不起的事：护送一位肺部感染、命悬一线的八路军伤员去后方医院。

      年轻的八路军伤员从头到脚盖着破棉被，躺在马车上，要过二鬼子把守的关卡。

      地下党人把我妈头发剪短，脸抹上锅灰，扮成男孩。她和一位老人坐在车上，快到关口时，老人在她背后拧了一下，她手里拿着半块馍，假装大哭。二鬼子见状命他们停车，她不理，哭得更凶，抹着眼泪说：“爷爷打我，非要把我的馍给俺哥吃，他得了肺痨……”话没说完，二鬼子连忙捂鼻挥手，叫他们快走。就这样，他们心惊胆战地蒙混过了关，顺利把小战士送到后方医院。

      所谓后方医院，就是临时搭建的大帐篷。

      她在帐篷里见到一位大胡子医生，接收了她的“哥哥”，并很快做了手术。后来才知这位大胡子就是令人尊敬的白求恩大夫。在我妈见到他那年秋天，白大夫不幸以身殉职。

      盘查行人时，他们还亲手捉过好几个汉奸。

      我妈说，那时人虽小，恨汉奸却都是咬牙切齿的。有一次捉到个又瘦又小的汉奸，她就把外面的长裤子脱下来，扎紧两个裤脚，套在汉奸头上，用最大力气把他扔到河里。

二. 更名换姓参加八路军

      见日本鬼子和日伪汉奸在祖国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5岁的妈妈心里，燎原般燃起加入革命队伍的念头。

      1940年5月，她跟着一位大她三岁的邓姓姐姐去参军。那女孩说：“你不能用闫崇义这个真名报名，是汉奸告密，会株连家人。干脆你随我姓，叫邓秀贞吧！往后咱俩姐妹相称，碰到二鬼子盘查，就说姐俩回娘家。”

      从此，闫崇义这个爹妈起的真名渐渐被人淡忘。漫长革命生涯里，她早已锤炼成一名秀丽而忠贞的战士，这名字倒成了贴切注脚。

      当年我妈个子小，被招兵干事一口回绝。可她铁了心要参军打鬼子，赖在那儿软磨硬泡不肯走。她这股倔强劲儿，深深打动了旁边一位首长，总算把她收下了。

三. 从不掉队的红小鬼

       矮小精干的妈妈留着一头短发，活脱脱一个假小子。她被分到卫生队，随军行动。

      那时，聂荣臻元帅是他们旅的政委，我妈是卫生员。

      聂政委看我妈个子最小，却总跑在前面，就特别爱跟她开玩笑。他掀起我妈的军帽，问她：“小凳子（昵称），你到底是男是女？”我妈听罢，总假装生气地反驳：“你本来就知道，还明知故问！”惹得聂政委朗声大笑。

      八路军是小米加步枪，根本没法跟有飞机大炮的鬼子正面交锋，只能以游击战为主，打一枪换个地方，行军成了家常便饭。

      行军时会碰聂政委，见她背的东西太多，他就爱惜地招呼：“小凳子，快，从马屁股这边跳上来！”她就被聂政委拉到马背上蹭一段路。

      后来，我妈在许世友将军曾任团长的团里当卫生员。

      行军走平路还好，过壕沟对矮小的她是难题。倔强的她，就算连滚带爬也不求人。

      这狼狈相被许团长看在眼里，往后每遇壕沟，碰见了二话不说，就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拽着她跃过去。

      每逢打胜仗，许团长见到我妈，总是亲切地叫她‘小不点’，还爱撑开五指，用大手掌捏住她的脑袋瓜转圈圈。妈妈说起这事总疑惑：“是我的头太小，还是他的的巴掌太大？咋一只手就能让我溜溜转呢？”

      行军打仗的日子苦，当官的却没架子。记得许团长爱人带孩子来部队探亲，带来好多好吃的，就叫上我们一起吃……

      每当妈妈回忆起老首长、老战友对她的好，眼眶里总噙着泪。 

      回忆是暖的，可只有她自己知道，32码的脚穿34码的鞋行军，要遭多少罪。但不服输的她硬是不落伍，和男子汉一起攀山越岭急行军——除了背和别人一样的装备，她还多一个大药箱。赶上来月经，更是苦不堪言。

      要不是我来例假，妈是绝不会说这些事的。

      我初潮时，妈妈用几张粗毛纸折成条头糕状，用布条缠住两头拉直给我。我说这硬邦邦的会割破腿，妈说：“这已经很好了。我当兵时用的是麦草，用绳子缠一下就对付。要是赶上急行军才麻烦，大腿根磨得血淋淋，还不好意思说。”但她从不掉队，只有一回例外。

      妈妈说，那是个傍晚，部队急行军穿过一个惨烈的战场。地上横七竖八躺满尸体，只能踏着间隙前行。她越走越慢，鞋不合脚——平日往鞋头塞点棉布还能凑合，这次不知怎的，脚踩在黏稠的地上吱吱作响，走几步鞋就掉。蹲下去拔鞋才发现，根本看不见地面，全是厚厚的紫黑色人血，真就是血流成河，一点不夸张。

四. 战地百灵鸟

     妈妈的老战友说她爱唱歌，嗓子也特别好，都叫她战地百灵鸟。

     我也特爱唱歌，略懂一点技巧，便问她是不是用大白嗓唱。妈妈说：“我哪懂这些，就是拼命唱，行军路上唱，病床边唱。只要他们爱听，我就用心唱给这些最可爱的人听。”

     我妈说，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唱歌，扯着脖子喊《咱们工人有力量》，唱得脸红脖子粗的。老师说：“你唱歌干嘛用这么大的劲儿啊？要轻轻唱”。她答：“习惯了。那时我们唱歌就是拼命喊，要鼓励战士上前线多杀鬼子，送战友上战场，常是有去无回啊！心情既难过又激动，能软绵绵地唱吗？”

      1942年，日军纠集日伪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四次疯狂大扫荡，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到处杀人放火，偷袭后方，企图摧毁根据地。

      为减少损失，五旅后方医院的重伤员都转移到山洞长期隐蔽。能用得到的东西都往洞里搬，人人身上挂满大包小包，妈妈更是要被包裹淹没，却还抢过走不动的14岁小战士初守泽肩上的东西背。

      这是妈妈病故后，我在她老战友初守泽的回忆录《岁月往事》里读到的。书里好多感人故事，妈妈从没跟我讲过。

     “勤劳朴实的秀贞姐”一章里写：他们隐蔽的山岗有两个大山洞，三个护理员要照顾几十位重伤员，工作极其繁重，除了换药、护理、消毒、洗敷料，还要挑水、挑饭菜。

     初叔叔还写，伤病员心情不好时，会请秀贞姐唱歌，多是革命歌曲，有时也唱家乡小调。战友们夸她是好歌手，会唱的歌三天三夜唱不完。

      他深情描述：“秀贞姐站在山洞前，面带笑容，挺胸抬头，在微风中像只快乐的百灵，放声歌唱。

‘共产党呀像太阳

东方升起大地照亮

他似人民的指路灯

指向共产主义方向

毛主席呀真英明

人民舵手他来当

不左不右道路正

不怕无情大风浪

八路军呀真英勇

杀敌冲锋齐上阵

保国保民保家乡

将日寇消灭光

人民热爱子弟兵

军队爱护老百姓

军民亲似鱼和水

胜利欢聚在一堂’”

     妈妈在世最后一年，我陪了她365天，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可我居然不知她这么会唱，妈妈真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宝藏。

     她走后，不知还有多少故事随她飘逝了。

五. 为伤病员甘愿付出所有

      在山洞里，护理工作异常艰苦，白天自不必说，晚上睡觉也始终紧绷着一根弦。他们从不脱鞋，时刻准备照料伤病员。

      伤员有的断了腿，有的折了手，半夜起夜只要一声招呼，她就一骨碌爬起来，给伤员喂水或接尿，再把尿液倒到离山洞较远的地方。尿盆没水冲洗，她提着回到山洞，摸黑找到自己的地铺，将尿盆一扣当枕头，倒头就接着睡，嘴里还自言自语：“哎呀，真骚，真骚……”没念叨两遍，就呼呼进入了梦乡——实在是又困又累。

      我说她：“妈，你也太能凑合了，这么臭，不会把尿盆放洞口啊？”

     我妈回说：“战士们要小便，黑乎乎的再跑到洞外，来不及，再说，真是累翻了。有时我们也用棉鞋当枕头，反正怎么方便怎么来，顾不了那么许多了。”

     白天，他们除了给伤员换药、喂水喂饭，还要清洗消毒镊子、剪刀、绷带等。

      清洗的地方在离山洞半里多远的山沟。寒冬腊月飘着雪花，小河结了冰，就用石头砸出个小洞，在冰窟窿里清洗。两只手浸在刺骨的水里，有时冻得裂开口子，鲜血直流，我妈照样哼着歌，抢着干。

     白天稍微得空，她还要给伤员讲笑话、唱歌，好分散他们肉体上的痛苦。

     我妈的一个老战友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你妈呀，男的都比不过她。我们打孟良崮时，前线送来个伤员，捂着肚子在担架上翻滚，咬着牙直哼哼。护送的人说，他小腹被枪弹击中，没法小便，尿憋在膀胱里又痛又胀，难受得厉害。你妈一听急坏了，连忙跑去问医生：‘尿不出来人不是要憋死吗！怎么才能救他？’医生说没别的办法，只能把尿吸出来，可咱们没设备呀！你妈听完，扭头就跑回担架旁，蹲在一边拉开伤员的裤子，就用嘴大口大口地吸，一边吸一边吐。吸完之后，那个战友才算安静下来。”

     后来我问妈：“你怎么会想到用嘴去吸，不觉得恶心吗？”

     我妈回答：“当时啥也没想，就看着他那么痛苦，只能这么做。唉，后来这位战友被送到后方医院，也不知道有没有救活？”

     这事还是她的老战友告诉我的，她自己从来不提及。 

     不过妈妈倒给我讲过另一个故事。

     有个比她大不了几岁的小战士，长得高大帅气，还是个富家子弟。据送他来医院的人讲，他因为害怕上前线，狠心朝自己大腿开了一枪，幸亏那一枪离主动脉还有点距离，不然就救不活了。

     我妈说，那时候对逃兵的处理十分严厉，抓回来先批判后枪毙。像他这种自残的，还算不上逃兵，只能算胆小怕死、革命意志不坚定。他虽然有伤，还是受了批判和处分，没到枪毙的份上，就安排和前线下来的伤员一起疗伤。大家都不搭理他，也没人愿意给他换药，只有我妈去安慰他。

     平日里一言不发的他，看到我妈就像看到救星，跟她说：“秀贞，我绝不是自己开枪打自己，是不小心走火。我怎么说，他们都不相信，你相信我的话吗？”

     我妈就是心软，听他一说连忙回答：“相信相信，你就是枪走火，不是自己打自己。”

     他被定性为自残后，枪被没收了，又说：“我要是有枪，就朝自己脑袋开一枪，反正说不清了，大家都看不起我，背着个胆小鬼的臭名，活着有啥意思。”

     其实他跟领导交代时，一直说的是擦枪走火。我妈不但自己信了，还跟别的战友解释，说他不是自残，是走火。在妈妈的劝说下，这个小战士渐渐走出阴霾，笑容重新回到脸上。后来他重返战场，用实际行动洗刷了不白之冤。他万分感谢妈妈的信任，说是我妈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我仰视着衰老的妈妈，佩服地说：“那时你连20岁都不到，怎么就那么聪明呢？真的是你给了他第二次生命！那后来呢，他怎么样了？”

     妈妈说：“后来怎么样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听说他打仗还挺勇敢的。”

六. 与死神的六次过招

     我妈是属猫的，一生中能数得上来的，就有六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被扔进过死人坑，喝煤油自杀未遂……童年的苦难早让她对死亡没了惧色。尤其成为有信仰的共产党员后，无论战争年代面对残暴的侵略者，还是和平时期遭遇来势汹汹的肿瘤，她都无所畏惧，视死如归。

     1941年在山东参军时，正值抗战最惨烈的阶段。她作为战地护士，跟着打游击的部队在密林山岗间与敌人周旋。亲眼见许多出生入死的战友瞬间天人永隔，难过之余，总说自己命大。

     有一年，日本鬼子进村扫荡，端着刺刀狂叫着冲进临时医院。她刚从后窗递出最后一副担架，自己扒着窗户要跳时，被鬼子一把拽住衣服——拉扯间露出里面的花棉袄，小鬼子兴奋大叫：“呦西，花姑娘的有！”她扭头一看，是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正死死拉着她。说时迟那时快，她攥紧拳头狠狠砸向对方的眼镜，镜片瞬间崩飞，鬼子痛得松了手。趁他在地上摸索的功夫，她纵身跳窗，拼命往后山跑去。屋里又冲进几个端枪的日本兵，朝她奔跑的方向砰砰乱枪，幸亏山丘挡住嗖嗖飞来的子弹。可跑过一个山凹时，一颗子弹“啪”地钻进后脑下方的枕骨大孔，竟嵌在那儿没再深进——若再偏毫厘，她可能就此壮烈了。

     妈妈腿上也留过弹痕，这些都是她参加惨烈战斗的军功章。

     她幸运闯过解放前的枪林弹雨，解放后又多次与死神过招。

     抗战胜利后，她被选送白求恩医学院，1949年11月毕业后任济南市邮电疗养院药剂师。随干部南下调到省邮电管理局时，药品紧缺，药水药膏常需亲手调制，试药时她总当仁不让。一次试药，因用了没洗净的青霉素瓶，有过敏史的她当场晕厥，险些送命。

     艰难岁月的长期熬煎让她身体亏空，40多岁就患上肝硬化。

     50多岁时，她上班时突然昏倒，连续高烧不退。浙一、浙二专家会诊为肺癌晚期，宣判生命只剩半年。我们藏不住悲伤，妈妈从眼神里读懂了，却比谁都镇定，反过来安慰我们。医生走后，她让我把所有药扔掉，泰然道：“不用瞒我，我知道是肺癌。这药伤肝肾，我不吃，吃了也未必好。”我拗不过她，只好依她。

     住院一个多月，她的病房门口总排着长队。探视者里有同事，更多是病人，有人从千里外赶来见她“最后一面”。

     可这来势汹汹的死神偏碰到了硬茬，欺软怕硬的它只好望而却步。人家都说医生最不讲养生，她药不吃、补品也不沾，一年后，被专家判了“死刑”的妈妈竟硬朗朗地上班了。

       其实我知道，打仗时见多了生死，她早已看淡。正是这份方生方死的淡然，帮她闯过一关又一关。

       第六次脱险，只能说命大。

      1985年8月18日哈尔滨太阳岛沉船事件，238名乘客落水，仅67人生还，171人遇难。

      我父母是亲历者。他们排了一个半小时队，正要登船时，几个心急的人过来商量，想先上船。好说话的妈妈立刻同意了。就因这习惯性的善行，爸妈躲开了生死劫，眼睁睁看着那艘船沉了下去。

七. 仁义佛心的活菩萨

      妈妈四十多年前就登记了遗体捐献，说“可用的器官统统割走”。当年我们一家三代登记捐献眼角膜时，她拒绝记者采访，理由是：“我的战友连活体都捐了，我们做的这点事算什么？”

      妈妈溘然长逝后，我们遵照彻底唯物主义者妈妈的嘱托：没戴黑纱，没点蜡烛、香，甚至让她赤脚西行——这都是她生前遗愿，她说天堂干净，不穿鞋更自在。

       她病逝后，当浙江大学医学院的白色灵车接老人家去做“无语良师”时，一位老邻居双手合十，笃定地说：“我看到五彩佛光笼罩着外婆，外婆就是一尊活菩萨啊！”

       按约定，她的眼角膜先由邵逸夫医院取走。后来医院反馈，说老太太的眼角膜很好，留在那边给学生上课用。

       我们谨遵妈妈遗愿，虽满心悲伤，却也深感欣慰，为仁义佛心的妈妈骄傲。

      来家里拜谒的人，对着小花丛中的遗像，有的含泪深深鞠躬，有人跪拜，头磕得梆梆响。

      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每天都上演着生与死的故事，而鲜血是连接生命的纽带。

     战区医院规定每人每天献血不得超过400cc，且一个月内不能再献。可妈妈上午刚献完，见伤员多、存血不够，下午就偷偷跑到另一个采血点再献，还常隔二十几天就去一趟。每次献血后医院给的10个鸡蛋、一包红糖，她自己从来舍不得吃，全送给伤员。我问她为啥不补补，她总说：“这点血算什么？战士流的血比我多得多，他们更该补。”理由充分得不容反驳。

      心血来潮时，她偶尔会讲起打仗的事，满是战争的惨烈与悲壮。

      她说，临时医院里的战士，不是胳膊伤了就是腿被炸断，有的只剩一点皮连着。更让人难过的是，有些战友才十七八岁就牺牲了，她和战友们能做的，就是把他们擦拭干净，穿上自己舍不得穿的新袜子——那时一年只发两双新袜，我妈的袜子都让牺牲战友穿走了，自己就穿他们洗干净的旧袜。这或许也是她遗嘱“赤脚升天”的另一个原因，是战争年代养成惜袜的习惯。 

      她心里全然没有自己，甚至没有小家，对病人却好得没界限。

      在医务室工作时，服务对象是三班倒的职工，有人下班后来看病，医务室已关门，他们就提出能否延迟一两个小时？但谁愿意到了下班时间还延迟不回家呢？基本上又是我妈推迟回家了。

      不管是开处方、换纱布、配药、打针，她全能。

     有些脚烂、腿生疮的老人，怕白天遭嫌弃，专等晚上来找她换纱布，因为知道她为人和蔼，从不给他们脸色看。

      有的职工便秘得厉害，那时没手套，她说可用小棍子、棉花签代替手指，却又怕弄痛人家，就直接用手指帮着掏。

     她还常把病人领回家，因为单位下班了，她的服务却没下班。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下班一刻钟的回家路，她常能走上两个多小时。

      我同学田明的奶奶多年瘫痪在床，她就自学针灸，每天下班先去扎针；除此之外，她还要管许多闲事，谁家有纠纷、难事，夫妻吵架，孩子调皮捣蛋，都爱找我妈谈心，她总是耐心调解，想法解决。

      1970年，她单位有两个同事去世，孩子还在黑龙江插队。为让知青后代顺利返城，她跑知青办、劳动局、到接收单位游说落实，不知跑了多少路欠了多少人情，最后总算把这两个孩子安顿妥当。

      三十多年前，有个年轻人犯了经济大案，可能判死刑，他父母找到我妈。她动了恻隐之心，觉得罪不至死，该给改过机会。为这个不相干的孩子，去相关部门说情，法庭最终同意退款减刑。年轻人父母筹钱时，她二话不说就把家里存折给了人家，银行打电话提醒取款会损失很多利息，她只说“我知道”。

     武汉新冠疫情时，她一边捐款，一边叫我们给她剃光头，嘴里还念叨：“小勤啊，我要是年轻二十岁，就去武汉。”

     我问，你去了能做什么，她说：“大忙帮不上，护理还是行的。现在年纪大了，人家不要我，剃个光头表表决心。”

八. 克己奉公的共产党员

     妈妈说，共产党员就该像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952年7月，组织安排她到省邮电管理局任工会主席，被她一口回绝：“我要下基层，我学医的，在诊疗所当药剂师最合适。”后来邮电医院成立，推荐她当院长，再次被拒。这位白求恩医学院的毕业生、老革命，就在小小的诊疗所干到退休。

      三次全票通过的加薪晋级机会，她都让给了同事——那个年代加工资指标，仅占全体职工的3%，多少人求之不得。姥姥虽一向支持她工作，这时也忍不住念叨：“哪有你这样的傻瓜，该拿的钱都不要！”可姥姥心里清楚，妈妈这性子，原是随了自己。

     和她一起干革命的老战友，起码都是省、厅级干部，她却在基层卫生所做“全职医生”，扑心扑肝，乐在其中。

     很多高级干部是她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别人想尽办法攀附，她从不为子女开口谋私利。她一贯公私分明，子女没一人“沾她光”；可给单位里勤杂工、挂号员、后勤员这些所谓“没门路”同事的孩子安排工作时，她却一趟趟跑市、省相关部门，费尽心思。

      原副省长赖可可也是她的老战友，对方居官时她从不打扰；文革中赖可可被打倒，满街都是诬陷他的大字报，旁人避之不及，她却上门安慰——她不信这位打仗勇敢、为人正直的战友是坏人。

     老革命每年有去风景区疗养的机会，可带一名子女，她一次都不去，说：“钱要花在刀刃上，国家还有那么多穷孩子，我不浪费这个钱。”

     一次老干部局通知，省里下文批准两位老革命享受副省级待遇，她排在第一位。可她连说三个“不要”，还是孩子们去办理，才以副省级待遇离休。

     严格说，她不算“克己奉公”的人，因为她根本无须克制私心。艰苦的战争年代，让她养成了一切为公的习惯：自己省吃俭用，对别人却慷慨大方。她常说：“真正的英雄都埋在地下，我们幸运活下来的，就该贡献所有。”

     她的节俭像是与生俱来：勤于刷牙、泡脚，生命最后一句话还是“刷牙刷牙刷牙”；可一年只洗两三次澡，用阳台上晒热的“太阳水”。

     病故前两天还念叨：“小勤啊，我老不洗澡，身上的味儿，医学院学生得用多少福尔马林才能洗干净？”其实她多虑了，常年“蜕皮”似的新陈代谢让她皮肤洁白光滑，膝盖细腻得泛着白光——她总爱抚摸。

     一辈子没进过理发店：战争时期战友给剪，后来是姥姥、爸爸，再后来是我。

     对别人来说，早退休早享福，可对她而言，离开心爱的事业让她万分失落。回家后就给单位打电话，想找个临时工做，哪怕体力活也行。领导以为她帮别人找，问“那人”能不能做清洁工，她一口答应。第二天领导见来的是她，大吃一惊：“哪敢让离休老干部做清洁工！”她大笑：“我离休了，但不是‘老干部’，为啥不能做？不要工资，就是在家呆不惯。”

     后来她被安排到图书馆，每月60元，是“买鞋钱”，她才收下，干了四年，拖地板、扫厕所啥脏活都抢着干。第三年单位辞退临时工，唯独留下她——她连60元都不要了，白干还不成？

     老战友实在看不下去了，说她“丢身份”，她反问：“共产党员算什么身份？”

      第五年，有单位找看门人，附带烧开水、热饭，每月几十元，问她愿不愿意。她一听就乐了：“我就想住在单位里。”这一干就到70岁，才算真正离休。

      在那儿住的十几年里，从不做家务的她成了“管家婆”：清洁工、烧水工、看门人、传达员……谁有困难都找她。捐款时别人捐50，她捐100；谁没带菜，就吃她的。

      单位在山坡上，特地买了翻斗车运垃圾，她每天推满满一车下山，天寒地冻也会出一身汗，十几年如一日。老朋友来看她，她指着翻斗车笑道：“现在领导都有专车，我也有啊！”

     这辈子只用过两次单位专车，还都不是为自己。

     她有很多捡垃圾的朋友，早早就实行垃圾分类，把有用的都送给拾荒者，还说：“你们是做好事，没有你们，城市就成了垃圾场。”

     我也一样，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我妈就是这样与众不同的人。

     后记

     邓妈妈家住六楼，楼梯台阶又窄又高。

     她走后，我去祭拜，虽拜谒太迟，却也感到些许欣慰。花丛中，相框里的她朝我微笑；书桌上，我写的长篇小说《中国第一病》正翻开着，上面放着她常用的放大镜……整间屋子仿佛都浸着她的气息，好像她只是去医学院上班，傍晚便会归来。

     她家的简陋令我惊讶，仅比毛坯房好一点。石灰涂墙，塑胶铺地，家具陈旧得扔在路边也无人问津。

      小勤告诉我：“半夜里，我妈常站在窗口张望。我奇怪地问她看什么，她答：‘我在看启明星。我们行军打仗，就是看星星定时间的。’”

     其实，她的陋床对面，就挂着个大大的圆形钟。可战争年代刻进骨血的习惯，她守了一辈子——那束穿透暗夜的星光，早成了她生命里不会褪色的坐标。

2022年1月1日初稿

2025年8月22日定稿

赵玉泓（中国泓）。曾出版长篇小说多部，在《扬子晚报》《广州日报》全文连载。

主编报告文学《战胜乙肝》。

出版诗集、漫画书和童话长篇小说各一。

现为浙江省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英国文学》签约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