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如灯

       王瑜

      案头的灯亮着，昏黄光线斜斜落在方格稿纸上，纸面泛着柔和的白光，我翻检旧文稿时，一叠泛黄信笺从纸堆里滑出，最上面那张的页眉处，红钢笔的圈点早洇透纸背。那抹红忽然在眼前跳跃，像簇燃烧的火苗，恍惚间便将我拽回南昌城八一广场旁，省电台那座二层楼房里。

一九九〇年的南昌，初夏总裹着雨丝。记得那天上午，雨把营区的树洗得格外翠绿，一辆吉普车停在营房前，下来位一杠两星的中尉，中队长当即迎了上去。那时我刚满二十岁，扛着上等兵肩章，还带着未褪的新兵稚气，闲时爱写点东西，曾根据中队日常生活，写过一篇关于士兵勤俭节约的短讯登在支队政工通讯上，竟被政治处的胡干事看中，作为“新闻苗子”培养，推荐去省电台跟班学习新闻采写业务。

胡干事正和中队长攀谈，我在楼上参加中队每周政治学习，忽然听见中队长在楼下喊我的名字。我应声跑下楼时，他笑着对我说：“快收拾日常用品，去省台学新闻。”我腾腾冲进宿舍，匆匆打好包后，跟着胡干事钻进吉普车。车刚启动，他拍了拍我的肩：“支队要把你培养成报道员，去专题部跟周老师学。周老师可是省台的‘笔杆子’，好多人想拜师都没机会，你要好好学。”

我只兴奋地点点头，沉默无语。

车子驶过八一大道，我的心又慌又热，手心全是汗。帆布挎包里塞着偷偷写的几首小诗，纸页早被攥得发皱——在此之前，我对“新闻”的认知，不过是读报栏里方方正正的铅字。

司机按响喇叭，车子缓缓子驶进大门右侧停靠好，打开车门胡干事带我走进那座楼房，沿着阶梯上了二楼，脚踩在木板上“吱呀”作响，在安静的走廊里回荡。我盯着每间办公室的门牌看，在前面几步忽然听见胡干事喊：“周老师。”

我紧跟着进入专题部办公室时，见一位穿淡黄色拉链衫的中年人，头发梳得齐整，眼神明亮，说话却温和。他是我的跟班学习老师周围，一见我笑着走过来，声音裹着初夏的温润：“小王来了。”后来才懂，那抹笑里藏着智慧与谦和的力量。

专题部在二楼北侧，办公室里摆着四张桌子，分别坐着不同口的老师，周老师接收的是政法口来稿。他的桌子在进门左侧，桌子右边堆着几本省报合订本，牛皮纸封面上的报头和年月清晰分明。这里还有位早来一周的小黄，也是从部队来的，见我进门，忙从椅子上站起来，军裤膝盖处还留着训练磨出的白印。

周老师给我们泡了两杯茶，看着玻璃杯里的茶叶沉到杯底，才开口：“新闻说到底，就是记录生活里真发生的事。你们从部队来，最该写的就是身边的兵。”他翻开桌上的《新闻写作入门》，红钢笔在目录页上画了道横线，“先学写消息，就像部队的口令，要干脆、要准，一句废话都不能有。”

刚开始的日子，我像在雾里走。对着稿纸发呆，连“本报讯”三个字都要描好几遍才通顺。周老师从不说“该怎么写”，只把我的草稿铺在桌上，让我坐在旁边。他红钢笔尖轻轻点着纸页：“‘战士们斗志昂扬’，不如写‘一班副小肖的绑腿磨破了，还喊着再冲一圈’。”他指甲剪得干净，指尖在“磨破”二字上顿了顿，“新闻要少用形容词，多用动词，才能让人触摸到事情的细节。”

我第一次见报的稿子，是篇不足三百字的短讯。那天我蹲在营区训练场边，看新兵练擒拿。有个小个子列兵由于对方出手过快，来不及反应，被对手一拳打在鼻尖上，顿时血顺着下巴流，却一声不吭。直到训练结束，他忍着疼用手抹了把脸，神情坦然。卫生员跑过来时，他还笑着摆手。

这个细节被我写进稿里，周老师在这句话旁画了个小小的五角星，红墨水痕迹里，能看出笔尖停顿的轻颤。稿子见报那天，胡干事特意从支队赶来，攥着省报在专题部走廊里逢人就说：“这是我们支队的兵写的！”我躲在周老师办公室，盯着报上自己稚气的名字，却见他对着稿子出神——红钢笔在“用手抹了一下血迹”旁，又添了行小字：“再写他抹血迹时，血顺着指节滴在地上，砸出朵朵小血花，情景会更生动。”

六月的南昌，雨下得绵密，专题部屋檐下挂着长长的雨帘。周老师开始带我们去采访，每次出发前，都要我们在笔记本上列提纲，最后一条永远是“预想三个意外”。有次去采访抗洪归来的官兵，我提纲里写满“英勇无畏”“舍生忘死”，他看完在文稿笺页边画了个问号：“你想想，战士们在水里泡了三天三夜，上岸最想做什么？”

那天采访在临时帐篷里，果然出了意外——原定采访的指导员突然发高烧，换成个刚满十八岁的新兵。我握笔的手开始抖，备好的问题全堵在喉咙里。周老师坐在旁边，轻轻敲了敲我的椅背。我忽然想起“三个意外”，深吸一口气问：“你现在最想吃啥？”

“想我妈包的鲜肉饺子。”新兵挠着头笑，军帽下的额头上还留着蚊虫咬的红点，“抗洪时趴在橡皮艇上，总闻见水里的泥土味，跟我家菜地雨后的味儿一样。”这句话后来成了通讯的开头，周老师用红笔在旁边画了道波浪线，批注就两个字：“接地气。”

年终总结时，我的名字出现在支队表彰名单上。当胡干事把烫金证书递到我手里时，我想起那些被周老师修改过的稿子忽然涌上心头。他改过文稿的纸片上，连同每个标题都标着日期，红笔痕迹里，一段段采访的画面清晰如昨。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九九一年冬天，我退伍离开部队，离开南昌。退伍证照片里，我的肩章已换成中士。离开前我特意去省电台向周老师告别，幸好他在办公室。听我说要退伍，他愣了一下，从抽屉里翻出一支钢笔和几本新闻书塞给我：“没别的，送给你作纪念，下次到南昌办事，来找我。”走出办公楼，我们俩在八一广场合了张影，冬天里的广场，在阳光下透着暖意。

回到家乡后，我在镇政府工作，还兼做新闻报道。报到那天，党委书记看着我带去的剪报本，指着院里的梧桐树说：“乡镇的事比部队琐碎，但道理一样——得写老百姓心坎里的话。”我想起周老师教的“细节”，开始在田埂上追着老农问收成，在村委会的电灯下记台账，把带着泥土味的故事，变成铅字。

一九九八年夏天，镇上遭了特大暴雨。我跟着镇村两级干部去抢险，在乐安河堤上守了七天七夜。当最后一袋沙土堵住管涌时，天已蒙蒙亮。村支书蹲在浑浊的洪水里，从怀里掏出个塑料袋，里面裹着半块没吃完的馒头。这个场景突然让我想起南昌抗洪时采访过的新兵，掏采访本时，发现笔袋里还装着周老师送的钢笔——离开南昌前，他把笔塞给我：“笔是兵的枪，得常磨。”

往后十多年，白天忙农村工作，晚上就把镇上的新鲜事写成稿，投给省、市级报社。笔耕不辍，见报的稿子多了，获奖证书也攒了满满一抽屉。二〇〇三年秋天，我写的《敢叫荒山变果园》在全国征文里获奖。去北京领奖那天，特意穿了身熨得平整的新警服。站在人民大会堂领奖台上，望着台下，忽然觉得头顶的聚光灯很眼熟——像极了周老师办公室窗前的阳光，不慌不忙落在稿纸上，把每个字都照得暖融融的。

后来去南昌出差多次拜访周老师，有时由于时间急来不及拜访，路过那座楼房时，我总会让司机开慢点，隔着车窗望过去，阳光洒在红砖黑瓦上，那楼里留点燃了我的青春梦想，以及那些充满激情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又在脑海里清晰回放。

如今周老师已退休了。前几年去南昌办事，我特意给他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时，他很激动，声音有点哑，却依旧温润：“是小王吧？前阵子在网站上看见你写的一线劳动者报道，细节抓得好。”

那一刻我竟说不出话。脑中全是他用红钢笔圈点的旧稿，那些被修改的句子，像列队的士兵，整整齐齐站在纸页上。原来有些光，看着弱，却能穿过好多年，照亮一程又一程的路。

返程路上，我翻开新的采访本，在扉页写下周老师那天说的最后一句话：“写作就像在黑夜里走路，总得有人先点起一盏灯，后面的人才能跟着往前走。”窗外原野上，冬小麦幼苗顶着薄霜，远处村庄的炊烟，像淡墨画在天边上。我忽然懂了，那些红笔修改的痕迹，从不是简单的纠错——是把光种进文字里，让它在岁月里生根发芽，长成一片能为后来人遮风挡雨的浓荫。

案头的红钢笔还在，笔尖的红墨水像凝住的火焰。我拿起它，在新稿开头轻轻画了个圈。那抹红里藏着师者最珍贵的礼物：不是教会多少技巧，而是让人相信，哪怕只是微光，也能照亮很远的路。

作者简介

王瑜，男，江西万年人。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乡村作家协会会员，现代汉字硬笔书法研究会会员，江西省硬笔书法研究会会员，全国农民报协会新闻文化研究会会员，上饶市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人才研究中心会员，北方艺术创作中心特约创作员，县市经济发展宣传与调研办公室调研员，《九头鸟》杂志特约撰稿人，《中国诗歌开发报》特约编辑等，曾任中国企业新闻网温州频道副主编兼总监，《中国新农村》杂志温州专刊副主编，《江南视野》杂志责任编辑，先后在《人民武警报》《江西日报》《妇女之声报》《作家新一代报》《都市作家报》《工人晚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多篇，并多次获奖。著有诗集《橄榄绿情思》《一雨锁江南》。现任《中国乡村》杂志江西选稿基地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