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气纵横的“浪子宰相”——李曾伯

陈宝明

善权寺是宜兴历史上最久远的寺院之一。它不仅是传扬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梁祝传说”的重要遗存地，号称皇家古刹禅院，凭借1500多年的历史底蕴而享誉大江南北。它淌过漫长岁月，曾有过辉煌，也遭受过毁废。可以说，它在宜兴佛教文化中的地位，是其他寺院无可替代的，在梁祝文化的产生、发展、影响方面的作用，也是其他寺院无可比拟的。

据史书记载，善权寺是在“祝英台故宅”基础上，由皇家兴建的。这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齐高帝萧道成和齐武帝萧赜在建元二年（480）始建，历经3年建成。唐代梁载言《十道志》记载：“善权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宋代史能之编纂《咸淳毗陵志》说：“碧鲜庵，字在善权寺方丈石上。”又云：“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可见，善权寺成了古人的读书圣地，与“梁祝传说”有着密切的情缘，具有厚重的人文色彩。

继李蠙、李纲后，与善权寺有着深厚的缘分的第三人是宋代才气纵横的李曾伯。

李曾伯（1198—1268），字长孺，号可斋。原籍覃怀（今属河南省沁阳市），赐同进士出身。他生活于南宋中晚期，历经宁宗、理宗、度宗三朝。他于宝祐年间考中进士，历官濠州通判、湖南安抚史，南宋淳祐年间为相，入观文殿大学士。淳祐十年（1250），他出任京湖制置使，是高达、王登的上司。他以文臣主军而闻名天下，有“文人知兵”“浪子宰相”之称，颇有政声，著作有《可斋类稿》等传世，他是一位才气纵横、天资聪慧的名臣、词人，令无数人钦羡。

李曾伯少年时，寓居善卷寺借榻读书，出仕后，逐渐成为朝廷重臣。初赴官前，善卷寺长老拟扩建殿宇，他捐出俸禄，待到重来善卷寺，长老圆寂，殿宇已建成。

《荆溪外记》载，善权寺在宣和年间（1119—1125年）称崇道观，南宋建炎元年（1127）高宗帝诏复为“广教禅院”。宝祐四年（1256）九月，大学士李曾伯具状奏请拓修寺宇，请赐名“报忠寺”。理宗帝赵昀准敕拨赐，遂命江陵府二圣寺福岩佑禅师开山住持，重加修葺。咸淳元年（1265）夏，建康（金陵）蒋山首德珍代住持，即营造善权寺禅堂，次年落成。李曾伯撰写的《善卷禅堂记》云：“观公气运，异日必阶政路。善卷乃浙右之佳山水也，他时宜请作功德院。”

南宋高宗建炎初，在徽宗政和年间就任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宰相）的李纲回到宜兴，兴修善卷寺。明代善权寺住持和尚方策刻石立碑，其《善权寺古今文录》里面记载：二十四年后之宝祐四年（1256）九月，李曾伯昨御笔除资政殿学士、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特与执政恩数，又敕特赐同进士出身。即已遥谢御祇拜讫，遂奏请朝廷；遂到常州府宜兴县管下善权山“广教禅院”，改以“报忠寺”为额，永充本家功德坟寺……其寺内空间地段，不许外人攒葬侵占及不许于近寺去处焚化棺榇。并求朝廷颁赐敕牒，“仍令本州出给板榜，付本寺钉挂，约束施行”，“伏候指挥，牒奉敕，宜赐‘报忠寺’为额，牒至准敕。故牒”。

奏状说明，李曾伯《奏笺》请赐宋理宗赵昀，请善权寺改为“功德院”，也就是私家祠庙，可以减免租税，不受僧正司管辖。

李曾伯深深懂得兴学立教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认为复兴佛教、弘扬宗教对推动社会稳定和进步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当时封建礼教社会的大背景下，他永远怀着深情，排除主客观因素对人的制约，能够横下一条心，冲破重重阻拦，以唤醒愚昧的民众为己任，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十分眷顾宜兴，留恋善权寺，见寺内“僧堂褊陋，寒暑燥湿”，就积极主动精心遴选有道高僧来寺主持。他捐赀为倡，多方筹措，加上宋理宗准奏并赐匾额“报忠寺”，又赐款项，李曾伯就亲自着力对善卷寺进行了全面拓修。前后历时4年，不仅寺宇焕然一新，雄伟壮观，而且也保住了善卷寺内（含善卷山与洞）几千株古树名木。

在他亲书的《善权禅堂记》石碑中，是这样描述寺院修葺后的壮观的：“万瓦遴遴，宏壮雄伟。与此山长久。乃至明楼照堂，周回廊庑，及合用安众之器所需，无一不具，见者赞叹。”又说：“今也为日几何，厥宇鼎盛，山川为之精采，岿然一堂，永为天下英衲云聚海会之所，亦奇矣哉。”这方石碑，现已作为文物保存在宜兴周王庙内。

李曾伯有诗《初到善权香火院》云：“寺有宗盟几百年，洪恩新锡出尧天。三生香火前因在，一段林峦旧识然。华表鹤归今岂异，葛陂龙化古尝传。更须行脚江湖了，来结云山不尽缘。”后来又在《再游善卷宿福岩堂有序》云：“强健南游抱病还，鬓毛剥落足蹒跚。喜观云衲酬前约，莫听家僮说旧官。幸见如陵羞在陇，将期同愿老于盘。当家眉岩师拈出，全似三山石上看。”又有《善权奇观》说：“粤从融结此山川，现出人间小洞天。香火丛林千古盛，神仙窟宅自今传。品分三洞中犹宇，脉贯两岩下出泉。我自有缘聊乞取，万松阴里一牛眠。”他的千古诗句，字里行间喜用慷慨悲壮之调，抒发忧时感世之情。

情怀善卷寺，“愿学稼轩翁（南宋豪放派词人、将领辛弃疾）”，表达了他愿终老阳羡的愿望，引得后人跟帖不绝，《四库总目提要》称李曾伯：“才气纵横，颇不入格，要亦戛戛异人，不屑拾慧牙后。”

王鏊《善权寺古今录序》云：“咸淳二年，大学士李曾伯，加宏拓焉，此见于宋碑，可考者也。”

都穆《善权寺》云：“二里达善权寺。寺在国山东南，齐建元中建，盖祝英台之故宅也。门有榜曰：‘龙岩福地。’行松间数百步，泉上有亭翼然曰‘涌金’，小憩久之，复行上‘圆通阁’，左祀唐李司空蠙，宋李忠定纲，李学士曾伯及我朝周文襄忱，四公皆有惠于寺，而司空则义兴人也。”

王世贞《游善卷洞》云:“良久导至‘三生堂’，观祝英台读书处。”又云:“唐李蠙司空言，微时读书，见白龙从洞起，蠙后贵，寺所繇以建也。”

古宜兴县志载：“善卷有精舍。”在尧舜时，善卷老人饱读诗书，舜要把部落首领的位置禅让给善卷，善卷坚辞不受，隐居善卷洞，招收学子，授业解感。

元代倪瓒《游善卷寺》云：“来窥善卷洞，一上李公楼。”李公楼为善权寺藏经楼，曾先后为三李宰相读书处。

明代朱昇《李丞相读书处》云：“昔贤心性静，为客借僧堂。听法过苔径,拥书据石床。佛灯然两倍,僧饭煮泉香。虽自纡宋祖,幽期岂暂忘。”

相传古时创建善权寺殿堂时，雷震其处，柱有字者凡三，一曰“诗米汉”，一曰“谢钧记”，一曰“诗米汉谢钧之记”。入三生堂观李曾伯书匾。右偏石壁刻“碧鲜庵”三大字，即祝英台读书处，而李司空亦藏修于此。

又据长者述说，当时有胜义桥，在桥上建有桥亭，故与龙岩亭皆置亭匾，书写者为李曾伯。碧鲜庵乃梁山伯与祝英台读书处，至南宋初，庵或已不存，在原址上另筑李司空山房，旁立巨石，刻“碧鲜庵”三字，以示纪念。此三字相传为李蠙所书，但当年必是悬诸匾而不必勒石者，故书写者盖亦李曾伯是也。宋代史能之编纂《咸淳毗陵志》完成之际，即李曾伯辞世之年。《咸淳毗陵志》记载：“‘碧鲜庵’字，在善权寺方丈石上。”因无有落款，致未著录书者姓氏。今观李曾伯宰相《游隐山诗》《游龙隐岩题记》《全州道间》《抗元纪事碑》《襄樊纪功铭》等诸多石刻，字皆颜体，遒劲有力，端庄工整，章法严谨，故作此推测。

晚年李曾伯寓居善权寺，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李曾伯去世,享年70岁,葬于江苏宜兴善卷山, 后迁至无锡。

后人所称“三李”，即为“一姓转世”“三生轮回”的李蠙、李纲、李曾伯，后人在善卷寺建有“三生堂”以供祭祀用。与唐伯虎、文徵明、仇英并称为“吴门四大家”的沈周，在游览了善卷寺后，留下了一首《三生堂》：“唐颜书匾凤莺骞，云木阴阴宝地偏。一姓转身三宰相，三生完寺一因缘。闹蓝刊誓瞻遗石，禄米推恩感赎田。侭有人寻读书处,惟于忠定作潸然。”

遥想李曾伯少年时在善卷寺读书、撰写给皇帝的《奏笺》、捐赀、修葺寺庙、改名“功德院”、赐额“报忠寺”及保护山林树木等，这些伟大壮举正体现其对宜兴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洒尽心血见情真，意切报效读书处。如今我们肯定善卷寺的重要历史地位，一是因为它是我国最早开发的溶洞，二是因为它戴上了佛教溶洞的光环。

李蠙、李纲、李曾伯这“三李”，是宜兴一段宗教历史文化的见证者，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梁祝传说”直接的传承者与展示者。三李彪炳青史，也永远活在宜兴，并为宜兴留下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也必将影响着世世代代宜兴人的精神风貌。

当今，不仅要传承弘扬好，更要把“三李”背后所代表的“梁祝文化”历史，解说出来，传承出来，展示出来和宣传出来，让人们熟知宜兴这片热土，的的确确是一个值得深深热爱的地方。

 作者简介：

  陈宝明，男，1956年生于宜兴，字庭倬，号乐善，从事旅游景区管理工作，曾担任宜兴市张公洞管理处主任、善卷风景区管理处党支部书记。熟谙宜兴民间文化艺术，尤其对“两洞”“梁祝”文化的研究造诣颇深，曾有多件作品发表在全国主流媒体上，屡次在全国各类比赛中获奖。2021年出版的著作《漫话阳羡》有口皆碑，2024年出版《宜兴梁祝》书籍。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宜兴市徐霞客研究会秘书长、宜兴市华夏梁祝研究会副秘书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