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特发一组抗战题材的文章,日更一篇。虽是旧文,却赋新奠,以誌缅怀。“血祭胜利八十年,华夏重生谱新篇。”
世纪之赌
(小说)

三
特纳曾多次目睹日本战机追杀中国民航飞机,并疯狂扫射从起火的飞机残骸中跌跌撞撞四处逃命的无辜旅客的情景,因此他发誓要与日本人决一死战。
有一架C—53运输机遭到了日机的轰炸扫射,除了发动机只被打断了几根油管,还算完整之外,飞机其他的地方都被打得不成样子了。尤其是机身和机翼,被打得到处是洞,几乎就成了筛子。
发动机被修好了,可是那么多破洞没法补。于是,天生浪漫和富有想象力的美国人居然用口里的口香糖来补起了那些破洞!
飞机升空后,在强大气流的冲击下,那些香口胶纷纷脱落,高速气流灌进那些破洞,发出了一片杂乱无章、震耳欲聋的刺耳的尖啸声。
特纳就是驾驶着这架几乎要散架的C—53,歪歪斜斜地从香港飞到了昆明。

还有一次,他把一架被打掉了一只机翼的C—53换上了一只短了将近1.2米的C—52运输机的机翼,愣是从昆明飞到了重庆!
华捷与特纳的战斗友谊,是真正经过了血与火的生死考验的。
这种生死考验,并不是随便瞎吹的那种,而是千真万确的。在那漫长的度日如年的岁月,他们几乎是每天都在战战兢兢、敛息蹑足地从阎王爷的鼻子底下经过,在鬼门关上进进出出。
那一段时间,飞机摔得真多啊,三、五天就摔一架。后来改编成第十航空队的“印中联队”更惨,差不多平均一天一架!
指挥官不停地换,飞行员不停地补充,一批上去,没了;再上一批,又没了。再上!
队里的飞行员们谁也不认识谁。死亡,这个昔日可怕的字眼此刻在这里成了一个麻木的概念,一个仿佛没有意义的词汇。

有人挣脱了死神的魔爪,从驼峰九死一生地回来了,但表情恬然,看不到他们欣喜激动地庆幸自己活着。
一架飞机摔了,一个机组人员失踪了,没有人大惊小怪,也没有人悲伤,更没有人去寻找。因为根本找不着,就算是找着了也没有用。还没有一次有人能从那人迹罕至、野兽出没的原始峡谷里成功脱身的先例。
不时地有人默默地从飞行任务栏上取下一把刻有飞行员姓名的铝牌,把它丢到旁边的竹篓里。
久而久之,那个竹篓已经沉甸甸地快盛满了。
没有办法。当时,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官兵在前线与日寇拼命,血染疆场。中美政府不是没有看见驼峰航线的惨重损失,而是没有办法。
最高当局一再严令:不惜一切代价!哪怕还剩一架飞机、一个飞行员,那他就必须向驼峰前进!

飞机还好办,有美国政府。他们把大量的运输机,包括用轰炸机改装的运输机送到这条航线来,补充的速度超过了损失的速度,以至于到了抗战的后期,两个机队的飞机越摔越多,印中联队(美军第十航空队)达到了一千余架,而“华航”也拥有了近百架飞机。
飞行员成了大问题。有了飞机没有人飞也不行。
于是,就从学校大量招收大学、高中生;地面报务员成了空中报务员;地勤人员变成飞行员。
这还不够,又从战斗部队抽调飞行员。周明和泰戈尔就是这样来到了“华航”飞运输机。
但他们俩的命运皇天不佑,只飞了几个航班就“壮志未酬身先死”了。
周明是在飞第四个航班时由于机械故障摔掉的。
山谷中的导航台的无线电人员饱含热泪,清晰地从耳机中听到了他在殉职前喊的最后一句话:“弟兄们,替我们多杀日本鬼子!中华民族万岁!”
而泰戈尔更惨,仅飞到第二个航班时,就在驼峰最险的地段突遇恶劣气象,撞山了。

有路过的飞行员曾看到过那架摔掉的飞机,说,那架飞机只断成了两截,没准还有人活着。
于是,只要天气好,所有经过那条航线的飞行员都会降低高度,希望看见有人从飞机残骸里跑出来向他们招手。
但奇迹始终没有发生。
而华捷和特纳居然分别飞出了七百至八百个航班!还不算他们在一起共同飞的!
有人说他们所以那么幸运,是因为有上帝在眷顾他们。
有人则说,他们所以能活下来,就是因为他们在一次次打赌中每一把都赢了上帝。
华捷清楚地记得每一次打赌的情景。
首先,他们规定硬币的正面是代表“生”还是“死”,然后用抓阄的方法来决定谁要那一面。当然,他们都会无一例外地选择“活”!然后,再用掷硬币的方法,看是那一面朝上。
有一次,华捷选择了背面的“活”。但硬币落地的时候却是正面朝上!
他们各自掏出500美元放在调度那里,在胸口划了个十字,嘴里胡乱祈祷了几句就上了一架C—46型运输机。
这一次,特纳担任正驾驶(机长),而华捷担任副驾驶。一个不久前刚从无线电班毕业的地面报务员则担任了机组的报务员。

他们的飞机刚刚进入峡谷,就碰上了一大团浓黑的雨积云,就像是突然从天上砸下来的。
没有任何选择,C—46一头扎进了漆黑一团的云层,只有偶然的刺眼的闪电把机舱里照得一片惨白。
突然,他们觉得眼前一黑,身体被死死地压在了座椅上,连手也抬不起来。他们心里都十分清楚,这是突然加上的五个以上G的过载!
等到身体能够动弹了,特纳一看高度表,吓了一大跳:31000英尺!
这绝不是特纳要飞的高度,他的C-46无论如何也也无法到达这个高度。是超过100英里的狂风和强烈的气流把他硬“托”到这个高度的。
在这个高度上,呼吸困难,眼睛外鼓,血管好像随时会胀破。
舷窗外,能看见的是雨夹杂着雪,还有冰雹,噼里啪啦地打到风挡玻璃上。 从汀江出发不到一个小时,C-46就被裹入了强风暴之中!
强烈的颠簸、上下高达2000英尺的落差已使飞机几乎不在操控之中。
年轻的特纳目前能做的,就是乞求上帝,螺旋桨千万不要结冰,油管千万不要冻裂!
他们已失去和地面的联系,耳机中传来的全是一起出发的同伴们在自己前后左右发的求救信号。可又怎么能顾得了他们!
一脸汗还没来得及擦,“呼”的一声,犹如涌波涛中起伏的C-46突然大幅度侧身,向着万丈深渊坠去、坠去……
勉强看清高度表,下降速度达到每分钟4000英尺,高度本身就不够,照这个速度侧降,用不上一分钟,C-46就将和雪山、大地“紧密”拥抱。
他们觉得自己是向着一个看不见底的深渊在坠落。坠落、坠落、坠落……彻底完蛋,在劫难逃!
正驾驶和副驾驶、报务员不由地大声呼救起来——上帝,救救我们!
后舱里是稀里哗啦翻倒、碰撞声,一股土腥味道钻入鼻孔,不知哪里来的灰尘均匀地落满了整个面部。
陀螺罗盘、地平仪已经没有读数……只有空速表指针减慢并显示,飞机时速已经降到每小时一百四十英里,坠落的速度已经减慢。
特纳感觉C-46就像在空中随风飘逐的一片树叶。坠落似乎完全停止了,C-46也似乎穿越了强风暴,机舱外一切好像风平浪静。
华捷费力地解开安全带,就在锁扣卸开那一刻,他的整个人猛地向“上”飘去,重重地撞在了机舱“顶部”。
后座的报务员猛然顿悟:机长,我们在倒着飞,肚皮是朝天的!
C-46被气流掀翻后,幸亏机组三人都系着安全带,否则这肯定是机组的最后一次飞行。真的是万幸!

特纳挣扎着压杆,C-46慢慢改平;扭转过机身后,对着后座的报务员大叫:“后舱油桶散开了,赶快重新捆绑!”
报务员离座,转身去了后舱。
特纳说:“上帝啊,但愿这一把让我输了吧!”
重新回到“地面“的华捷看着翻转一百八十度的罗盘,一边揉着脑袋一边大声喊叫:“不、不,机长,我们现在是往回走,向着印度飞!”
“报告方位!”机长气急败坏地叫喊。
无线电定位仪的指针大幅度旋转,依稀辨别出方位的副驾驶声嘶力竭:“已进入中国、在保山一带……”
特纳咬紧嘴唇,拉杆、踩舵……空中,C-46艰难地再次把机身转了个一百八十度。
从“天上”回到“人间”的三个人想起刚才还大声叫喊求救的同伴,他对着话筒连续呼叫。
耳机里一片沉寂,四周鸦雀无声。
泪珠,断了线一样从眼睛里流出,没有人擦拭,一任它默默流淌……
这个航班,华捷赌赢了。但他没有丝毫开心的感觉。
还有一次,华捷担任正驾驶,他们要将几个美国人送到印度去。
途中,那几个美国人不苟言笑,即使交谈也是轻言细语的几句话。
特纳说:“我敢打赌,这些人肯定是杜利特尔的人!”
华捷说:“别扯了,他们会坐我们的飞机?我赌他们是几个普通的美国佬。”
杜利特尔在日本人轰炸珍珠港后的四个月就率十七架B—25轰炸机报复性轰炸东京的指挥官,是轰动世界的大英雄。
那一次,他们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完后就降落在了中国。
但这一次华捷输了。
那几个人确实就是那批轰炸机飞行员,而且,杜利特尔本人就在他们的飞机上!
1943年的一天,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受到缅甸密支那起飞的日军战斗机的拦截了。
特纳说:“我赌密支那已经没有日本飞机了。”
华捷将信将疑地说:“不会吧?没有听说远征军占领密支那的消息啊。”
特纳说:“你敢打赌吗?有胆量敢跟着我飞过去看个究竟吗?”
华捷说:“不就是密支那吗?飞东京我都敢!走!”
两个吃了豹子胆的家伙,驾驶着两架用B—24轰炸机改装、有四个发动机,速度相当快的C—87运输机,一前一后地飞到了密支那。
这一次华捷又输了。
密支那机场果然被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占领了。他们还降落到机场加了一点油,在指挥官那里吃了一顿饭。
特纳得意地拍了拍华捷的口袋,说:“迟早有一天,你口袋里的钱全都得归了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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