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路上的回答
——对一位老同学的问话
常智奇
老同学好！感谢关心、关注。虽然老了，还撂不下手中的镢头把，还总喜欢到地里去，坐在垅上，捻弄一下自己耕种的庄稼。
这是我今年(2025年)在中文核心C刊《文艺争鸣》发表的第二篇文学评论，评论东西先生的《回响》。上一篇文章发表于该刊第五期，是评论刘震云先生的《一句顶一万句》。两篇文章均在三万字左右。截止现在，我已经对李耳先生的《应物兄》，毕飞宇先生的《推拿》，孙甘露先生的《千里江山图》发表过专题性的评论文章，每篇文章都在三万字左右。
面对中国当代文坛这些巨臂，这些经典作品，我既欣慰又感不足，既肯定又不尽如意。因此在肯定又否定的矛盾中，写下了如上的文章。
我的研究是深入的、批评是真诚的、分析是客观的、阐释是冷静的、推理是谨慎的。我采用的是“实证主义的分析批评方法”，充分读透作品，充分理解作家，充分热悉作品，一切从文本出发，以平等商榷讨论的态度尊重他们创造性的劳动，为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学精神的叙事的新秩序、新格局，摆作品中存在的问题，讲建立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的道理，紧紧扣住文本叙事、思想语义、审美语境的艺术表达，分析文本结构——形式——观念——情感——目的，针对现代主义文学精神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展开关于社会主义文学精神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如何“落地”的的问题进行阐释。
这里需要三方面的知识储备:对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文艺学的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悉，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及时跟进的全面把握。
我将在以后关于“中国乡土文学现代性重构的写作”中，表达我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问题的看法。
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是时代向中国的作家和文学理论批评家提出的严峻的时代课题。当然，对每一个有思想、有潜力、有抱负、有理想、有追求的文学理论批评家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是这时代呼唤觉醒的一员，我自觉投身于这中外文学、文明的互补讨论之中。目的是为建立一个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的叙事新秩序、新格局而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