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不息永恒记忆003 老父亲的抗战岁月 // 李东川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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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父亲的抗战岁月

李东川

父亲李在永，1939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离休，享受正厅待遇。

父亲李在永，自1939年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先后任武交队党小组组长，淄川县邮局组织委员副支书，淄东邮政局局长，洪山区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淄川金寨区区长。淄博支前大队政委、西南服务团女子中队队长。

1950年作为重庆军管会派出代表出任合川邮政局第一任局长，1953年任宜宾地区中心邮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后出任宜宾地委机关工委书记。1958年错误定为右倾倾向，贬到珙县一直到1982离休。

八年抗战，老父亲有六年抗战的亲身经历。当2017年我回到四川时珙县老干局的张局长说，在珙县的抗日老战士只剩下你父亲一人了。那时我才知道在珙县的南下干部中，多数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战士，真正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屈指可数，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老家“卧云铺”村《泰山时报》旧址的墙上，我看到这样一段记述:“抗战时期《泰山时报》经理部不仅想方设法筹措报社经费，采购物品，还承担着战时邮局的工作，武装押运稿件、报纸，随时面临遭遇敌人的危险，经理部配有七匹战马，确保两日内将出版的报纸送往所辖七县各处。卧云铺的李在永参加了经理部工作，经历九死一生的战火洗礼，成长为一名英雄的战时邮递员”。

关于“日冦铁壁合围吉山“的故事，小时候我就听父亲常常提起—

那是1942年10月，当时的军分区政委汪洋，率机关后勤人员还有部分战斗人员共四五百人，在转移途中走到莱芜吉山时，让日寇包围了。

老父亲说：那天他正往军分区送信，在南腰关村的山梁上，与日本兵突然遭遇，日本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嘴里吆喝着“呼哩吐噜”的日本话就朝着我冲了过来，我一看转身就跑，他们也不追也不放枪，当时我就想他们这是搞的哪一处？

在跑的途中心里就想，他们这是要对军分区下手吗！想到这里更加快了步伐，一鼓作气跑了十多华里，到了军分区，报告南山发现敌情。

军分区政委汪洋立刻带领队伍从曼里村经龙湾向东，我也跟着队伍到了下法山的大庙。

这时能清楚的看到敌人已经占领了下法山南山岭，在岭上摇旗呐喊，并未开枪。

于是我们的队伍返回往西从菜园河沟转向北，从南王庄到黄石关。

这时发现敌人已占据了古齐长城，他们居高临下，摇旗呐喊，也没有开枪。

我们队伍再返回向南，走到了南王庄，队伍向南急行。

约在11点左右吉山方向枪声大作。

父亲说这时他才明白，为什么敌人与他遭遇不开枪，为什么在他们急行军转移时，敌人一直在岭上摇旗呐喊不开枪，原来他们是怕惊动了我们的人，要把我们的队伍往包围圈里赶。

老父亲说作为军分区政委的汪洋没有什么战斗经验，他们就这样被一步步进了敌人的包围圈。

老父亲说：直到吉山战斗结束后，他才知道当时军分区主力由廖容标司令员带领到鲁东南打顽军吴化文去了。

就这样战斗在吉山打响，我们的队伍开始突围，但在十倍于我们的敌人包围下，我们终究寡不敌众，遭到了重大损失，军分区政委王洋及干部战士共计293人牺牲，受伤后被敌人抓到东北下煤窑的有50余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残酷压迫下大部分死亡。

由于老父亲是当地人，仗着地形熟冲出了重围，冲出敌人包围圈的不到100人，我父亲也成了这次战斗中的幸存者。

当时在父亲给我讲的抗日往事中，还有一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的一年，日本侵略军对我山东解放区进行了残酷的轮番扫荡，并沿着抗日根据地边缘安据点设碉堡，从而对我泰山区的莱芜，淄川，章丘，博山，等山区根据地，进一步蚕食分割。

从博山到莱芜城；从雪野上下游庄至章丘明水这两条公路沿线要道上安了不少据点，并修筑了碉堡。在淄川的马棚，黄家峪等原来一直是我抗战根据地的山区也安了据点。

到1941年的冬季，泰山区这块抗日根据地，仅剩下了以莱芜茶叶口为中心地周围不到50华里的地盘，而且敌人还经常进行合围扫荡。

当时父亲负责战邮工作，省党、政、军机关发往鲁北区的指令、信件等一大批文件，还有护送来往领导人的任务等，由于敌人加强了对根据地的扫荡，我们的交通路线几乎全部被阻断，铁路以北的情况又不明，当时的领导们心急如焚。

老父亲说，正在领导们发愁的时候，他们得知一个消息，南王庄一个姓蔡和一个姓郑的两位商人，他们夜间偷过敌人封锁线运来了两挑棉花，当时我就想，既然他们能够通过封锁线，我们为什么不能呢？

于是我就向局长汇报了这个情况，局长和我商量了打破封锁线的可能性，在征得蔡郑两位商人同意后，我把一些需要紧急送交的信件藏在他们的棉花挑子里，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们一块出发了。从北边出滴水石坞村、长光地村，在王村以东的碉堡下在穿过铁路和公路时，远远看到探光灯照过来时，我们立即俯卧在沟壑里，待探照灯扫过去时，我们赶紧穿过铁路线，从周村西向北直奔索镇方向，到索镇已经是上午九点多了。

到了索镇他们两位赶集购棉，我则赶忙打听桓台县政府，与当地交通取得了联系，交下文件完成了任务。

在往回走时，因为我们有采购的棉花做掩护，我们也用不着夜晚赶路了，加上沿途的敌人都与他们很熟悉了，一路上非常顺利，在第三天我们就平安的返回了根据地。

后来当我回到山东老家时，我才听一些老人说：当时你父亲以一己之力，打通了西路交通线，为战地邮件的传送和党政领导干部的护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老父亲说，他参加抗日工作的六年时期，在穿越交通线时，不知有多少次与鬼子汉奸遭遇发生战斗，当时他们的交通队有20余人，在执行任务时，进行的战斗就有几十次，第一任队长高洪德，副班长邢占业等五位同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还有七名同志受了伤。说到这里时，我看到了老父亲眼里闪烁的泪光。

记得小时候每当天热时，老父亲掀起了衣服，我就看到他的下腹部有一个很深的伤疤，他说那是1942和胶济大队在冶头村时，发现了敌情，那是王村的敌人出动人马东去扫荡。

于是他们配合胶济大队冲向庄西来了个突然袭击，由于事发突然敌人不摸虚实，在乱打枪后开始回撤，这次行动打乱了敌人的扫荡计划，使其扫荡计划泡了汤，使根据地规避了一次可能遭受的损失。

老父亲腹部的伤疤就是在那次战斗中被敌人的流弹划破的，当时他用手捂住了伤口，硬生生地把肠子阻在里面，后来用了些土方子敷上，好长时间伤口才得以愈合。

2017我把96岁的老父亲接回到了山东，在山东的头两年老父亲还能走动时，总是喜欢让我开着车去他战斗过的地方看看—

在茶叶口吉山，他会向我们描述在哪座山上敌人在摇旗呐喊，当汪洋率领军分区人在干涸的河沟里急急奔走时，四面的山上都站满了敌人，汪洋和那三百多名后勤人员和战士就是在这河道里倒下的。

在南腰关的公路上，老父亲指着那山梁对我们说他就是在那山梁上与日寇遭遇的，于是在我眼前立即出现那一幕惊险的场景。

在老父亲97、98岁那两年，我陪着老父亲在山里转了不少地方，有好几次我看到老父亲站在村庄前或山梁跟默默低下了头，我想那一定是老父亲想起了那些战斗岁月，还有那些牺牲的战友。

如今老父亲已离开我们快四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愈发思念老父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