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幸生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特翻捡出父亲在五十多年前给造反派所写的关于被日军逮捕十五小时逃出的有关“交待”材料。
父亲出生于1920年4月7日，辞世于2008年4月7日，享年88岁。
特殊时期接受造反派审查时写下的《关于我抗日战争时期被捕十五小时左右的经过情况》（是他当年亲笔所写，并由十五岁的我帮助复写）整理发布。
反映了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九死一生为民族解放、为人民翻身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其中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宁死不屈坚守民族气节的风范，皆是我们当代应当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光荣传统。虽然战火和烽烟已离我们远去，但是和平年代也需要有奉献和牺牲精神去振兴祖国的现代化大业，使当代中国走向光
辉灿烂的未来。
关于我抗日战争时期被捕十五小时左右的经过情况
1968年7月24日
最高指示
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现丝毫的怯弱。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
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教导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能被敌人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一、 被捕经过
在1944年的7月16日左右，我在过去的南通城—海门城之间的通海行署汇通区委搞民运工作时，该地区是敌伪统治地区，通过春荒救济、减租减息，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组织人民起来抗日。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在该地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工作上开展得很有起色，发展了党的组织和群众抗日组织。因此，阶级斗争和对日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敌人看到我们更恨了。
当时我和曹志连同志经常活动于该区的靖敌乡（现改为瑞祥乡）樊家埭。那天宿营于施姓宅上，恰巧通海行署总队部、区队部也宿营于离我们不远的德胜乡，区里送来一篮子“七一”、“七七”两种纪念宣传品。我们两人吃了午饭约下午两点左右，拿了宣传品准备外出散发，我在前面走，曹同志拿了宣传品在后面走，两人约距离三四丈远。不料我们住的埭上有一姓倪的家族，其中倪士达同志（贫农）和倪圣文（家境富有，该犯镇反时已伏法）都认识我们。因为倪士达是我们的秘密交通员，我们经常到他家去联系，被倪圣文这个坏家伙发现。
过去听倪圣文说：“倪士达有一个亲戚在日本鬼子手下当汉奸，倪利用这个关系就当了日伪的情报员。”倪圣文发现我们在这个埭上活动，就去了离这里三里路的鬼子天旺镇据点告密。由于缺乏警惕性和当时正值夏秋之际农作物长得很高，敌人刚到达就布置了包围圈。我和曹同志刚走出宿营地就被四面包围，两人即一起被捕。
日伪在当地严刑拷打逼问“还有新四军在那里？”（那时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统称新四军）。我们两人都未承认自己是新四军，曹同志膀上被鬼子刺了一刀，亦未承认，我被打断两根胸骨，都坚持不屈服。因为汉奸告密，敌人知道我们是干部，并被搜到“七一”、“七七”文件，我们说是路上捡到的。两人都说，相互并不认识。由于我们坚持否认，敌人也无法可想，只好在这个埭上到处搜索，耽搁了约两个钟头，敌人就将我们带到了天旺镇据点。当时我还记得抓走了这个埭上的群众也一起押送到了鬼子据点，但不和我们在一起，我逃出后听说，他们都被鬼子敲诈勒索后放回家中，具体情况不明。
我和曹志连同志被带到据点后，就分开关押。据我逃出后听领导上说曹同志始终未招供，也始终坚持了革命气节。敌人继续对我毒打威胁，叫汉奸翻译追问：“还有新四军在哪里？”面对严刑拷打我坚不承认自己的干部身份。敌人将我推出门外威胁说：“你不说新四军在哪里，就枪毙你”，并用三八大盖在我头顶上打了一枪，当时我想到为人民利益而死，死得其所，抱着一死的决心，绝不能使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失，因此始终不承认自己的身份，敌人无法可想，只好停止了对我的威胁。
时间已是晚上九点左右，日本鬼子都已睡觉，把我手脚捆绑了只留一个鬼子看着我。当时我的精神相当紧张，思想集中在如何设法逃脱，因此虽身上被打得遍体鳞伤，甚至胸骨打断，都不觉得痛。当晚手上的绳子扎得很紧，故假装大小便三四次，我的用意是一方面使自己手上的绳子松一些，另一方面也想看看地形，设法逃出，逃不掉就是被打死也容易些，被敌人用刑打死更难受些。
如果解到大据点，必定再受到严刑拷打。经过一夜紧张的思想斗争，到第二天早晨，我手上的绳子已经松了一些，自己能解下，又看见汉奸翻译和四五个鬼子出发，这样据点只剩下两三个鬼子，看我的两个鬼子，其中有一个正在由中国人帮他理发（逃出后听说这个理发人住在定兴桥陆耀同志家附近）。大约在八点钟左右，我趁此机会，先把手上的绳子解下，脚上的绳子先解下一只，就下定决心向后门的宅沟扑去，逃出刚上岸时敌人发现打了一枪，未中。跑到竹篱笆边，敌人又打了一枪，那时驻西宅的伪军也发现了，我已逃出竹篱笆，此刻敌人的枪声密集，我即避入据点后面一个群众家里，看到一把菜刀，就将还有一只脚上拖着的绳子割下来，并把身上的衣服脱下，继续扑了三四条河，因当时在夏秋之际，农作物长得很高，我钻进青纱帐，敌人很快失去目标，我也就脱离了危险。
约逃出四五里地，才找了一个熟悉的群众家里借了衣服，当天即找到了自己区委和通海工作委负责同志张绍仪和曾子平同志（地点在民治乡附近海界沿）汇报了被捕逃出的经过。他们鼓励了我一番，区委和区队部的同志都喜出望外地要我介绍情况。
我的战友曹志连同志的牺牲，据当时领导掌握的情况是，他被解到海门据点，过了一段时期被日本法西斯强盗用刀刺死，英勇就义，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家住海门直
东十里样子，解放后我曾去他家，看望过他的母亲，帮她解决了烈士的抚恤问题。
二、 逃出后如何找到组织及解放后组织对我的结论
捕时敌人当然要问我新四军在那里，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不但没讲，而且宁死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我从据点逃出后，换了衣服。我当时到了我们党的联络地点，当天中午即找到了部队宿营地，在民治乡当时通海工委的曾子平同志（改名陈索荫）、区委书记张绍仪同志及其他区的区长陈润友、区队长陆益民听取了我的汇报。其实组织上从我和曹志连同志被捕后一直关心着我们，已派出人员去打听情况，从他们的谈话口气中，我感觉领导上对我们被捕当天的情况掌握很清楚。当时由于形势紧张，部队经常有战斗任务，他们二人又很忙，经商议决定，张绍仪同志给我一些伙食费和医疗费，他说：“陆成同志这次斗争不错，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来，取得这次胜利真不容易。”大意如此。他叫我自己找关系休养治疗。
我约休养了两个星期左右，部队又宿营在汇通区桃源乡明诚小学南宅，我又主动找到了部队，并找到曾子平和张绍仪同志，我主动问：“对我被捕逃出的组织问题要办什么手续？”曾子平同志回答我是这样说的：“一般同志被捕都要经过一定的审查，才能恢复组织生活，你的被捕时间很短，我们也了解，不但没有失节，而且表现很好，恢复组织关系没有什么手续。”当时处于游击环境，没有什么书面材料和档案资料，后来在整风运动的鉴定中就是照这个结论写的，区委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从此我就在历次鉴定中以这个结论为依据）从那次碰头后，我的伤势略有好转，就要求继续工作。领导考虑我在被捕地区面目太红，敌人又很注意，调到区里工作并提拔为区委候补委员。
三、 我被捕脱逃后组织上的奖励
自我被捕逃出后，当地一般的群众都知道，认为表现是好的，在敌人的拷打面前，能够坚持气节，张绍仪同志还进行了表扬和奖励，在我到队部时即由曾子平同志介绍给总队长崔德耀同志（解放战争初期牺牲），副总队长茅琛同志（茅琛伯伯后任解放军南京外语学院副政委和父亲有很好的关系，他的哥哥茅呈是通海革命根据地红十四军创始人，解放后任大连海运学院党委书记，因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文革中被打成叛徒，迫害至死，著有《监狱里的斗争一书》三中全会后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陆幸生注）。
曾子平介绍了我的姓名，对茅琛说，被捕时表现很好，是从敌人据点里逃出来的。茅琛和我紧紧握手（茅可能在外交部武官处工作，可请他回忆）。正好前几天打了几个胜仗，收缴了鬼子几支长枪和短枪，那时为了更好地进行气节教育，把其中一支快慢机，就作为奖励奖给了我，崔总队长还拍拍自己的快慢机说：“这支快慢机比我的要差些。”他在部队的讲话还介绍了我的被捕经过情况。这是我听到部队的战士对我说的。那时我因被捕后调到区委去工作，随机关活动，不怎么需要枪，这支枪后来给了朱晓农同志用。
四、我在日本法西斯强盗面前为什么能够坚持气节（从略）
五、对我被捕一节可以证明的同志（从略）
父亲抗战时期的战友新四军通海独立营叔叔、伯伯们，新四军北撤后随大军集聚准备淮海战役。文革时期父亲受到无端审查，我在兵团和部队期间得到通海地区战友陈英阿姨、周应祥伯伯的无私关爱。文革中陈阿姨、周伯伯均在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工作，我恰巧在农一师三团插队，星期天经常去他家混吃混喝，部队期间赵志清叔叔曾任军区工程部政治部组织处长、教导
队政委。
调寄水调歌头
——电影《英雄儿女》观后有感
▓ 陆幸生
1972年6月22日晚，部队放映《英雄儿女》。影片完，时任军区工程兵干部教导队政委赵志清叔叔前来看我，赵叔叔系爸爸抗战时期的老战友。想《英雄儿女》中，王文清、王复标之革命情谊，思王成、王芳之斗争勇气，感眼前革命前辈之关怀。时父亲正被人污为“5·16”分子遭遇审查，倍遭世人白眼，不禁热泪盈眶，思潮联翩，欣然命笔，填写《水调歌头》一阕，此情此景，历历在目，终身难忘。
松点白山青，霞染绿水红。
同洒一腔热血，兄妹皆英雄。
儿女共驰沙场，异国故友相逢，患难情意重。
骄男舍生死，铁血化彩虹。
触深情，追往事，烈火熊。
无畏倭鞭，怒目对寇好父兄。
恶焰难熔赤胆，镣铐怎锁丹心，党育正气勇。
半辈战火逝，但愿青春久，整装迎暴风。
诗词稚拙，仅留存当时真实情感记录。
1955年审干中江苏省直属机关政法委对父亲被捕表现的审查结论:该同志在对敌斗爭中表现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