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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冲“小脚女交通”
——王淑兰的地下交通员生涯
赵志超

王淑兰
1938年正月十五日,长沙城还裹在残冬的寒气里。湘江东岸的码头,薄雾尚未散尽,一艘乌篷船悄悄靠岸。一个穿着靛蓝土布棉袄、裤脚沾满泥点的中年妇女,扶着船帮慢慢走下来——她的左脚有些瘸,那是早年缠足留下的旧疾,也是无数次翻山越岭、躲避搜捕时让敌人放松警惕的“破绽”。
她叫王淑兰,1896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湘乡县金石乡(今湘乡市金石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3年与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结婚,1921年随毛泽民到长沙,在湖南自修大学学习和工作。1925年王淑兰积极投身农民运动,曾担任湘潭特区妇女联合会副委员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时,王淑兰刚从韶山赶来长沙,怀里揣着一封折成细条、藏在抹胸夹层的密信。她的身份是湖南省委地下交通员。几步开外,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暗线正提着菜篮等候,见她过来,装作讨价还价的模样,凑近道:“四嫂,徐老在里头等你了。”王淑兰点点头,将藏信的手悄悄递过去:“路上顺,没出岔子。”
上屋场的星火
时间倒回二十年前,1918年腊月二十三日,韶山南岸上屋场的灶屋里,炉火烧得正旺。毛泽东刚从北京回来,一身学生装还带着旅途的风尘,正坐在炭火旁,给大弟毛泽民、弟媳王淑兰,还有姑妈家来的贺表妹讲俄国的新鲜事。
“大哥,您说的那个‘十月革命’,真能让咱穷人有饭吃?”王淑兰手里纳着鞋底,抬头望着毛泽东,眼里满是好奇。她那会儿刚嫁过来五年,还是个围着灶台转的农村妇女,可听毛泽民说,大哥在长沙办报刊、搞新民学会,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心里早存了几分敬佩。
王淑兰是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女,18岁依父母之命嫁入毛家,与毛泽民的成婚。她虽缠过足,却有着农家妇女的坚韧——每天鸡叫头遍就起身,生火做饭、清扫庭院、喂猪放鸭,农忙时还跟着下地插秧,月上树梢才歇脚。乡亲们都说:“毛家四嫂顶能干的,是个里里外外一把手。”
毛泽东对这位精明能干的弟媳也非常赞赏。他放下手里的茶碗,火光映照得他的脸庞,眼睛闪闪发亮:“四嫂,这不是空话。俄国以前也和咱中国一样,地主欺负农民,沙皇压榨百姓,可列宁领着工人农民闹革命,把那些压迫人的都推翻了。将来,我们中国也要搞这样的革命——没有地主,没有军阀,人人有田种,家家有饭吃。”
半年前的这年夏天,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与24名青年一起离开长沙,去往北京。同年10月,经老师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征得校长蔡元培的同意后,他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半年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年底又回到老家韶山,与弟妹们一起团聚,准备过春节。
“可咱韶山离京城远,离俄国更远,咋搞啊?”贺表妹凑过来,小声问道。
“从脚下搞起!”毛泽东往火里添了一块松枝,“先办夜校,教乡亲们识字,让大家明白为啥穷、为啥苦;再组织农会,把穷苦人拧成一股绳。就像这炭火,一根柴烧不旺,捆成一捆,才能烧得红火。”
毛泽民握着妻子的手,语气坚定:“大哥说得对,我打算跟他去长沙。家里的事,就要辛苦你了!”
王淑兰放下鞋底,把手里的棉线绕了绕:“家里有我,你们放心去。只要能让日子好过,别说看家,就是让我去送信、去喊人,我也敢。”她那会儿还不知道,这句随口说的话,后来成了她一生的写照。

韶山上屋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毛泽东故居。
那晚的火光,映着几张年轻的脸,也在王淑兰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此后,她跟着毛泽民在长沙搞农民运动,带头冲进毛氏震祠坐上席,喊出“妇女也是革命的一份子”;再后来,“马日事变”爆发,她被捕入狱,在牢里用雪球传信、组织难友斗争——那颗种子,早已在风雨里长成了参天树。
带头进祠堂
1925年,湖南农民运动如星火燎原,王淑兰毅然投身农民,担任了湘潭特区妇女联合会副委员长。当时,封建礼教如枷锁般束缚着妇女,湘乡、韶山一带的祠堂更是男性的“禁地”,族规明确规定“妇女不得入祠,更不得与男性同席”。王淑兰深知,妇女解放需从打破陈规开始。
她先在当地开办女子职业学校,带领妇女学政治、学文化,白天教妇女识文断字、学革命道理,晚上挨家挨户动员大家剪长辫、放小脚。当妇女们逐渐觉醒,王淑兰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带领妇女冲进毛氏震祠办饭吃、坐上席,号召妇女团结起来解放自己。
那天清晨,王淑兰身着青布短衫,手持铜锣,率领百余位妇女浩浩荡荡走向祠堂。守祠的族老们拦在门口怒斥,王淑兰却毫不退缩,大声说道:“祠堂是毛氏子孙的家,我们妇女也是毛家人,更是革命的一份子,凭什么不能进?”
王淑兰率先跨入祠堂,指挥妇女们在天井里架起灶台做饭,自己则径直走到祠堂正厅,坐上了原本只有族中男性长辈才能坐的上席。族老们气得浑身发抖,却被妇女们坚定的目光震慑。饭熟后,王淑兰端着饭碗,向在场妇女宣讲:“今天我们进祠堂、坐上席,不是为了争一口饭,是为了争妇女的尊严!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打破封建枷锁!”这次“冲祠坐席”,不仅让当地妇女挺直了腰杆,更推动了周边地区的妇女解放运动,成为湖湘大地上妇女觉醒的标志性事件。
1927年1月5日,毛泽东从湘潭回到韶山考察农民运动,先后到了银田寺、清溪寺、李家祠堂、坳风屋场、乌龟井、毛震公祠等地,当地群众自发组织队伍敲锣打鼓欢迎。在毛震公祠,毛泽东看见许多妇女在王淑兰的带领下进了祠堂,格外高兴:“我前年离开韶山,至今只有一年多时间,家乡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要感谢农民协会,感谢父老乡亲。你们看,今天我们毛震公祠来了咯么多堂客们、咯么多年轻妹子,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呀!斗垮了土豪劣绅,妇女们翻了身,进了祠堂,我毛润之比你们还高兴,今天在咯里吃饭,我要请妇女坐上席!”
狱中相约抚孤
1927年5月,反动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由于叛徒出卖,王淑兰带着6岁的女儿远志不幸被捕,被关在长沙井湾子陆军监狱。狱中条件恶劣,地铺潮湿,饭食粗劣,还时常面临敌人的威逼利诱,但王淑兰始终坚守信仰,暗中联络难友开展斗争。
1929年严冬,一场大雪覆盖了监狱的每个角落。囚室里没有床铺,地上只有潮湿的稻草,臭气熏天。放风时,男监的难友突然朝女监扔来雪球,王淑兰敏锐地察觉到异样,趁狱警不注意,迅速接住一个雪球,发现里面裹着一张小字条,上面写着“我们要联合起来斗争”。她立刻悄悄召集同监的难友罗醒、黎尚瑾,三人躲在牢房角落商议,由黎尚瑾写下“我们同意”,再由力气大的罗醒将纸条裹进雪球扔回男监。
此后,雪球成了狱中秘密联络的“信使”。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得知“送饭的彭伙夫靠得住”,“可让孩子传递消息”。王淑兰想到了罗醒8岁的儿子。她以“孩子到了读书年纪,不能耽误学业”为由,多次与狱方谈判,软磨硬泡下,终于争取到让孩子每周两次从探监小窗口钻到男监,以“送书本”为名传递情报,成了狱中最小的“交通员”。
不久,狱中党员与外界党组织取得联系,王淑兰和难友们成立临时党支部,任女监党小组长。在她的带领下,难友们开展了“改善生活”的斗争,提出“改地铺为木板铺”,“延长放风时间”等要求,经过半个月的坚持,最终迫使狱方答应了条件。
1930年7月26日凌晨,彭德怀率领红军攻克长沙,王淑兰与狱友们终于重获自由。走出监狱时,王淑兰手中还牵着烈士罗醒的儿子。这位烈士遗孤1921年3月10日出生于湖南浏阳。罗醒在狱中与王淑兰抱定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志向,相约“活者抚孤”;罗醒牺牲后,王淑兰主动收养烈士遗孤,给孩子改随自己姓,取名王华初,后改名毛华初,派名远怀,视作毛家的亲骨肉。
王淑兰和毛泽民结婚后,育有三男二女,可疾病与动荡夺走了四个孩子的性命,只剩女儿毛远志。毛远志1923年5月5日出生于韶山冲,这孩子自小活泼淘气,像个“假小子”,常和男孩在田埂上摔跤、爬树掏鸟窝,连伯母杨开慧都笑着叫她“野妹子”。自从母亲收养烈士遗孤后,她便有了一个“华初哥”,性格也变得文静多了。
出狱后的王淑兰,没有停下革命的脚步,她化名“邓家姑妈”,在长沙周边开展地下交通工作。她带着两个孩子四处流浪,沿门乞讨。在长沙街头,她给人洗衣缝补;在乡下,她帮人看孩子,却总把粗粮省给孩子们。为躲避敌人搜捕,她曾躲在农户的禾桶里,趁着夜色渡湘江转移;也曾化妆成农妇,挑着装满草药的担子,在城乡之间传递情报、护送革命同志。
岳阳亲戚

1955年10月,王淑兰(前排坐中间)在长沙与房侄毛远翥(后排站立左一)及妻子任群静(前排坐左一,毛远翥妻,怀中小孩为毛世佳),堂弟毛泽青(前排右一)及妻子庞淑宜(前排坐右二),毛泽建与陈芬养女陈国生(后排站立右一)及丈夫宋毅刚(后排站立右二)等毛家亲属合影。
1930年8月,红军撤离长沙,王淑兰带着7岁的女儿毛远志、9岁的养子毛华初,在敌人的搜捕中辗转流离。敌人搜捕日益严密,王淑兰只好将两个孩子寄养在长沙㮾梨乡下,孤身一人讨米来到省交通员孔福生(解放后曾当选为长沙县农民协会副主席、湖南省农民协会副主席)的老家湘阴。孔福生的父亲孔十爹是个弹棉花的手艺人,家境贫寒,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却依然热情收留了王淑兰。
在湘阴的日子里,王淑兰一边走村串户乞讨度日,一边利用与群众接触的机会,悄悄讲农民运动的故事,宣传革命道理。寒冬时节,孔十爹见她衣被单薄,东拼西凑弹了一床棉絮送给她。可没过多久,王淑兰在路边看到一位产妇刚生下孩子,只用几件破衣服包裹着婴儿,自己冻得瑟瑟发抖。她毫不犹豫地将棉絮抱过去,盖在产妇和婴儿身上,轻声说:“大家都是穷苦人,要互相帮衬。”她还帮忙联系产妇家人,用独轮车将母子送回家。
王淑兰在湘阴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天,孔十爹在邻村弹棉花时,听闻敌人要抓“一个从长沙来的小脚乞讨女人”,他立刻意识到目标是王淑兰,赶紧将工具寄存在老乡家,一路小跑回家报信。王淑兰也觉得“东躲西藏不是长久之计”,便想起了洞庭湖区华容的贺家表兄弟——那里远离长沙城区,且贺家兄弟为人忠厚,是值得托付的亲人。
1932年,在孔十爹的安排下,王淑兰连夜乘小船离开湘阴。她拖着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孩子——女儿毛远志、养子毛华初,一路乞讨、躲避盘查,终于抵达洞庭湖区华容姑表贺晓松、贺晓秋兄弟家;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便是艾湘涛著报告文学《通天人物》(后拍成电视剧《毛主席和他的乡亲》)中的主人公。
此时的贺家一贫如洗,贺晓秋夫妇靠给人打零工度日,自家未满月的女儿因无力抚养,早已送给邻村农户。见王淑兰母子三人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贺家兄弟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腾出自家仅有的小偏房,让他们住下。可生存的艰难很快摆在眼前。贺家连自己都“吃了上顿没下顿”,再添三张嘴,日子愈发窘迫。王淑兰看着表兄弟为了凑粮票四处奔波,看着毛远志和毛华初因饥饿哭闹,心如刀割。
为了不拖累贺家,也为了让孩子能活下去,王淑兰忍痛将9岁的毛远志送到南县傅家做童养媳,让毛华初去给地主放牛。
送毛远志离开华容的那天,贺晓松的妻子偷偷塞给孩子一个菜团子,抹着眼泪说:“娃,别恨你娘,她是为了你好。”王淑兰站在村口,看着女儿瘦小的背影消失在田埂尽头,指甲几乎掐进掌心,她不是不爱孩子,只是在“革命”与“母爱”的抉择里,她只能把对孩子的牵挂,藏进继续斗争的决心里。
即使生活如此艰难,她仍坚持在华容、南县湖区奔走,了解民情、宣传革命。直至1935年湖区遭遇大水,才带着孩子们返回韶山。
送子女赴延安
1937年冬至1940年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简称“八办”)在长沙徐家祠堂设立,由徐特立、王凌波主持工作,这里既是共产党在湖南的公开联络窗口,也是地下工作的重要枢纽。王淑兰返回长沙后,很快与“八办”建立联系,凭借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成为“八办”与地方党组织之间的重要纽带。
1937年12月,王淑兰来到长沙徐家祠堂,见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代表徐特立时,这个素来刚毅的女人眼睛一下红了:“徐老,远志是毛泽民的根,华初是罗醒的种,得让他们去延安受教育。我没文化,留在湖南还能跑交通、传情报,革命的事不能断了代。”王淑兰深知,只有将孩子们送到延安,才能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也能让自己更专心地投入革命。她的想法,得到了徐特立的支持。

毛远志
1938年4月,长沙街头,春风掠过柳枝,拂着王淑兰的脸。这位穿着粗布棉袄、身高不足五尺、梳着齐耳短发的小脚女人,正蹲在墙角给两个孩子系紧棉鞋带子。15岁的毛远志告别母亲王淑兰,跟着表姐章淼洪(毛泽民表姐文静纯之女)、表哥毛慎义(毛新梅烈士之子),在“八办”交通员的护送下,踏上了前往延安的旅程。为躲避敌人盘查,王淑兰把连夜缝补的棉袄套在女儿身上,摸着补丁说:“这是娘用你爹旧衣服改的,穿着暖和。”她的手指关节因常年劳作显得粗大,却灵活地打着结,眼眶泛红,却声音沉稳:“远志,路上要听表姐章淼洪表哥慎义的话;到了延安后,给家里捎个信。”
火车开动时,毛远志探出头喊“娘”,王淑兰猛地别过身,用袖口擦了擦眼睛,转身就往省委机关走——她知道,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她。

毛华初
毛远志等人乘火车到达武汉,再转乘汽车至西安,最后步行抵达延安。抵达延安后,毛远志有幸见到了伯父毛泽东,毛泽东勉励她“要好好学习,将来为革命做贡献”。
1938年8月,17岁的养子毛华初告别王淑兰,跟着毛泽普、胡觉民、沈宁(孙子文),也踏上了去延安的征途,进入延安保育小学学习。临行前,王淑兰特意煮了两个鸡蛋,塞给毛华初:“到了延安要好好学文化,将来做个对革命有用的人。”看着汽车消失在尘土里,她拄着拐杖站了很久,直到寒风把眼泪吹干。
货郎担上的密信
1938年,42岁的王淑兰,正式成为湖南省委地下交通员。此后,她按照党组织安排,辗转湘西、湘中、广西等地从事地下斗争,扎根群众发展党员,动员青年参加革命武装,为新中国的成立默默奉献。
平时,她总是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衫,挎着装满针线和草药的竹篮,凭着一双小脚走遍了湘中大地。她记性极好,党的文件和情报看一遍就能背下来,遇到盘查就装作走亲戚的农妇,掏出针线给哨兵缝扣子,或是用草药偏方帮特务家属治小病,久而久之,竟没人怀疑这个“待人和气的矮婆子”。
王淑兰还冒着风险为“八办”传递情报、转运物资,协助护送赴延安的青年干部。她的战场没有硝烟,却藏着比枪林弹雨更凶险的暗礁。她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一双小脚、一副货郎担,以及二十年前在韶山冬夜埋下的那颗革命火种。
1938年的长沙,局势愈发紧张。日军飞机时不时掠过头顶,街上的军警荷枪实弹,盘查很严。王淑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恢复长沙到韶山的地下交通线,把省委的指示带给韶山的老党员,再把当地的情况传回长沙。

上世纪五十年代,王淑兰(坐者)与养子毛华初(后排左二)及表侄婿朱光少将(后排左一章淼洪丈夫)等在韶山毛泽东故居合影。
为了不引人注意,她扮成了走村串户的货郎。一根扁担,两头挑着货郎担:一头是针头线脑、胭脂水粉,另一头藏着玄机——底层的木板是活的,里面能放密信和传单。她还特意学了几句货郎的吆喝:“针头线脑卖哟——胭脂水粉换哟——”声音不高,却带着湘乡口音的亲切,能让人放下戒心。
第一次出发去韶山,是三月初。刚走到宁乡与韶山交界的炭子冲,就遇上了国民党的检查站。两个军警端着枪走过来,劈头就问:“干什么的?从哪里来?”
王淑兰放下担子,故意弓着腰,露出脚上的旧布鞋,语气带着怯意:“老总,我是湘乡来的货郎,去韶山走亲戚,顺便卖点小东西糊口。”说着,她从担子里摸出两盒胭脂,递了过去:“老总们辛苦,这点小东西,您拿着给家里婆娘用。”
军警接过胭脂,翻了翻货郎担,见都是些零碎物件,又看她是个小脚妇女,没再多问,挥挥手让她过去了。走远后,王淑兰才悄悄松了口气。
到了韶山冲,她直奔青山坳老党员毛月秋家。
晚上,等乡亲们都睡了,两人在油灯下展开密信。毛月秋看着信上的字迹,皱起眉头:“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省委让我们组织群众转移,还要把粮食藏起来,不能留给敌人。可村里好多老人舍不得家,咋劝啊?”
王淑兰想了想,说:“我明天跟你去挨家挨户劝说。就讲讲革命是为了啥,要是家都被日军占了,人都被欺负了,留着房子有啥用?等把鬼子打走了,再回来盖新的。”
接下来的几天,她跟着毛月秋走遍了韶山的各个村落。白天,她帮着乡亲们收拾东西,教妇女们把重要的衣物和粮食藏在炕洞或地窖里;晚上,她就在煤油灯下给大家讲革命道理,讲她在监狱里的斗争经历。有个老大娘舍不得家里的老母猪,哭着说:“这猪养了三年,要是丢了,我可咋活啊?”
王淑兰握着老大娘的手,轻声说:“大娘,我知道您舍不得。可您想想,要是鬼子来了,不仅猪要被抢走,您的命都可能保不住。咱先把命保住,将来革命胜利了,别说母猪,就是牛、羊,咱想要多少有多少。”
在她的劝说下,乡亲们终于同意转移。临走前,王淑兰把藏在货郎担里的传单分给大家,让他们带给沿途的乡亲:“告诉大家,别怕鬼子,咱们中国人团结起来,一定能把他们赶出去!”
睦邻堂的“熊一娘”
1939年夏天,王淑兰被调往衡阳,负责湘宁中心县委与省委机关的联络。省委机关当时隐蔽在双峰梓门桥镇的睦邻堂,由省委委员文士祯(解放后曾任东北地质学院院长、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负责,王淑兰的任务,是扮作文士祯的“嫂嫂”,化名“熊一娘”,掩护机关的日常运作。
睦邻堂是一座老式四合院,前院是客厅和灶房,后院是卧室和秘密电台室。王淑兰每天的“工作”就是洗衣做饭、打扫院子,看似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实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王淑兰(前排左一)与萧仲祁(前排右二)、萧拾英(前排右一)等合影。
清晨,她挎着菜篮出门,看似去赶集,实则是去街角的裁缝铺接头。裁缝铺的老板是地下党员,每次见她来,都会装作量体裁衣的样子,把密信塞到她的菜篮底部;傍晚,她在灶房生火做饭,灶膛里的火苗“噼啪”作响,刚好能盖住后院电台的“滴滴”声。有一次,邻村的保长突然来串门,刚走到后院门口,就被王淑兰拦住了:“老总,后院是我们家的柴房,又脏又乱,您先进屋喝茶,我去喊我弟出来。”说着,她把保长让进客厅,悄悄给后院的发报员使了个眼色,发报员赶紧把电台藏进衣柜,换上了缝补衣服的针线筐。
保长喝着茶,眼珠滴溜溜地转:“熊一娘,你们家最近咋老有人来啊?是不是在搞啥名堂?”王淑兰端上一盘炒花生,笑着说:“老总您说笑了,都是些远房亲戚,来走亲戚的。您也知道,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亲戚之间互相照应着,也是应该的。”她一边说,一边给保长剥花生,语气自然得像真的在拉家常。保长见问不出什么,又吃了会儿花生,就走了。
等保长走远,王淑兰才擦了擦额头的汗。文士祯从后院出来,感慨道:“四嫂,多亏了你,不然今天就危险了。”王淑兰摇摇头:“都是应该的。只要能把情报送出去,这点险不算啥。”
在睦邻堂的日子里,王淑兰还收了个徒弟,叫小李,是个十七岁的姑娘,刚加入地下党。王淑兰手把手教她怎么藏密信、怎么识别暗号、怎么应对盘查。有一次,小李要去送一封重要的密信,紧张得手心冒汗。王淑兰握着她的手,说:“别怕,记住,你就是个普通的农家姑娘,去给城里的亲戚送点土特产。要是遇上盘查,就哭,就说家里穷,就靠这点东西换点钱给娘治病。”
小李按照王淑兰教给的方法,果然顺利把信送到了。回来后,她抱着王淑兰哭:“四婶,我成功了!我终于能为革命做事了!”王淑兰拍着她的背,笑着说:“好姑娘,以后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们做呢。”
旱烟杆里的密码本
1944年夏,衡阳告急。日军的飞机天天轰炸,城里的百姓四处逃难。王淑兰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把一批密码本和骨干名单送到临武县的龙口山,那里有省委的秘密联络点。
出发前,她把密码本和名单搓成细条,用油纸包好,塞进了一根竹制旱烟杆里——这根旱烟杆是她从一个老农那里买来的,表面刻着花纹,看起来不起眼,里面却能藏不少东西。她还特意换上了一身破旧的衣服,脸上抹了点锅底灰,扮成了一个逃难的农妇。
1944年冬,党组织派又她去衡阳建立秘密交通站。她背着铺盖,拄着拐杖,走了三天三夜山路——小脚磨出了血泡,她就用布条裹紧,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路边歇会儿,啃口干粮再继续。到站后,她把交通站设在一间破庙里,白天给附近村民缝补浆洗打探消息,晚上就在神龛后就着煤油灯抄写文件。
没过多久,日军进犯衡阳,交通站与组织失联。她躲在山洞里,靠野果充饥,却始终把联络暗号刻在竹片上带在身上。直到半个月后,她在衡阳城门口遇到扮成货郎的联络员,凭着竹片上的暗号接上关系,第一句话就是:“情报我都记在脑子里,快找地方让我写下来。”
刚走到衡阳郊区的三塘镇,就遇上了一队日军巡逻兵。王淑兰赶紧往路边的草丛里躲,可还是被日军发现了。一个日军士兵端着枪走过来,用生硬的中文问:“你,干什么的?去哪里?”
王淑兰吓了一跳,故意把脚崴了一下,跌坐在地上,哭着说:“太君,我是乡下的,家里被炸弹炸了,想去临武找亲戚,讨口饭吃。”她说着,从怀里摸出几个熟红薯,递了过去:“太君,我就剩这点吃的了,您拿着。”
日军士兵接过红薯,咬了一口,又看了看她手里的旱烟杆,伸手就要抢。王淑兰赶紧把旱烟杆抱在怀里,哭着说:“太君,这是我男人留下的,他死了,就剩这根烟杆了,别拿走啊!”
日军士兵不耐烦地推了她一把,骂了句“八嘎”,带着队伍走了。王淑兰趴在地上,看着日军走远,才慢慢爬起来,拍了拍旱烟杆上的泥土——里面的密码本和名单,完好无损。
接下来的路更难走。由于战乱,很多道路都被破坏了,她只能走山路。她的小脚磨起了水泡,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可她不敢停——她知道,密码本和名单关系到很多同志的生命,晚一天送到,就多一分危险。
一天晚上,王淑兰在山里迷路了,又遇上了大雨。她躲在一个山洞里,浑身湿透,又冷又饿。她摸出怀里的旱烟杆,紧紧抱在怀里,想起了在延安的女儿毛远志和养子毛华初。1938年,她就是通过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把两个孩子送到了延安。临走时,毛远志拉着她的手哭:“娘,我不想走,我想跟你在一起。”她当时强忍着眼泪,说:“孩子,娘也舍不得你,可延安能让你学本事,能让你成为一个对革命有用的人。等革命胜利了,娘就去延安找你。”
想到这里,她擦干眼泪,咬着牙说:“王淑兰,你不能倒下,你还要送孩子们去延安,还要看着革命胜利呢。”
第二天清晨,雨停了。王淑兰顺着山路慢慢走,终于在傍晚时分赶到了龙口山。当她把旱烟杆里的密码本和名单交给联络点的同志时,一下子瘫倒在地,她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没好好吃一顿饭了。
不灭的灯盏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湖南。那天,王淑兰正在衡阳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整理情报,听到消息后,她愣了半天,突然哭了起来——不是难过,是高兴,是激动。她想起了1918年韶山冲的那个冬夜,想起了长沙井湾子监狱中的斗争,想起了韶山货郎担内的密信,想起了临武旱烟杆里的密码本……这么多年的辛苦,这么多同志的牺牲,终于换来了胜利。
抗战胜利后,王淑兰继续留在湖南从事地下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
1950年,她来到北京,见到了大哥毛泽东,这位曾在监狱里宁死不屈的女人,在大哥面前却像个孩子:“我没文化,干不了大事,您让我回韶山吧,给来参观的人讲讲毛家的革命事。”
回到韶山后,她住在故居招待所,每天陪着客人参观,不用讲稿就能把当年毛泽东兄弟毁家兴邦、自己狱中斗争的故事讲得鲜活。有游客问她:“您为革命吃了这么多苦,就没想着要个官做?”她笑着摆摆手:“我一个小脚女人,能跟着党把革命干成,就够了。守着韶山,看着乡亲们过好日子,比啥都强。”

1963年9月15日,王淑兰在华容隆庆大队与表亲及当地干部合影。前排中为王淑兰,王淑兰左为贺连生,右为贺凤生。
1963年9月,王淑兰重访华容注滋口隆庆大队。乡亲们见到她,都围了上来,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有个当年受她帮助的产妇,还特意带来了自家种的棉花,说:“老妈妈,当年您送的棉絮,我一直记着。现在日子好了,您可得多住几天,尝尝咱种的棉花弹的被子。”
王淑兰笑着接过棉花,说:“好,好,我住,我住。”她看着眼前的乡亲们,看着村里的新房,心里满是欣慰——这就是当年他们为之奋斗的日子,这就是1918年冬夜毛泽东说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道。
1965年,王淑兰因病在长沙逝世,享年69岁。临终前,她拉着毛远志的手,说:“孩子,娘这辈子,没做过啥大事,就是送了几封信,送了几个年轻人去延安。你们要好好干,把革命的事业传下去,别让那些牺牲的同志白白流血。”

晚年王淑兰
是的王淑兰的一生,就像一盏暗夜中的灯盏。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双脚丈量着革命的道路,用生命守护着党的秘密。这位身高不足五尺的小脚女人,用一生诠释了坚定与忠贞。她的灯盏,照亮了地下交通线,照亮了革命者的前行路,也照亮了革命的胜利征程。
写于2025年8月27日
9月5日修改

作者简介:赵志超,湖南湘潭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湘潭市党史联络组副组长。著有《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一家人》《走出丰泽园》《播种芳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