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线建设启动60周年征文244 我的军工“勾级”扑克史 // 李佃玉精华热点

关注

中国三线建设启动60周年征文244

我的军工“勾级”扑克史

李佃玉

扑克是一种纸牌游戏，它的英文名称是叫PLKER。据传，是十二至十三世纪从欧洲传到中国的。但事实是，中国从周朝就有了类似的用树叶做成的游戏工具。到唐、宋时期就已发明了纸牌游戏。但中国人原来不太喜欢这种纸牌游戏，而是热衷于打麻将。后来这种纸牌游戏就传到了欧洲，成为国际性纸牌。再后来，又传回到中国，也成了中国人的一种大众游戏。扑克牌的国际、国内玩法有上百种，比如“桥牌”，“跑的快”，“百分”等。

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我们山东青岛的扑克大师们，发明了一种扑克新打法，叫打“勾级”，曾风靡一时，并至今长盛不衰。它的打法是要用四副牌，六个人，穿插组队，互为对手。谁先出完牌，谁就是“头科”，有权吃“贡”。谁最后一个出完牌，谁就是“大拉”，就要进“贡”。这个“贡”就是“大拉”手中抓到的最大的两张牌。对手之间要斗智斗勇，克敌制胜。联邦之间，则要配合默契，友好协作。打这种扑克真的是技艺无境，其乐无穷。所以，具有很强的游戏生命力。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为了全面备战，在沂蒙山区秘密建立了一批三线军工厂。当时，有好几个军工厂，是由青岛的有关单位直接援建。后来，又从青岛招收了大批青年工人，因此，“勾级”扑克的游戏，也就顺理成章地走进了三线军工厂。当年，因为军工厂处于保密需要，都建在深山野岭之中，不要说没有城市的灯红酒绿、各种娱乐设施，除了本厂职工，想见个生人都很困难。一到周末，有的青年职工，就坐车到几十里外的小县城，只为了看看人来人往的城市风景。那时，一到晚上，更是寂寞难耐，没有电视，露天电影也大约只有一个多月才能看一次。多数职工下班后“吃了饭，没事干，两口子灯下对眼看”。所以多数男职工，就只好打扑克消磨时间。

起初只是青岛籍的职工在一起打“勾级”扑克，其它地方的人多是打“百分”，“跑得快”等，但很快就觉得打“勾级”扑克很有吸引力，大家纷纷学习，不长时间，就成了三线军工的一种业余大众游戏。下班后，在单身宿舍里，在家属院里，到处是，“勾级”，“快扣了”，“大拉进贡”的呼喊声和欢笑声，这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下，构成了三线军工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并形成了三线军工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以前不会打扑克牌，并且很讨厌打扑克牌。我学打“勾级”扑克牌，是在1972年下半年后，被逼之下学会的。当时，我在军工企业国营山东第一机械修配厂，提前结束了学徒期，从检验科调到厂政治处工作，宿舍也从离厂区近五里路的水磨头，搬到了厂部附近的黄崖单身宿舍。一间半的家属居室，住进了我们四个单身汉，外边一间，住着保卫科的老董、警卫队的老孙和学校的尚老师，我自己则住在里边的半间里。从住进去之后，我就几乎没睡过一次安稳觉。他们三人组了一个队，每天晚上邀请其它队来我们宿舍对阵打“勾级”，每次打时，一定要把扑克在桌子上摔的“啪啪”作响才够情绪，摔不出响，还要再重摔一次。这还不算，口里还要高声呼喊着震慑对手的语言，晚上又特别出音，整个房间，震的“嗡嗡”作响。每天晚上十二点前结束是早的，有时周六从晚饭后开始，可以一直打到周日中午吃午饭，下午休息一下，晚饭后又接着开牌。

那些日子，我被他们折磨得痛苦不堪。后来到半夜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出来站在他们旁边，意在表达无声的抗议，请他们尽快结束。但他们却旁若无人，根本不注意我的存在。我是又气又恨，可又无可奈何。后来，晚饭后我除了有事加班外，就基本不回宿舍，干脆在办公室看书学习。就这样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我在办公室里，陆续把从宣传科借的马、恩、列、斯四十多本的《全集》，和《毛泽东选集》四卷，以及其它各种政治书籍，全都通读，并写下了好多本读书笔记，这是坏事变好事，通过这样认真的政治学习，使我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都有了很大提高，也为我以后调宣传科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及担任厂的各级领导，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当时晚上学习完后，总要回宿舍休息，可不管我几点钟回宿舍，他们永远都是在打牌，我回去后躺在床上仍是没法睡，特别难受。后来，我就干脆起来陪他们坐到打牌结束。但在这期间，他们谁要去厕所了，就要让我为他们代替抓抓牌，他们回来晚了，我还要替他们出出牌，就这样三弄两弄的学了个半吊子手艺。以后，有时实在“五缺一”时，就逼我上场，反正自己也没法睡觉，以后就干脆一起玩了起来。一开始，我老弄不清何时该“勾级”，何时该拉牌，怎样帮助联帮抢“科”，怎样在后边拼死挽救联邦不当“大拉”。所以，他们老嘲笑我是“臭牌篓子”，不到实在缺人时，我是没有资格上场的。可他们越是这样瞧不起我，反而激发了我不服输的劲头，那时毕竟年轻，精力充沛，记忆力好，我很快就背熟了“勾级”大纲，掌握了配合技巧，并能精确的记住上、下家的“勾级”牌和对门的全部牌，以及全部的小二和大、小花牌。就这样，在不长时间，我就成了打“勾级”的一把好手，谁都愿意和我打联邦。从此，我再也不讨厌打扑克牌了，晚上除了工作需要加班外，也就很陶醉在那种吆三喝四、忽喜忽忧、“抓大拉”、“串三胡”、“吃贡”，并给对手脸上贴满纸条的乐趣中。 1974年，由于全厂停产近一年，我们更是成了职业牌手，几乎天天打牌，“勾级”牌技也练的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们有时还要经常组队到其它单位的牌场，以牌会友，比武打擂。那时，打“勾级”扑克，成了我业余时间风光一时，引以为豪的资本。

1975年，我被省军工局，调到另一个军工企业国营山东民丰机械厂宣传科工作。此时，我已结婚，有了家庭和单身时不一样了，每天下班后要做家务活，加上刚到一新单位，人生地不熟，一时找不上打“勾级”的队伍，只好在家忍受着“勾级”牌瘾的折磨。但后来，慢慢熟了一些人后，发现因这里青岛的职工比较多，所以，会打“勾级”的人特别多，打的水平也普遍的高。这又重新燃起了我的“勾级”热情。找到了“勾级”打牌队伍，就像找到了家一样。以后，每天下班吃完晚饭后，迅速干完家务活，让家属没有找茬的事，然后就一溜烟地跑到牌场去打牌。在家属院里打牌，永远别想消停。有时因打的时间太晚，声音太大，被附近的职工家属呵斥。有时一会儿这个队友的孩子去叫，一会儿那个队友的老婆去找。有一次，一个队友的老婆去叫他回家，但他好容易抢了个“头科”，馋大拉拉的想吃“贡”，不舍得走，竟被他老婆把我们的牌桌给掀翻了，吓得我们再也不敢和他打牌了。以后，在离厂区有几里路的东山消防队，就成了我晚上打“勾级”牌的不二场所。因为消防队要二十四小时值班，那里又远离家属区，打到几点都可以，不会惹得职工家属反感。当时，他们还都是单身，没有家属骚扰。还因为他们经常打“勾级”，都练的“勾级”水平比较高，免了我们和有些“臭牌篓子”打牌而生气。所以，那时我和放映员杜春亮、组织科干事孙惠国等，就在晚饭后，经常相约组队去那里打“勾级”牌。“勾级”扑克是一种很有魅力的智力游戏，所以，能使人上瘾。我那时除了白天干好工作外，晚上基本上就是打“勾级”牌。成了“勾级”扑克“迷”。

1976年元旦节时，我因工资低，负担重，经济状况不大好，此时，我的兜里只剩了一元钱，又不好意思向同事借钱，便拿着肉票，去买了一元钱的猪肉，晚上包了饺子准备过节，饺子包好后，我刚在锅里倒上凉水准备烧开后下饺子，老杜就在外边喊我去打牌，我一听就急了，忘了刚倒进锅里的是凉水，就把饺子倒进去，并快速搅动了一会，结果，成了一锅稀粥，吓得我没敢让家属看见，也不敢在家吃饭，就赶紧跑去打牌了。还有一天晚饭后，我的女儿突然感冒发烧，我去医务室拿了药后，家中却没有开水给孩子吃药，于是我就提着暖瓶，去离我家四合院有一里多路的南山食堂打开水。刚到水炉前，碰上消防队的李占禄吃完饭去值夜班，他说“刚买了四副新牌，今晚你去吧?”我说“好”，就提着空暖瓶一起去了消防队。那晚，由于是用新扑克，又牌逢高手，越打越来劲，一直打到早上五点多。这时，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老杜接了电话后说“你快走吧，你家属找你”，我一听，坏了，这才想起还没打水给孩子吃药。赶紧倒上屋里剩下的半瓶水，撒腿就往家跑。到家一看，我爱人正抱着女儿坐在床上掉眼泪，女儿因发烧烧得脸通红，娘俩一夜未眠。原来我走后，爱人就一直抱着孩子等水吃药，可等到天明也没等到，她一方面为孩子发烧着急，另一方面又不知道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为我着急。那时又没有手机什么的通讯工具联系，所以就只好在焦急、害怕中坐等到天明，才让邻居打电话找我。我回家后她知道原来我是去打了一夜牌，气得连哭带骂，惊动了四邻，邻居也都纷纷批评我做的太过分。而我就像个犯了大错的孩子，一声也不敢吭。从那次以后，我就下定决心，再也不打扑克了。自此我就远离了牌场，每天下班后，老老实实地在家洗衣做饭，照顾孩子，做个“模范丈夫”。

1978年底，我又被省军工局调到本系统国营山东红光化工厂办公室工作。这个厂由于种种原因，建厂七年没有竣工投产，不少职工的闲暇时间就相对多一些。当时的业余娱乐形式，也是以打“勾级”扑克为主。这里的家属区，在山东三线军工厂中，是最为集中的，只分山南、山北两个片区。那时职工之间的邻居关系都非常好，晚饭后，不少职工基本不在家，男女老少都喜欢到邻居家串门，打发时间度寂寞。不管到谁家，只要有人提议，马上就能凑起一局打“勾级”的。在这种环境下，我这样的老“勾级”扑克迷，是很难抵住诱惑。特别是后来原民丰厂的老牌友李占禄也调到了红光厂，更使我欲罢不能，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凑局打“勾级”。但那时因打牌成风，也因此引起一些家庭矛盾。如有的因只顾打牌，不干家务活，老婆不让吃饭。有的因晚上回家太晚，被老婆关在门外待一晚上。这样，我在和大家打牌时，就先强调两点:一是必须在家先把家务活干完后再出来打牌，二是晚上打牌不准超过十一点。如果做不到这两点，就开除他牌籍。这样，果然受到牌友家属们的欢迎，有的家属还盼着爱人快去打牌，因为要打牌时，他就特别勤快，抢着干家务，而不打牌时就死懒不动弹。李占禄的家属，就不准他到外边打牌，只准在自己家打，他家就成了一个牌场，他家属一开始只是在家端茶倒水，伺候牌局，但后来也耐不住寂寞，隔三差五的上场实习，结果也很快成了“勾级”高手。那时打牌，不分年龄，不论职务。冬天就在屋里打，有时虽然生着炉子，但一打起牌来，谁也顾不上炉子的事，炉子很快就灭了，不怕天冷继续打。夏天就光着膀子，肩上搭条毛巾，在路灯下汗流浃背，不怕蚊叮虫咬，打的是热火朝天。当一次“大拉”，就在对手脸上贴一根纸条，或者让对手在脑袋上弹一个响，嬉笑怒骂，其乐融融。打“勾级”不仅极大的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还是人情关系的“润滑剂”，原来有在邻居关系中或者在工作中，曾产生过些小矛盾、小隔阂的，在打“勾级”扑克时就能化解。有的做错了事，但又不好意思当面去道歉，就在打“勾级”牌时，故意“放水”失误，让对手抢“头科”，意在显示友好和诚意，对手也就心照不宣，一笑了之，不知不觉的密切了关系，加深了感情。

后来，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厂里举办职工运动会，我都担任总裁判长，除了设定各种球类和田赛、径赛类体育项目外，我还把打“勾级”扑克，列为一个运动项目，并专门制定出规范的“勾级”扑克规则，不分男女老少，自由组合，不为争奖，重在参与，我和副总裁判长吴文生、胡升云，、范喜新也积极组队参加，受到职工的普遍欢迎。后来，我在担任了厂级领导后，只要晚上有空，依然愿意和职工在一起打“勾级”。在大街路灯下，只要我提着马扎一坐下，马上就会围上一圈人。会打的，都想和我打对门较量一下。不会打的，都想看我贴纸条的滑稽样。有一个厂领导还曾特意提醒过我“要注意领导干部的形象”，但我本性难改，乐此不疲。我这个不像领导的领导，也就在这种吆喝声，笑声不断的热烈、亲切氛围里，密切了和职工群众的关系。至今想起那种情景，还都是满满的激动。

虽然打“勾级”扑克，只是一种业余娱乐活动，但在三线军工厂中，它应该是军工文化的一种组成部分，也是军工战友们亲情融合的一个重要方式。后来在我调到地方工作以后，虽然有时也偶尔打打“勾级”扑克，但总觉的没有了在军工厂里的热烈环境，更没有了军工战友之间打“勾级”的那种亲情关系。我打了几十年的“勾级”扑克，从来没有用钱打过，可在地方上，虽然我的“勾级”扑克的水平比较高，因为不用钱打，很少有人愿意和我一起打。渐渐的我也就没有了兴趣。所以，伴随了我多半生军工生涯的“勾级”扑克史，也就基本划上了句号。

但在2016年“山东三线军工文化研究室”成立时，在民丰厂遗址军工文化园开会，晚上没事，我们几个军工战友又凑局打“勾级”扑克，我和红光厂的老战友穆宝忠、李本友组队，与秘书长张志强及夏兆芳、刘永贞三人对阵，虽然牌技都已不能和以前同日而语，但激情仍在，亲情尤存。一下又找到了当年在三线军工厂打“勾级”牌时的感觉。那种感觉真是美极了，妙极了，顿时产生了一种愉悦无比的美丽心情。仿佛自己又年轻了一二十岁。那一夜，我们几个六十多近七十岁的老夫聊发少年狂，竟和当年年轻时一样，打“勾级”打到了凌晨两点多。看来这种军工文化，已深深地渗到我们每个军工人的骨子里。我在军工企业几十年的“勾级”扑克史，也将与我的其它军工经历，永远铭记在我的脑海中。

作者简介：李佃玉，1950年出生于山东日照市，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政工师。1970年在日照三庄区政府参加工作（“三不脱离”干部）。1970年后，先后在山东三线军工九七六厂，九三八一厂和第五八0五厂，以及日照市属企业工作。曾担任过中层和厂级领导。2010年退休，现任日照市作家协会会员，日照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日照日报》老年记者团记者，《齐鲁晚报》壹点号终端记者。山东省三线军工文化研究室和山东三线建设联谊会副主任，《军工文化研究》副主编。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研究员。

链接

关于“中国三线建设启动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