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在大草原

王侠

是的，她还在大草原，从1968年，到2025年，已经57年了。

当我在雾霾与霓虹之间猝然抬头，看见写字楼玻璃幕墙上映出自己疲惫的影子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一幕：六十多年前，在小学操场的主席台上，她系着鲜红的红领巾，臂章上三道杠在太阳下亮得晃眼。风把旗子吹得猎猎作响，也把她齐耳的短发吹得乱飞，像一株倔强的小黑麦。那一刻，她代表全体大队委员宣誓，声音脆亮，仿佛能穿透整个童年的天空。后来，我们像被风卷起的蒲公英，各自飘散，而她——我们的大队长、中队长、永远的第一名——竟一路向北，向北，直到把自己插进内蒙古高原的腹地，插进那片“天苍苍，野茫茫”的敕勒川。如今，她还在大草原；而我，却是在另一端，向西，在十三朝古都西安，我，把她的故事写成一首歌，写给那一望无际的绿，写给我们共同拥有的地球，以及遥不可及的一片星辰。

我们那所小学，坐落在京城宣武区一条槐树、柳树、白杨树掩映的胡同里。青砖灰瓦，拱形门洞，像一口被岁月反复舔舐的老井。班里一共五十四人，女生二十七，男生二十七，真是般配，可权力版图却完全颠倒——班长、学习委员、文艺委员、体育委员、乃至小组长，几乎被女生包揽。她，姓白，名雅琴，天生一副“功能特别好”的脑袋：两分钟能把散乱的跳绳打成漂亮的手枪结；三分钟背完《木兰辞》；五分钟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一幅中国地图，长江黄河弯得一丝不苟。老师爱她，男生怕她，女生服她。一年级她当中队长，臂上两道杠；三年级升大队长，三道杠金光闪闪。我们私下叫她“白司令”。

班里后来竟又冒出四五个大队长，清一色女生，像五瓣朱槿开满教室。男生们则被发配到“边疆”——有人是“猪头小队长”，有人是“擦玻璃小组长”，最风光的也不过是“鼓号队吹号手”，吹的活像跳踢踏舞的猴子。于是有人感叹：“阳衰阴盛！”可叹声未落，就被白雅琴一个眼神瞪回去。那眼神亮得可以点燃粉笔头，我们都信了：世界本来就是红的，像我们的红领巾，像她们臂上的三道杠杠。

小学毕业，白雅琴毫无悬念地考进女五中——一所盛产“红色娘子军”的百年老的名校。校服是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远远望去，像一片会走路的晴空。后来我们分散，她写信说，女五中的操场有标准四百米跑道，升旗时号手会吹真正的军号，“声音像把刀，把天划开”。再后来，信里出现新词：“上山下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北京城的风带着铁锈味，火车站喇叭一遍遍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白雅琴和五个女同学被分派到内蒙古锡林郭勒，据说那里“天比北京蓝三倍，风比北京硬三倍，羊肉比北京香三十倍”。

我不敢靠近，远远的目送着她。月台人山人海，蒸汽机车像一头喘不过气的黑牛。她剪了短发，戴灰色栽绒帽，胸前的红花大得夸张。火车启动的一瞬，她突然把窗子推高，冲我喊：“帮我看住胡同口那棵石榴树——”后面的话被汽笛撕碎。我只看见她的口型，一张一合，像鱼，像鸟，像要把整个北京吸进肺里，再带到草原去。我始终没有听清她还有一句话，估计是我们会见面的，我是这么想的，剃头挑子一头热。

此后音信稀疏。邮电局说，草原没有固定投递点，邮件得等乌兰牧骑的顺风车。直到一九八二年，我才收到一张明信片，正面是“草原日出”，背面密密麻麻：

“我们到了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住蒙古包，喝奶茶，吃手把肉。夜里风大，包外的绳子像琴弦，嗡嗡响。我学会了骑马，马叫‘红卫星’，跑起来像贴着地飞。长调真好听，像把人的肠子一寸寸抽出来，又慢慢塞回去。勿念。”

落款仍是那副笔锋：白雅琴，却添了一行新地址——“内蒙古大草原伊和高勒公社第四牧业点”。我盯着那行字，忽然觉得她的“功能”又一次升级：把北京胡同的石榴树，种到海拔一千五百米的牧场；把三道杠的臂章，换成一匹生着月牙白额的枣红马。

她说，时间久了，也是懂了一些事情，草原的长调，像一条没有岸的河。她第一次听，是在那达慕的傍晚。歌者是一位白发额吉，手执马鞭，面对夕阳，声音从胸腔缓缓升起，先低后高，再陡然跌落，像鹰垂直俯冲，又在离地三尺处被风托住。白雅琴后来说，那一刻她“听见心脏被拆开，像羊毛被一点点擀成毡子”，眼泪把袖口打湿一圈。从此她每晚学唱，把汉语名字“雅琴”翻译成蒙语——“赛汗其其格”，意思是“美丽的花”。长调里，她把自己的花期无限拉长，从胡同口到牧场，从红领巾到红霞。

那里的老琴师哈斯朝鲁有一把祖传马头琴，琴杆雕小马头，眼睛镶黑曜石。白雅琴用三块上海牌香皂、两包前门烟换来学艺权。第一堂课，老人让她听风——“风是草原的呼吸，琴码是草的骨头”。她每天黎明坐在坡顶，拉空弦，让露水把音孔泡得发胀。三个月后，她能拉《嘎达梅林》，马头在腕底一颤一颤，像真马在嚼草。夜里，蒙古包外的月亮大而薄，琴声一响，羊群就安静了，仿佛月光也长出耳朵。

一九七五年，白雅琴成了公社乌兰牧骑的报幕员兼二胡手。小队七人，一匹骆驼驮乐器，两匹马驮行李，像移动的火种。他们走包串户，在羊圈旁演《红灯记》，在风口上跳《洗衣歌》。白雅琴把京剧念白译成蒙语，让“提篮小卖拾煤渣”变成“拾粪姑娘笑哈哈”。牧民说：“北京哈屯（姑娘）把大戏唱成了奶豆腐，酸里带甜！”有一次暴风雪，他们迷路，靠琴声定位，马群围成墙，竟安然脱险。白雅琴在信里写：“风再硬，也硬不过人的嗓子；夜再黑，也黑不过马头琴的木头。”

那达慕大会，赛马是压轴。白雅琴负责给第一名献哈达。枪响那瞬，二百匹马同时蹬地，草地像被巨手掀起绿浪。她站在终点，双臂高举，哈达被风拉得笔直，像一条不肯落地的河。冠军是个十三岁的少年，马背上的皮肤黝黑，牙齿雪白。她把哈达挂在他脖子，少年大喊：“赛汗其其格，像花一样！”人群欢呼，她忽然想起北京的小学操场，想起自己举着大队旗，跑过终点线。原来，两条跑道在此刻重叠：一条铺着塑胶，一条铺着草原；一条飘着红领巾，一条飘着哈达的丝穗。

二〇〇八年夏，这是一个吉祥如意的时段，公司派我去锡林郭勒测风电。飞机降落那刻，我听见机舱里响起长调《小枣红马》，心里轰然一热。出了机场，草原的风像千万条冰凉舌头，一下子把城市给我的油腻舔干净。我循着微信定位，驱车三百公里，在伊和高勒以西的草场找到她。远远望去，一座白色蒙古包，顶上飘着红旗，旁边竖着风力发电机，叶片慢悠悠划圈，像给天空梳辫子。

白雅琴迎出来，头戴橘红头巾，脸被晒成古铜，眼角皱纹像马头琴的弦，一笑就铮铮作响。她身后跟着一条黑狗，叫“其其格”，尾巴摇得像芦苇。我们喝奶茶，吃奶豆腐，酒是马奶酿，入口酸，回味甜。夜里，银河倾泻，星辰低得吓人，仿佛伸手就能拨落一串。我说：“你后悔吗？”她笑，把手指放在唇边，示意我听——风掠过草尖，发出沙沙声，像无数细小的手掌在鼓掌。她说：“草原把‘后悔’两个字吹成‘回喉’，咽下去就是养分。你看——”她指向远处，黑暗里亮着点点绿光，是萤火虫，还是羊的眼睛，分不清，“它们都是我的邻居，一辈子不搬家。”

回西安那天，她给我三样东西：一把芨芨草，已晒干，却仍带青味；一块马头琴形的小木片，是她自己削的；一张DVD，录有她拉的长调《走马》。飞机升空，草原越缩越小，最后变成一块绿毯，而北京的高楼像无数灰色牙齿，把地毯边缘咬得参差不齐。我闭上眼，让耳机里响起她的琴声——先是一声长长的颤音，像马嘶，像鹰唳，继而低回，像奶茶的蒸汽，像蒙古包顶的炊烟。

如今，芨芨草插在我办公桌的笔筒里，像一枚不会凋谢的书签；木片挂在车窗，一刹车就叮当作响；DVD则被我转成MP3，每天清晨，在地铁轰鸣里，让长调替我打开一条缝，把草原的风放进车厢。乘客们昏昏欲睡，我却听见万马奔腾，似乎听见她站在终点线，高举哈达，喊我乳名。那一刻，我明白：她还在大草原，而我把草原骑进了自己的呼吸。每当高铁穿过隧道，黑暗覆盖窗玻璃，我就听见风穿过耳际，像那匹叫“三道杠”的小马，在胸腔里轻轻打了个响鼻。

歌唱吧，为这个女同学，为这片大草原！歌唱那从北京胡同口、从西安汉城湖，飞到锡林郭勒的石榴花；歌唱把三道杠换成哈达的臂膀；歌唱所有被风吹散、又被草重新缝合的日子。歌唱吧，让马头琴的颤音沿着钢筋水泥攀援，让长调在电梯井里回荡，让每一粒被空调吹干的尘埃，重新湿润，长出绿色的根须。因为——

她还在大草原，

草原还在我心里，

而我们，终于不再被天涯海角相隔，因为我们的心是连绵着的，从东到西，从西到东。最珍贵的是，只要她有了空闲，尤其是到了夜晚，她会把《敖包相会》这支歌动情的唱给我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