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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堂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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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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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堂屋是椆树下潘家的中心。
这中心，一是地理上的核心——整个潘家是座三进院落，两侧带厢房，正堂屋就坐落在三进院的正中。二是家族的情感中心：过年打糍粑的热闹在这里上演，大人抡着木槌用力捶打糯米饭，热气裹着米香升腾；小孩在旁嬉闹，趁大人不注意，偷偷从石臼里抠出糯米饭，粘得满手都是，却咧着嘴笑得开心，引得众人哄堂大笑。三是家族红白喜事的固定场地：上辈人出生满百天取名、成婚时拜堂、离世后设灵堂，全在这屋里。生时离不开，死后也离不了。平日里，正堂屋格外宽敞，只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条二人凳。最让人称奇的是燕子总来这里筑巢：叽叽喳喳的叫声添了不少生气，可落下的灰白鸟屎又得清扫，大人常吆喝着小孩去打理，成了件既欢喜又头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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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堂屋正前方有条小河，院里人都叫它“小江”——因为不远处有条大河，被称作“大江”。“江”在这里读“缸”，我小时候竟以为装水的都叫“缸”。唯独厢房旁的古井不被我归为“装水的缸”，只因院里人都喊我奶奶“井边奶奶”。
奶奶本姓雷，是武冈城边大户人家的女儿。没人告诉我她何时嫁入潘家，只知她在院里颇有威望——解放前，只要有她在，土匪都不敢进村。我总琢磨不透：这位身高不足一米五、因裹脚而走路一跛一跛的老人，哪来这么强的气场？
奶奶极少提起爷爷。即便茶余饭后，二爷爷、大伯伯聊天时偶然聊到爷爷，她也会悄悄把话题岔开。后来，和父亲一同长大的堂爷爷总跟我说：“你爸跟你爷爷是一个模子刻的脸，你又跟你爸长得一模一样。”二十岁那年，我忽然梦见一位白白胖胖的老人走到床边，慈眉善目地看着我。惊醒后我讲给父亲听，他哈哈大笑：“那是你爷爷来看你啦。”没过多久，我便离开院子，踏上了工作岗位。
那是我唯一“见到”爷爷的场景。院里人说，爷爷是个零担货郎：从湖南挑着一担日杂用品，像针、线这类小物件，一路卖到广西、贵州。后来走熟了这条路，他便组织院里的堂兄堂弟一起做货郎，队伍最多时有近十个汉子，以靖州为中心的村村寨寨，都知道有支“潘家货郎队”。
他们肩上挑着两个木箱，走村串户。放下担子揭开箱盖，里面的方格中整齐摆着缝衣针、棉线、顶针、彩色丝线、小镜子、红头绳、焦糖块等几十种小商品，看得人眼花缭乱。
这时，他们会拿起带柄的小圆鼓，一边摇一边走，“铛！铛！铛！”的声响在村寨间传开。苗侗村寨的老妇人闻声，便会纷纷走出家门。至今当地还流传着一句歌谣：“拨郎鼓，拨郎鼓，先站着，银饰换线来。”
俗话说“货郎担，零钱串”。虽说路途遥远、货物小巧，但这些小商品本钱低、利润高，货郎们才得以安稳营生。
爷爷作为领头人，为人谦和，即便做小生意，也从不算计分毫。湘黔桂三省的六七个县里，谁家老人手开裂需要甘油、谁家小孩馋糖、谁家小姑娘要红头绳扎辫子，他都记在心上。哪怕绕点路，也会把东西送过去，从不多提钱的事，只图个彼此舒心。大土匪张云卿听说后，特意叮嘱湘黔桂边界的手下：“谁跟潘家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
因此，爷爷每次回家，第一件事便是快步走进正堂屋，恭恭敬敬地上香，喃喃道：“托祖宗的福，货没丢，兄弟们也都平安。”三拜之后，他会拉着两个弟弟的手，让他们再叩三个响头，语重心长地嘱咐：“不管啥时候，逢年过节都要记得来给祖宗上香。”
这两个弟弟，一个姓潘（五服内的堂弟），一个姓祝（爷爷异父同母的弟弟）。或许是因为爷爷自幼丧父（他是“背父崽”，即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已离世），他始终把两个弟弟当作亲生孩子般照顾。去贵州的路上，他总走在最前面带路，让潘姓弟弟去左边的村子，祝姓弟弟去右边的寨子，两村相距不过几华里——他既怕弟弟们的货卖不出去，更怕没法及时掌握他们的安危。那时的山路可不太平，除了土匪，还有老虎、野狗、狐狸等野兽出没。
两个弟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各自沿着柳江上下游走，从不愿给哥哥添麻烦。他们常拿针、线等小商品换些当地特产，再沿路卖着回家。回到椆树下的院子时，刚好能凑齐本钱，稍作歇息、进了新货，便又匆匆出发。兄弟几人常常只在半路相遇，对视片刻，只相互叮嘱一句：“兄弟，别太累，保重身子！”
可爷爷最终还是累垮了。一天在黎平，他突然双脚不听使唤，连路都走不了。两个弟弟急忙赶过去，风尘仆仆的脸上满是焦急，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我想回正堂屋。”爷爷轻声说。
“好！我们抬你回去！”
回到家时，正堂屋里已点燃两对红蜡，烛火映得屋内亮堂堂的。爷爷苍白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晕，躺在担架上的他，吃力地抬起头望着神龛上的祖先牌位，随后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院里人还没察觉爷爷的离去，正堂屋内，只剩烛火摇曳，一片寂静。（20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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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潘强，男，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人，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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