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困境与突围：

《恋爱中的女人》中的女性形象对现代现代性启示

        作者:   车向斌

《恋爱中的女人》作为英国文学史上最具争议性与深刻性的作品之一，以其对两性关系的犀利剖析和对女性心理的细腻刻画，成为20世纪初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文学见证。本文将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系统分析小说中厄休拉、古德伦与赫麦妮三位女性形象所代表的不同女性生存策略，揭示劳伦斯如何通过她们的情感历程，展现女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艰难抉择。通过对这三类女性范本的解析，我们将看到劳伦斯既批判了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又对激进的女性主义保持警惕的矛盾立场；既歌颂女性主体性的张扬，又对这种张扬可能导致的异化关系表示忧虑。在工业文明碾压人性、传统价值观崩解的时代背景下，劳伦斯通过三位截然不同的女性命运轨迹，描绘和探讨了女性如何在保持独立自我的同时，建立真诚幸福的家庭、稳定的夫妻（两性）关系这一永恒命题，其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使这部作品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可绕过的经典文本。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三重范本

《恋爱中的女人》塑造了三位性格迥异、却都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女性形象——厄休拉、古德伦与赫麦妮，她们构成了劳伦斯探讨女性问题的三重范本。这三位女性在20世纪初英国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回应着女性自我实现与爱情、婚姻之间的永恒矛盾，展现了女性从传统束缚中突围的多种可能性和随之而来的新困境。通过她们的情感历程与命运轨迹，劳伦斯不仅记录了女性意识觉醒的历史瞬间，也对女性解放的复杂内涵进行了跨越时代的深刻思考。

厄休拉：灵肉合一的理想主义者

作为小说中的核心女性形象，厄休拉代表了劳伦斯心目中较为理想的女性范本——在保持精神独立的同时不否定肉体欲望，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同时，不拒绝亲密关系。厄休拉是一位小学教师，受过良好教育，经济独立，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与传统道德观念。她对爱情有着极高的精神追求，渴望找到“肉体与灵魂相结合”的伴侣。当她发现军官男友只追求“性，感官上的刺激”时，便毅然选择分手，转而爱上学校督察员伯金，因为伯金虽然思想复杂矛盾，但至少对两性关系有着严肃思考。

小说中，厄休拉的形象突破了传统文学中女性作为情感客体的刻板印象，展现出强烈的主体性与批判精神。她“讨厌家里陈旧腐朽的味道，讨厌父母养育儿女为乐的家庭观念”，是一位典型的现代知识女性。她对伯金的同性恋倾向表示恐惧与排斥，认为这是“一种变态”，展现了她性格中保守的一面。但同时，她又勇于挑战社会规范，与伯金发生婚前性关系，并最终在没有获得大学毕业证书的情况下，通过工作实现了自身价值。厄休拉的矛盾性格，正是转型期现代女性困境的真实写照——她们既想挣脱传统束缚，又无法完全摆脱内化的传统价值观；既追求独立自主，又渴望亲密关系。厄休拉与伯金的关系发展，体现了劳伦斯对理想两性关系的构想——“犹如磁铁的两极，既彼此吸引，又彼此保持平衡”。在小说结尾，厄休拉与伯金结婚并移居意大利，“那里的明媚阳光和翠绿肥沃的河谷，象征了他们新生活的开端”。这一结局，暗示了厄休拉相对成功的自我实现之路，但也留下了诸多未解决的问题。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厄休拉看似最为幸福，结了婚，但是她跟伯金的争论绝对不会就此停歇”。厄休拉的形象表明，女性解放不是简单地反抗男性或拒绝婚姻，而是在保持自我的前提下，重建两性关系，这一过程充满矛盾与妥协。

古德伦：反叛的艺术家与失败的突围者

与姐姐厄休拉相比，古德伦代表了更为激进也更为悲剧性的女性范本。作为一位“活力四射、观念独立、漂亮的才女画家”，古德伦比厄休拉“更为开放，思想也更为独立，面对喜欢的男性追求，却不依赖他们”。她与煤矿主杰拉尔德的关系，集中展现了劳伦斯对现代两性权力斗争的深刻洞察。

古德伦刚回到家乡时，“对家乡的环境是深恶痛绝的，感到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这种疏离感使她成为彻底的传统反叛者。当杰拉尔德试图以征服者的姿态占有她时，古德伦表现出强烈的抗拒。在火车道口制服阿拉伯红色母马的著名场景中，杰拉尔德“用暴力把它降服于他的控制下”，而古德伦则从这一充满“性”暗示的场景中，感受到“天旋地转”，进入了“虚空失去知觉”的状态。这一场景象征着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暴力征服，也预示了两人关系的悲剧结局。

古德伦的悲剧在于，她虽然看透了这个“伪币流通的世界”本质，却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她不屑于通过婚姻获取社会地位，却陷入与杰拉尔德的病态关系中；她“本想完全获得女性权利”，最终却导致两败俱伤。当杰拉尔德发现古德伦背叛后，“发泄完的杰拉尔德·克里奇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感到很累，活活冻死在大雪山中”。而古德伦“最后没有流眼泪，表现得看似无情，其实是一种无奈，还有一种超出控制的无力恐惧感”。古德伦的形象，揭示了女性主义的一个根本困境：在解构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后，如何建构新的两性关系？古德伦的反叛虽然勇敢，却缺乏建设性，最终只能“和艺术家洛克搞暧昧”，陷入另一种异化关系。劳伦斯通过古德伦的悲剧表明，单纯的抗拒与反叛，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解放，女性需要在否定传统的同时，找到肯定的价值。

赫麦妮：被扭曲的女性知识分子

赫麦妮是小说中最复杂的女性形象，她出身贵族，受过高等教育，是“新思想文化的倡导者和传播者”，却成为劳伦斯笔下“最不讨人喜欢的人物”。这一矛盾形象，体现了劳伦斯对知识女性既同情又批判的矛盾态度。

赫麦妮具有现代女性的诸多优点：“她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反对种族战争，并将它比作商铺间的激烈竞争”。作为一位贵族女性，她“能身体力行地打破阶级门第观念，邀请布兰文姐妹来家做客”。她的“理性和思辨力常常超过伯金”，展现了女性在思想领域的平等能力。然而，赫麦妮的悲剧在于，她内化了男权社会的逻辑，成为“权利意志的极端代表”。她拥有“财产、地位、知识、文化、思想”，却缺乏生命的本质，缺少“女性妖媚的身体特征，缺少原始的生命情欲”。在追求伯金的过程中，她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当遭到拒绝后，“她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侮辱，拿起石头敲向了诺伯特·伯金”。赫麦妮的形象表明，女性如果仅仅模仿男权社会的权力游戏，即使获得了表面上的平等，也失去了自身的本质与价值——因为是女人。赫麦妮的失败，反映了劳伦斯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在他看来，赫麦妮代表了过度发达的理性对生命本能的压抑。当她“在追逐真理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希望在诺伯特·伯金的感情中得到灵魂的救赎”时，这种将爱情抽象化的倾向，恰恰使她无法建立真实的情感联系。赫麦妮的形象预示了现代女性可能面临的异化困境——当女性通过教育获得理性思维能力后，如何不丧失情感的真实性与生命的完整性？

通过这三重女性范本，劳伦斯展现了女性意识觉醒的多种可能性及其困境。厄休拉代表了相对成功的中间道路，古德伦展示了激进反叛的悲剧结局，赫麦妮则体现了知识女性可能面临的异化。这三种范本共同构成了《恋爱中的女人》丰富的女性视角，使小说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文本。

女性对爱的探索与幻灭

文本通过三位女性不同的爱情经历，深入探讨了女性在追求爱与自由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境。厄休拉对灵肉之爱的执着、古德伦对情殇之爱的体验、赫麦妮对强势之爱的坚持，构成了小说中女性探索爱的三种不同路径。这些探索既反映了20世纪初期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揭示了女性在摆脱传统束缚后遭遇的新问题。劳伦斯以其敏锐的心理洞察力，展现了女性在爱情中的复杂体验——她们不再是 情感客体，而是主动的探索者和抉择者，但这种主体性的获得，往往以幻灭与孤独为代价。

灵肉之爱的可能性与局限

厄休拉对伯金的爱情代表了女性对灵肉合一之爱的追求，这一追求过程，充满波折却最终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谐。厄休拉“虽然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依然无法改变她内心的彷徨。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她希望在恋爱中释放自己，找到灵肉合一的恋爱对象”。她对爱情的理想主义态度，使她区别于传统女性形象——她不是等待被爱的客体，而是主动寻找理想伴侣的主体。

厄休拉与伯金的关系发展经历了从对抗到融合的复杂过程。伯金作为劳伦斯的代言人，提出了一种新型两性关系理论：“他希望自己是独立的自我，女人也是独立的自我。他希望性回归到另一种欲望的水平上去，只把它看作是官能的作用，而不是一种满足。”这种既要求独立又追求融合的关系模式，对厄休拉构成了挑战。她最初难以接受伯金对杰拉尔德的同性之爱，并认为这是一种变态，这反映了她思想中传统的一面。然而，厄休拉的伟大之处在于她的学习与成长能力。她通过与伯金的辩论和冲突，逐渐理解并接受了伯金的哲学。小说中一个关键场景是，厄休拉与伯金为结婚购买旧椅子后，厄休拉认为“旧椅子是旧式英国和现代病态社会的象征，由此引发了她对当下英国的诅咒和对现存社会的否定，最终决定将购买的旧椅子送给他人”。这一细节，象征了厄休拉对传统婚姻观念的扬弃——她与伯金的结合不是对社会规范的屈服，而是两个独立个体之间的自由选择。

厄休拉与伯金的相对圆满结局（结婚并移居意大利），似乎暗示了灵肉之爱的可能性，但劳伦斯的处理远非简单乐观。厄休拉的探索表明，女性即使找到了相对理想的伴侣，要实现灵肉合一，仍然是一个艰难的、未完成的过程。

情殇之爱：权力斗争中的女性

古德伦与杰拉尔德的关系则展现了爱情作为权力斗争的残酷一面，这一关系以激情开始，以毁灭告终。古德伦刚遇到杰拉尔德时，“被他深深吸引住，但经过交往后，古德伦是无力的。与杰拉德·克里奇激情之后，她感到杰拉德·克里奇并非真的爱她，只是一种征服与控制欲”。这种征服与控制欲在制服母马的场景中得到象征性表现：“杰拉尔德用暴力把它降服于他的控制下"，而古德伦从这一场景中感受到进入了“虚空失去知觉”的状态。古德伦与杰拉尔德的关系，体现了现代两性关系中的权力政治。杰拉尔德是现代机械文明的化身，他将工业管理中的控制逻辑带入亲密关系，试图将古德伦变成他的所有物。而古德伦作为现代艺术家，拒绝成为被动的客体，“她敢于涉足上层社会，以智慧和艺术才能博得上流社会的认可和肯定”。两人的关系因此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的悲剧性结局，揭示了现代爱情的异化。当杰拉尔德发现古德伦与艺术家洛克的暧昧关系后，“在激愤之中企图杀死葛珍未成，遂在风雪弥漫之中，如痴如癫地走向阿尔卑斯山深谷。最后他冻成‘一团冰冷沉默的东西'”。而古德伦虽然幸存，却陷入精神上的虚无状态。劳伦斯通过这一结局表明，当爱情沦为权力斗争时，其结果只能是双输——杰拉尔德肉体死亡，古德伦精神死亡。

古德伦的探索提出了女性主义的一个关键问题：女性如何在保持主体性的同时，避免将爱情异化为权力游戏？古德伦虽然摆脱了传统的女性角色，却未能建构新的、非对抗性的两性关系模式。她的悲剧表明，单纯的抗拒与反叛无法带来真正的解放，女性需要在解构传统的同时，找到建构新关系的积极价值。

强势之爱：女性理性的困境

赫麦妮对伯金的爱情代表了另一种女性探索——试图通过理性与意志力掌控爱情，这一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赫麦妮是“一位更加独立的女性，她是一位贵族，具有强烈的控制欲望”。她将爱情视为一种精神占有，称自身是“诺伯特·伯金的灵魂伴侣”，这种将爱情抽象化的倾向，使她无法与男人建立真实的情感联系。赫麦妮的悲剧在于她内化了男权社会的逻辑。她“拥有财产、地位、知识、文化、思想，可是她缺乏'生命的本质'，缺少女性妖媚的身体特征，缺少原始的生命情欲”。在追求伯金的过程中，她表现出与杰拉尔德相似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只是形式更为"文明"——她用理性的论辩而非暴力来征服对方。当伯金拒绝她的“精神婚姻”提议后，“赫麦妮不断付出后，却没有得到诺伯特·伯金的感情回报”，最终陷入精神崩溃。

赫麦妮的形象反映了劳伦斯对理性女性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承认赫麦妮的“理性和思辨力常常超过伯基，令他恼火”，这表明女性在智力上完全可以与男性平等；另一方面，他又将赫麦妮描绘成“权利意志的极端代表”，暗示过度发达的理性会导致生命本能的萎缩。这种矛盾态度体现了劳伦斯对现代女性困境的深刻洞察——女性在获得教育权和理性思维能力后，如何不丧失情感的真实性？

赫麦妮虽然失败，但提出了女性解放的一个关键问题：女性如何在发展理性的同时，保持感性的完整？赫麦妮过度认同男性化的理性思维，导致她丧失了女性的身体感受力和情感真实性。她的探索表明，女性解放不应是对男性特质的简单模仿，而应是对完整人性的追求，包括理性与感性、精神与肉体的和谐统一。

文本通过对这三种爱的探索的描写，劳伦斯展现了女性追求爱与自由的复杂历程。厄休拉的相对成功、古德伦的悲剧结局和赫麦妮的挫败体验，共同构成了《恋爱中的女人》丰富的女性视角。这些探索表明，女性解放不是简单地颠倒传统的性别权力关系，而是需要从根本上重建两性之间的交往伦理，这一重建过程，既需要批判父权制，也需要超越简单的对抗逻辑。

工业文明与女性困境的社会批判

《恋爱中的女人》不仅是一部关于两性关系的小说，更是对工业文明摧残人性的深刻批判，劳伦斯将女性的命运与20世纪初英国工业化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揭示了社会发展的现代性对女性生活的深刻影响。通过煤矿小镇贝多弗的肮脏环境、杰拉尔德对煤矿的非人性化管理以及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机械意象，劳伦斯描绘了一幅人性被工业化异化的图景。在这一背景下，女性面临的不仅是传统的性别压迫，还有工业文明带来的新型异化——她们在获得经济独立和社会自由的同时，也面临着精神空虚和情感枯竭的危机。劳伦斯的社会批判，为其女性视角增添了历史深度，使文本也成为对现代女性困境的全面反思。

工业图景中的女性生存

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刻意描绘了工业化后，英国丑陋破败的一面，这一环境构成了女性生活的物质与精神背景。“姐妹俩正走在一条黑乎乎的小路上，小路穿过一片污黑肮脏的田地。路左面景色开阔，有一条坐落着星星点点的矿井的峡谷，对面山坡上是玉米地和树林。距离遥远的它们瞧上去灰蒙蒙的，如同罩上了一层黑纱。白烟黑烟袅袅升起，形成一条条静止不动的烟柱，在晦暗的天空中显得妙不可言。”这一景象，象征着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和对人性的扭曲，女性在这一环境中面临着双重的异化——既作为人被异化，又作为女性被异化。

杰拉尔德经营的煤矿是工业异化的集中体现。他“采用了极其准确精密的科学方法经营煤矿”，将工人沦为“纯粹的机械工具”。在他的眼中，“人类是大地的主神，而地下的煤矿是与人类的意志相对抗的无生命的物质。他向往的是在同自然环境的斗争中实现自己的意志，让那些毫无生机的煤层服从于他的意志”。这种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同样体现在他对女性的态度上——他将古德伦视为需要征服的客体，如同他征服的母马和煤矿。

女性在工业社会中的处境具有深刻的矛盾性。一方面，工业化“给妇女带来了选举权，同时使她们进入到原来只属于男人的工作领域。工作赋予女性新的社会自由和惊人的经济独立性”。如辛普森指出的：“战争改变了她们的自我意识，也改变了她们在众人心目中的形象。她们从只知道关心自己小圈子内的卑微琐事，从只供人观赏的大体无用之物，转变为有智慧，有力量，有能力的人。”另一方面，工业文明又以其机械化和理性化的逻辑侵蚀着人性（女性和男性）的基础，导致人情感的真实性和生命的完整性丧失。

厄休拉和古德伦作为职业女性（教师和艺术家），代表了工业化时代新型女性的形象。厄休拉“努力奋斗，成功地进入了大学殿堂进行学习”，虽然最终因失望而退学，但仍在当地一所中学当了一名老师，通过工作体现其自身的价值。古德伦则通过艺术创作寻求自我表达和经济独立。她们的职业身份使她们摆脱了传统女性对家庭的依赖，但也使她们面临工业社会的异化力量——理性至上、情感枯竭、人际疏离。

生态女性主义的先声

劳伦斯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与后来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有着惊人的契合。他揭露了现代工业化社会给大自然带来的巨大破坏，批判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对大自然中其他动物的奴役和支配。同时，他也"谴责了两性关系中的上下等级模式，提倡建立男女平等的和谐关系"。这种将自然压迫与性别压迫联系起来思考的视角，使劳伦斯成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先驱之一。

在制服母马的著名场景中，劳伦斯通过厄休拉之口“愤怒地谴责了杰拉尔德对母马的折磨和奴役，因为马也是有生命的东西，它有权支配自己，而人类没有任何权力去玷污动物的情感，把人的意志强加在它们身上”。这一场景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杰拉尔德无疑象征着父权制中征服自然和女性的男人，母马则是被征服的自然和女人的化身”。劳伦斯借此表明，对自然的统治逻辑与对女性的统治逻辑是同构的，这些，都源于父权制的二元对立思维。

伯金在雨中裸体躺在峡谷草地上的场景，则展现了另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脱下衣服，一丝不挂地坐在报春花丛里，又在花丛中轻轻挪动双脚。花朵触吻着腿、膝、手臂和腋窝；然后再躺倒下来，让它们挨擦着腹部和胸部。美妙的凉爽细腻的触感通遍全身，他沉浸在和报春花的相互沟通中。”这一场景体现了劳伦斯的生态理想——人与自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亲密平等的交流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生态意识与女性解放紧密相连：伯金在这一场景中摆脱了赫麦妮强加给他的理性枷锁，恢复了身体感受力和情感真实性。

劳伦斯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最明显地体现在他对杰拉尔德命运的处置上。杰拉尔德作为工业文明的化身，最终“葬身于冰冷的雪山”，这是“对那种征服自然和女性的二元对立支配原则的否定”。而厄休拉与伯金则移居意大利，那里的“明媚阳光和翠绿肥沃的河谷，象征了他们新生活的开端”。这一对比鲜明地表达了劳伦斯的价值观——只有放弃征服逻辑，回归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女性解放的社会维度

劳伦斯通过女性形象表明，女性解放不能脱离更广泛的社会变革。厄休拉、古德伦和赫麦妮虽然以不同方式追求自我实现，但都受到工业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厄休拉对灵肉合一之爱的追求是对工业社会情感异化的反抗；古德伦的艺术创作是对机械理性的抗拒；赫麦妮的理性强势，则是过度认同男性价值观的结果。这些不同的回应方式，构成了女性对工业文明的复杂反应谱系。

劳伦斯特别关注工作对女性身份的影响。厄休拉作为教师，古德伦作为艺术家，都通过职业获得了经济独立和社会自由，但工作也带来了新的异化形式。厄休拉发现大学教育与“她的理想追求相差甚远，内心苦闷彷徨，后未拿到毕业证就离开了大学”。这一经历表明，教育作为女性解放的重要途径，本身也可能被工业社会的工具理性所侵蚀。同样，古德伦的艺术才华使她能够独立于男性，但她的艺术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逻辑的影响。

劳伦斯的社会批判揭示了女性解放的复杂社会条件。一方面，工业化“使妇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选举权，并让她们有机会涉足原本只属于男性的工作领域”，这为女性解放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工业文明又以其机械化和理性化的逻辑，威胁着人性的完整性，使女性在摆脱传统束缚后又陷入新的异化形式。在这一背景下，女性的解放不能仅仅局限于性别领域，而必须与更广泛的社会变革相结合。

通过将女性命运置于工业文明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劳伦斯使《恋爱中的女人》超越了单纯的爱情故事，成为对现代性困境的全面反思。他对自然破坏的描绘、对机械文明的批判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向往，为其女性视角增添了生态维度，使小说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深刻洞见。这种将性别问题与社会问题、生态问题联系起来思考的视角，使劳伦斯成为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先驱，也为当代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资源。

女性自我价值的探索与实现

《恋爱中的女人》最为深刻的主题之一是对女性自我价值实现途径的探索。通过厄休拉、古德伦和赫麦妮三位女性形象，劳伦斯展现了女性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寻找自我、确立主体性的艰难历程。这三位女性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生活策略：厄休拉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点，古德伦采取激进的反叛姿态，赫麦妮则通过理性思维寻求超越。她们的探索与挣扎不仅具有个人意义，更折射出20世纪初期，女性整体面临的认同危机和价值困境。劳伦斯以其敏锐的心理洞察力，揭示了女性在追求自我价值过程中遭遇的内在矛盾和外在障碍，使小说成为研究女性主体性建构的丰富文本。

逃离与回归：厄休拉的辩证自我

厄休拉的自我价值探索过程体现了一种辩证的运动——她通过逃离传统女性角色而确立自我，又通过回归亲密关系而实现更完整的自我。厄休拉是一位典型的现代女性。她对传统家庭价值的拒绝使她能够摆脱社会对女性的刻板期待，发展自己的独立人格。然而，与伯金的相遇又使她意识到，绝对的独立并非自我实现的终点，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流同样不可或缺。

厄休拉的成长体现在她对伯金哲学的理解与批判中。伯金认为：“女性并非天生就处于从属或弱势地位，而是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观点启发了厄休拉的女性意识，使她认识到性别角色的社会建构性。然而，厄休拉并不完全接受伯金的个人主义哲学，她质疑道：“伯金说的这种‘爱’是一种虚伪的爱，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爱”。她追求的爱是“一种可以彼此可以互相交付的爱”，这种爱，既保持个体的独立，又承认人际联结的价值。

厄休拉离家出走的场景，象征了她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彻底决裂：“厄休拉离家是她与任何旧事物和一切旧社会形式决裂的象征。后来，厄休拉与伯基双双辞职离开英国，成为摆脱一切束缚的赤子之身，从而踏上了自由的新世界”。这一出走，不仅是对父权制的反抗，也是对工业社会异化的逃离。厄休拉最终选择与伯金结婚并移居意大利，这一决定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回归，而是基于相互尊重和理解的新的两性关系模式的建立。

厄休拉的探索表明，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既需要摆脱传统束缚的勇气，也需要建立新型关系的智慧。她的辩证运动——逃离传统后又回归关系，但这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为女性解放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正如评论者指出的，厄休拉"挣脱了第一代和第二代布兰文两性伦理关系的框架，在她与伯金的感情关系中，找到了通往象征完美两性关系的'虹'的途径”。

激进反叛与虚无：古德伦的自我毁灭

与厄休拉不同，古德伦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反叛姿态，这一姿态虽然勇敢，却最终导致精神上的虚无。古德伦是一位“小有名气、恃才傲物的艺术家”，她“不以婚姻为手段和最终目的，选择了艺术家的流浪生活”。她的艺术才华使她能够超越阶级界限，“涉足上层社会，以智慧和艺术才能博得上流社会的认可和肯定”。这种通过个人才能而非婚姻获取社会地位的方式，代表了新型女性自我实现的途径。然而，古德伦的反叛缺乏建设性的维度。她看透了这个“伪币流通的世界”的本质，却找不到替代性的价值。她与杰拉尔德的关系成为一场纯粹的权力斗争，双方都想征服对方而拒绝真正的交流。当这场斗争以杰拉尔德的死亡告终时，古德伦并没有获得解放，而是陷入更深的虚无：“古德兰本想完全获得女性权利，却是一种两败俱伤的结果，古德兰最后没有流眼泪，表现的看似无情，其实是一种无奈，还有一种超出控制的无力恐惧感”。

古德伦的悲剧在于，她虽然解构了传统的女性角色，却无法建构新的自我认同。她“自以为是的聪明，却被挣扎的艺术家洛克利用其心理而搞暧昧”，这表明她的反叛最终被吸纳进另一种异化关系中。古德伦的形象提出了女性主义的一个关键问题：女性在解构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后，如何建构新的主体性？单纯的拒绝与反叛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解放，反而可能导致精神的虚无。

劳伦斯通过古德伦的命运表明，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不能仅仅停留在否定阶段，而需要找到肯定的内容。古德伦“张扬的自我、独立的个性、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宠辱不惊的处世态度是传统女性望尘莫及的”，但这些品质并未使她获得真正的幸福。她的故事警示我们，女性解放如果仅仅是对男性特质的模仿或对传统价值的简单否定，而缺乏对更美好生活的积极构想，就可能陷入新的异化形式。

理性异化：赫麦妮的自我迷失

赫麦妮代表了另一种女性自我实现的尝试——通过发展理性思维和追求知识来确立自我价值。作为一位贵族女性，赫麦妮拥有“财产、地位……”，是新型知识女性的代表。她“能身体力行地打破阶级门第观念，邀请布兰文姐妹来家做客”，表明她至少在理论上支持平等思想。她的“理性和思辨力常常超过伯金，令他恼火”，证明女性在智力上完全可以与男性平等。

然而，赫麦妮的悲剧在于她过度认同了男性化的理性思维，导致生命本能的萎缩。她"缺乏‘生命的本质’，缺少女性妖媚的身体特征，缺少原始的生命情欲”。在追求伯金的过程中，她将爱情抽象化为精神交流，忽视了身体和情感的真实性。这种将理性绝对化的倾向使她的自我实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失去了生命的完整性和情感的真诚性。

赫麦妮的形象反映了劳伦斯对现代知识女性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承认女性在理性领域的平等能力；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过度发展的理性会导致生命本能的压抑。赫麦妮作为权利意志的极端代表，她试图通过理性控制一切，包括爱情和人际关系，这种控制欲最终使伯金远离她。当她感知厄秀拉是她的劲敌后，她心里是雀跃的，是一种竞争的快感，也是生命起伏波澜的兴奋。她喜欢这种激情的人生，也挑起了她争强好胜的心理。这种竞争心态，表明她已内化了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将人际关系视为权力斗争。

赫麦妮的失败提出了女性教育的一个关键问题：女性在发展理性思维能力的同时，如何不丧失情感的真实性和生命的完整性？她的经历表明，女性解放不应是对男性特质的简单模仿，而应是对完整人性的追求，包括理性与感性、精神与肉体的和谐统一。如生态女性主义者指出的，“女性必须认识到，在一个其基本的关系模式仍然是统治模式的社会中，她们根本不可能获得解放，生态危机也不可能得到解决”。通过对这三位女性自我价值探索过程的描写，劳伦斯展现了女性解放的复杂内涵。厄休拉的辩证自我、古德伦的激进反叛和赫麦妮的理性异化，构成了女性主体性建构的不同路径。这些路径各有其价值和局限，共同构成了《恋爱中的女人》丰富的女性视角。劳伦斯的观点表明，女性自我价值的真正实现既需要摆脱传统束缚的勇气，也要避免陷入新的异化形式；既需要发展理性思维能力，也需要保持情感的真诚性和生命的完整性。这一洞见使小说成为女性主义思想的宝贵资源。

文本中的女性主义遗产

《恋爱中的女人》作为一部创作于一战期间的文学作品，其对女性问题的深刻洞察使其超越了时代限制，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文本。通过厄休拉、古德伦和赫麦妮三位女性形象的塑造，劳伦斯不仅记录了20世纪初期，女性意识觉醒的历史瞬间，更对女性解放的复杂内涵进行了超越时代的思考。这部小说的持久价值在于，它既肯定了女性追求独立和自由的正当性，又警惕地指出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异化和矛盾；既批判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又对现代工业文明对女性（和男性）的新的异化形式保持清醒认识。这种辩证的视角，使《恋爱中的女人》成为女性主义思想发展历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里程碑。

1.女性范本的当代意义

厄休拉、古德伦和赫麦妮作为三种不同的女性范本，对当代女性主义思考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当今社会，女性虽然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但在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方面仍面临诸多困境。厄休拉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点的努力，对当代女性如何在保持独立自我的同时，建立真诚的两性关系提供了借鉴；古德伦的激进反叛及其悲剧结局，则警示我们，女性解放不能仅仅停留在否定和对抗阶段，而需要建构积极的价值内容；赫麦妮的理性异化则提醒当代知识女性，在追求智性发展的同时，不应丧失情感的真实性和生命的完整性。

劳伦斯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他对女性问题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近乎完美地理解女性的感受"，对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处境抱有深刻同情；另一方面，他又被一些女性主义者批评为具有“男性霸权意识”。这种矛盾态度恰恰使他的女性形象避免了简单化和理想化，具有真实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厄休拉作为劳伦斯相对偏爱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他的理想女性观——既保持精神独立，又不否定肉体欲望；既追求自我价值，又不拒绝亲密关系。她的教育背景和职业身份使她能够独立于男性，而她对伯金爱情的理解与接受又表明，她能够超越简单的对抗逻辑。这种辩证的女性范本，对当代女性的启示在于：真正的解放不是对男性特质的模仿或对男性的简单排斥，而是对完整人性的追求，包括理性与感性、独立与联结的平衡发展。

2.女性主义的生态维度

劳伦斯对女性问题的思考与他对工业文明的批判紧密相连，这一联系使他成为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先驱。他批判了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以突出对立为基础的父权制世界观，认为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既导致了对自然的剥削，也造成了对女性的压迫。在制服母马的场景中，杰拉尔德对母马的暴力征服，象征着父权制对自然和女性的双重统治；而伯金在雨中与报春花亲密接触的场景，则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另一种可能性。

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中通过对煤矿污染的描绘、对杰拉尔德工业化管理的批判以及对阿尔卑斯山自然景观的象征性运用，展现了工业文明对自然和女性的双重压迫。杰拉尔德既是自然资源的掠夺者，也是女性身体的征服者，他的死亡，象征着这种双重统治逻辑的失败。

劳伦斯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当代女性主义的启示在于：女性解放不能脱离更广泛的社会变革和生态关怀。如生态女性主义者指出的，"妇女必须认识到，在一个其基本的关系模式仍然是统治模式的社会中，她们根本不可能获得解放，生态危机也不可能得到解决。要想实现，重建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支撑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的目的，他们必须把妇女运动的要求与生态运动的要求结合起来"。这一见解与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中表达的思想惊人地契合。

3.未完成的探索

《恋爱中的女人》以开放式的结局告终，这一叙事选择本身暗示了女性解放是一个未完成的探索过程。厄休拉与伯金虽然结婚并移居意大利，但他们的“争论绝对不会就此停歇”；古德伦虽然摆脱了杰拉尔德的控制，却陷入精神的虚无；赫麦妮则在被伯金拒绝后精神崩溃。这些未完成的结局表明，劳伦斯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没有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留下了开放的空间。

劳伦斯的深刻在于，他认识到女性解放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人类社会进步持续探索的过程。 

         2025年9月7日

车向斌，汉族，1967年生，大学学历，陕西省潼关县人。1992年结业于鲁迅文学院。当过报刊记者、编辑等职，现供职于陕西某报社。1993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各类作品200万字。主要文学作品有：短篇小说《小张的爱情》《郭二牛的爱情小差》《缝穷的女人与她的官儿子》《毫州人“出口”那些事》《爱神的裁决》《秋日沉思》《过继》《二球》等；中篇小说：《优秀的“坑儿”》《卤肉西施》《为您添彩》《潼关烧饼进大城》。2023年5月出版中篇小说集《优秀的“坑儿”》。现为渭南市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职工作家协会理事。

2022年，中篇小说《优秀的“坑儿”》获首届世界华文小说奖。

(审核:武双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