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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听跨越时空的号角
——读李国征《耳墓前的遐思》有感
作者：王福平
诵读：小黎
编辑制作：小格
凝听跨越时空的号角——读李国征《聂耳墓前的遐思》有感
作者：王福平
春城昆明的永恒绿意里，西山公园的苍松翠柏间，李国征先生在1992年的春日，踏着北方晚春残留的微寒，走进了这座始终被生机包裹的城市。当满目的嫩绿、娇绿、翠绿、苍绿、黛绿、墨绿层层叠叠铺展开来，不仅洗去了远道而来的旅途劳顿，更像一幅温润的底色，将他的目光引向了绿荫深处那座特殊的墓碑——聂耳墓。先生以《聂耳墓前的遐思》为笔，在指尖触碰汉白玉冰凉触感的瞬间，让历史与现实在此刻交汇，为我们打捞起一位音乐先哲短暂却滚烫的人生，也让《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在文字里再度奏响跨越时空的磅礴力量。
这篇散文最动人之处，在于它跳出了对英烈事迹的简单罗列，以“墓前凝望”为情感锚点，将宏大的时代叙事与细腻的个人成长经纬交织。李国征先生没有急于讲述聂耳的成就，而是先以昆明“无冬无夏，唯有春”的独特景致铺陈氛围：这座城市的春天，不是转瞬即逝的花期，而是刻在气候里的从容与坚韧，恰如聂耳的音乐——既有来自母亲傣乡歌谣的柔软底色，更有在时代风雨中淬炼出的刚劲骨血。当文字从满园春色缓缓聚焦，聂耳墓的细节便清晰起来：庄严肃穆的苍松翠柏排成扇状，簇拥着那座形如巨型钢琴的汉白玉墓碑，仿佛仍在为它的主人搭建着永不落幕的舞台；墓碑正中，聂耳年轻的头像栩栩如生，那抹浅笑穿越近一个世纪的时光，温和地望着每一位前来吊谒的人；二十四级台阶拾级而上，与前方空地上由各色鲜花植成的“1912-1935”遥相呼应，寥寥数字便勾勒出一段“二十四年人生却写就永恒”的生命轨迹。这种由景入情、由表及里的描写，让庄严肃穆中多了几分共情的温度，也让读者自然而然地生出对这位“音乐先哲”的好奇与敬意——他究竟是如何在如此短暂的岁月里，谱写出足以支撑一个民族精神的旋律？
文中对聂耳母亲彭氏的细致描摹，正是解开这份好奇的钥匙，也是全文最动人的温情底色，为聂耳的成长轨迹写下了最好的注脚。李国征先生用细腻的笔触，为我们还原了这位“绝无仅有”的女性形象：她本是清秀婉丽、聪慧过人的傣家姑娘，幼年便通读《三字经》《神童诗》等汉文启蒙读本，嫁给聂鸿仪后，又在丈夫指导下钻研《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成了丈夫行医时的得力助手。可命运的风雨来得猝不及防，聂耳四岁时，父亲病逝，近于小康的家庭瞬间失去顶梁柱。在那个女性地位低下的年代，彭氏没有退缩，而是以傣家女子骨子里的坚韧，硬是通过了官方正式考试，取得独立挂牌行医的资格，独自撑起了“成春堂”药店，既为邻里看病，也拉扯着孩子们长大。这份“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像一粒种子种在了聂耳心里，让他从小便以母亲为榜样，刻苦学习、不求奢华、乐于助人，在街坊邻居中攒下了极好的口碑。
更难得的是，李国征先生敏锐地捕捉到了母亲与聂耳音乐创作的深层关联——彭氏不仅是生活里的“撑伞人”，更是聂耳音乐路上的“引路人”。作为傣乡有名的民歌手，彭氏最擅峨山傣调和玉溪花灯调，那些夜晚，昏黄的烛光下，她哼出的一曲曲地方山歌，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带着泥土的芬芳与生活的温度，潜移默化地熏陶着成长中的聂耳。而《孟姜女哭长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六月雪》等故事，更是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共情的种子——他从母亲的讲述里，读懂了女性的坚韧与苦难，这份触动在他成年后，化作了对社会底层妇女命运的深切关注，于是便有了《铁蹄下的歌女》里“我们到处卖唱，我们到处献舞，谁不知道国家将亡，为什么被人当作商女”的悲怆，有了《梅娘曲》里对爱人的深情呼唤，有了《新的女性》里对独立人格的歌颂。正是母亲用爱与坚韧织就的成长环境，让聂耳不再是一个遥远的“英烈符号”，而是有血有肉、被亲情与责任滋养的“普通人”，也让他后来选择以音乐为武器、为民众发声的人生道路，更显真切与可贵。
如果说母亲的教育是聂耳音乐的“底色”，那么时代的洪流便是他旋律里的“筋骨”，而文章的精神内核，始终围绕着那首“中国革命之号角”的《义勇军进行曲》展开。李国征先生以时间为轴，清晰地勾勒出聂耳从云南走向全国、从青涩走向成熟的轨迹：从云南省立师范毕业后，他带着母亲赋予的坚韧，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反帝大同盟，成为明月歌舞团的小提琴师，直接投身左翼文化运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更是将个人的音乐理想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在担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上海工人俱乐部执行委员等职务时，即便日常工作紧张繁忙，也从未停下创作的笔。那些年里，他的足迹遍布上海的工厂、街头，耳朵里听着码头工人的号子、卖报孩童的吆喝、青年学生的呐喊，笔下便流淌出《毕业歌》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激昂，《卖报歌》里“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的鲜活，《大路歌》里“压平路上的崎岖，碾碎前面的艰难”的豪迈。这些作品不是象牙塔里的空想，而是从现实土壤里生长出的“时代之声”，每一个音符都刻着对民族命运的忧虑，对光明未来的向往。
而《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更是将这份向往推向了顶峰。1935年，当田汉写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词时，聂耳仿佛听到了整个民族在危难中的呐喊，他以饱满的激情谱曲，让旋律里既有对侵略者的愤怒，更有对民众觉醒的呼唤。可谁也没想到，这首后来成为国歌的作品，竟成了他的“绝唱”——同年7月，聂耳受党的派遣前往苏联学习，取道日本时，在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不幸溺水身亡，年仅二十四岁。李国征先生在文中引用郭沫若先生的碑文“不幸而死，为憾无极”，短短六个字，道尽了世人对这位天才音乐家早逝的惋惜。但这份惋惜，又在碑文后续的赞誉里得到了慰藉：“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趋共同之鹄的。”
更令人动容的是，李国征先生特意提及1949年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国歌时的场景——当众人一致赞成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时，毛泽东同志深沉地说：“我们什么时候也不要忘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被先生郑重地写进文中，也让聂耳的音乐有了更深远的意义。它不再是只属于战争年代的“战歌”，更是和平年代里的“警钟”。当李国征先生在墓前献上一掬艳丽的鲜花，完成三鞠躬的瞬间，凝望聂耳那永不衰老的容颜，读者的耳畔仿佛也响起了那支雄浑庄严的时代最强音，此时的旋律，早已不是简单的乐曲，而是聂耳以二十四岁青春为墨，写给整个民族的精神史诗——它记录着过去的苦难，更激励着未来的前行。
1992年的昆明春日，距离聂耳牺牲已有五十七年，距离《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代国歌已有四十三年。彼时的中国，早已摆脱了战火的侵袭，正以昂扬的姿态走向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但李国征先生在墓前的遐思，并非对过往的简单追忆，而是在和平年代里，对“危险时刻”的清醒回望，对“奋进精神”的深情呼唤。他或许在想，当生活渐渐平和，人们是否还能听懂旋律里的紧迫感？当物质渐渐丰裕，人们是否还能记得那份“把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决绝？而这些思考，也让这篇写于三十多年前的散文，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如今再读李国征先生的文字，聂耳墓前的苍松依旧挺拔，那些由鲜花植成的生卒年份，每年都会在春风里焕发生机，而《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仍在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上、在奥运赛场上、在每一个需要凝聚民族力量的时刻响起。聂耳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的作品从来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冲向困难的“刺刀”，是唤起中华民众永远牢记使命的“号角”；他以鲜明的时代感、严肃的思想性、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卓越的艺术创造性，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更用短暂的一生证明：真正的艺术，永远与民族的命运同频共振。
这便是李国征先生《聂耳墓前的遐思》留给我们的财富，也是那支跨越时空的号角的真正意义——它提醒着每一个中国人，无论身处何种时代，都要如聂耳般，以赤诚为弦，以担当为音，永远记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警示，更永远保有“起来！起来！起来！”的勇气，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续写属于民族的奋进之歌。 2025-09-07.（324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