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黄土高坡上的白杨树
——抗战时期毛华初在延安
赵志超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1938年8月的黄土高原,风裹着沙砾拍打在骡车车帘上,发出“沙沙”的声响。17岁的毛华初撩开车帘一角,远处,延安城的轮廓在烈日下渐渐清晰,窑洞上方飘扬的红旗像一团火焰,映得他眼里泛光。他下意识地攥紧了粗布衣角——那是临行前养母王淑兰连夜缝补的,针脚里还残留着韶山冲里的皂角味,湘江水畔到黄土高坡,经历三千里路的风尘,终于抵达日夜盼望的革命圣地延安,并在这里落定。
赴延:血与火中钻出来的“追光者”

毛华初在延安(身上穿着大伯毛泽东赠送的大衣)
毛华初(1921—2015),原名王华初,毛泽民和王淑兰的养子,1921年3月10日生于湖南浏阳,父母均为革命烈士。
王华初的童年,是被枪声和眼泪浸泡的。生母罗醒,生于1901年,从小就以“叛逆”著称,坚决抵制缠小脚,为此还有了个“罗大脚”的名声。1916年,她嫁给了一户王姓人家当儿媳妇。大革命时期,罗醒积极投身妇女运动。1926年,她被选举为当地妇女联合会会长,负责组织当地的妇女,配合农会,和地主劣绅作斗争。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抱着襁褓中的王华初,踩着草鞋奔走在农会动员的田埂上。在父母的影响下,儿时的王华初参加了儿童团。
1927年5月,“马日事变”的枪声划破了湖南的夜空,白色恐怖如潮水般涌来。父亲为革命英勇牺牲。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次年1月,母亲带着他逃往长沙。1929年9月,7岁的王华初与母亲同时被捕入狱,关押在长沙司禁湾陆军监狱。此时,毛泽民的原配夫人王淑兰因叛徒出卖而不幸被捕,和女儿毛远志一同关押在司禁湾陆军监狱,遂与罗醒相识。二人志同道合,信仰坚定,意志顽强,很快便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铁窗内,骨瘦如柴的王华初蜷缩在母亲怀中,听着狱友们用压低的嗓音传唱《国际歌》,旋律像种子一样,悄悄落在他的心里。
在被关押的过程中,罗醒意识到自己随时有可能牺牲。为此,她主动向王淑兰“托孤”:“若是我遭遇不测,请你把华初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成人,继续革命。”王淑兰点点头,并与罗醒约定谁能活着出去,谁就领养对方的孩子。
1930年6月,彭德怀率领工农红军攻打长沙,罗醒和王淑兰组织难友冲出牢房,找到了红三军团。10天后,罗醒要部队撤离长沙,王淑兰被留下做地方工作。
临走时,罗醒拉着儿子来到王淑兰面前,轻抚着儿子的脸说:“华初,以后王妈妈就是你的亲妈妈了!”罗醒又握着王淑兰的手,声泪俱下:“华初有了你这个好妈妈的教养,我就放心了!”
此后,罗醒跟随部队行动,将儿子王华初交给了王淑兰。
1931年深冬,罗醒在组织群众转移时第四次落入敌手。敌人的老虎凳、辣椒水没能撬开她的嘴,恼羞成怒,将她枪毙。临刑前,罗醒隔着监狱的铁栏,把最后一口干粮塞给前来探监的王淑兰:“淑兰姐,帮我把娃养大,让他跟着党,别回头。”

毛华初的养母、毛泽民的发妻王淑兰
这一年,王华初才10岁,成了王淑兰的养子,改随姓毛,名毛华初,派名远怀。此后的日子,王淑兰带着毛华初和毛远志颠沛流离,先后在长沙、华容、韶山等地漂泊。他讨过米、放过牛,给地主家当小长工时,常常饿着肚子扛着比人还高的柴火。“要读书,要跟着党。”养母缝补衣服时反复念叨的话,成了他黑夜里的灯光。
1937年12月,八路军在长沙设立了驻湘通讯处(即“八处”),负责人是徐特立、王凌波。王淑兰得知后,立即来到驻湘通讯处,找到徐特立,提出想送女儿毛远志、养子毛华初去延安学习。她说:“远志是毛家的根,华初是革命烈士后代,两个孩子都十几岁了,应该有属于他们的世界。”徐特立表示支持,答应尽量把两个孩子送到延安。
1938年4月,王淑兰通过党组织介绍,将毛远志等三人送往延安学习。送别妹妹,毛华初攥着冻得发紫的手对养母说:“妈妈,我也要去延安!”王淑兰点点头:“别急,会送你去的。”
几个月后,毛华初等来了这一天,经党组织批准,他与韶山的毛泽普、胡觉民、沈宁(孙子文)踏上去延安的旅程。临行前,妈妈王淑兰连夜翻出家里仅有的一块银元,用布包了三层塞给他,眼眶通红:“去了要听党的话,别学坏,记得你娘是为革命而牺牲的。”
8月的延安,艳阳高照,天气却比较凉爽。毛华初由族兄毛慎义(毛新梅烈士之子)领着去见伯父毛泽东。
毛泽东当时住在凤凰山沟的北山坡腰间。院子整齐清洁,院中间有几棵碗口粗的枣树。靠山边是一排四孔石窑洞,左右两旁有几间平房,尽管前面的墙已经残缺不齐,但仍显得洁静而朴素。毛泽东仅住了两孔窑洞,外间是会客室,里间则用一块蓝布帘从中隔开,分别作为寝室和办公室。主席的窑洞十分简陋,谈不上什么陈设,只是在靠窗户边放了一张又长又宽的桌子,上面堆满了公文和书信。后半间则架了一张单人床,铺盖和战士们的一样,是粗布被面。靠蓝布帘的外端,摆了一条长板凳作为洗脸架,上面放着两个脸盆。

毛泽东在凤凰山的窑洞。(赵志超摄)
在窑洞外间的会客室里,毛华初第一次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大伯”毛泽东。
“慎义,你们来了!”毛泽东笑容满面地和毛慎义打招呼,浓重的乡音里带着亲切,“这是华初吧。”
“是,三叔。”毛慎义答道。
毛华初激动地站在毛泽东跟前,遵照妈妈王淑兰的嘱咐,喊了一声“大伯”,又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
毛泽东打量着身材瘦小的毛华初,“哟,这么小的娃娃,也来吃延安的小米啦?”接着,用右手摸了摸毛华初的头,端详了一会儿,微笑着说:“你这么小也来了……还是回去吧!”
毛华初信以为真,心里着急了:“妈妈讲这里有书读……妈妈还要我问您好!”他紧张得攥紧了衣角,脸涨得通红,声音却透着一股韧劲:“伯伯,我不怕苦,我要读书,要像妈妈一样干革命!”
毛泽东收敛了笑容,指着窑洞外被炸出的弹坑,坑边的草地还留下一片焦黑:“这里要躲飞机轰炸,冬天冷得能冻裂手,还要自己开荒种地,你吃得消吗?”
毛华初挺直腰杆,指着自己胳膊上的疤痕:“我在乡下放过牛,冬天光脚踩雪都不怕,这点苦算啥!”
毛泽东笑了:“不错,这里是有书读,但敌人不让我们平平安安地读书。还要打仗,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随时可能来轰炸延安;躲飞机,要跑很远的路。这里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和窝窝头,你都吃得消吗?”
吃苦,对于毛华初这个曾经饱受饥寒之苦的孤儿来说,是无所畏惧的。而今,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他好像是来到了天堂,感觉格外幸福,还会怕吃苦吗?“我不怕苦,我讨过米,跟妈妈坐过牢,又给地主放过牛,砍过柴,什么苦都吃过。这苦我吃得消!”毛华初毫不犹豫地对大伯说。
“哟!原来你吃过苦,那就打收条吧。”毛泽东风趣地说。毛华初一听,全身顿时热乎乎地。
说话间,毛华初仔细打量着大伯,只见他穿着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戴着一顶五角红军帽,所不同的是,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军帽上摘去了红五星帽徽;裤脚上沾着泥土,显得朴素与随和。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战火硝烟的艰苦磨炼,大伯的身体显然很消瘦,脸色也有点黄,眼窝凹陷,双眼炯炯有神。
“华初,要记住,你过去吃的是旧社会的苦。地主压迫农民的苦,那是阶级苦。从今天起,你就要为革命吃苦了,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件艰难的事,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严肃地对毛华初说,“今后学习也好,将来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先。一个革命队伍的同志,能做到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你要学会为革命吃苦......”
那天的午饭,是一碗掺着细沙的小米饭,一碟腌得发黑的萝卜干。毛华初吃得干干净净,连碗底的米粒都用舌头舔了个遍。饭后,毛泽东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油印的《论持久战》,送给毛华初,说:“读书不是为了认几个字,是要明白,咱们为啥打仗,为谁打仗。”
夕阳透过窑洞的窗棂,把毛华初的身影拓在土墙上,毛华初捧着书,指尖微微颤抖——他知道,自己再也不是那个没人管的孤儿了,这里是延安,是他的家。
在延:窑洞里的“淬火”时光
初到延安,毛华初被送进陕甘宁边区中学附属小学。教室是依山凿出的土窑洞,墙面坑坑洼洼,课桌是石头垒成的,课本是用草纸油印的,字里行间还沾着新鲜的油墨味。每天天不亮,他就跟着同学们扛着锄头上山砍柴,山路上的石头硌得脚生疼,他却把柴捆得比谁都紧;回来后用山沟里的冷水洗脸,冻得牙齿直打颤,他却笑着说“这样清醒”;中午的小米饭里常掺着沙子,他就慢慢嚼,把沙子吐在手心,攒多了再倒在窑洞外;晚上,他点着煤油灯写作业,蚊子“嗡嗡”地围着灯转,便把袖子挽到胳膊肘,任凭蚊子叮咬,笔尖始终没停。

延安时的毛华初
有一次,敌机突袭延安,刺耳的警报声划破了山沟的宁静。毛华初正趴在石头课桌上写作文《我的母亲》,钢笔尖刚落下,有人就喊“快进防空洞”。毛华初猛地想起课本还丢在桌上——那是他唯一能摸到的“母亲的痕迹”,转身就往教室冲。刚抱起课本跑出窑洞,一颗炸弹在不远处爆炸,泥土像雨点般砸在他身上。事后,老师气得拍了他一下:“命都快没了,还顾着课本!”他把课本搂在怀里,眼圈通红:“这是革命的书,不能丢!”
1939年9月,18岁的毛华初从边区中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央军委二局做机要工作。二局的办公室当初在枣园附近的窑洞里,墙上挂着“保密就是保胜利”的标语。毛华初每天的工作是整理电报、抄写文件,密密麻麻的数字和代码,错一个就可能让前线的战友陷入危险。有一次,他抄错了一个电报中的部队番号,被领导批评后,当场就哭了,连夜把近一个月的电报全翻了出来,逐字逐句核对,手指被墨水染得乌黑,眼睛也熬得通红。
第二天,他红着眼圈拿着核对好的电报去找大伯。大伯正在院子里种辣椒,见他这副模样,便拉着他蹲下来,手里拿着一颗辣椒苗:“做机要工作,就像种辣椒,种子要选好,土要埋深,水要浇匀,差一点就长不出好辣椒。你手里的电报,连着前线战士的命,可不能马虎啊!”说着,主席手把手教他栽辣椒,指尖沾满了泥土:“你看,根要扎稳,就像做事要扎实,不能飘。”
有一次,毛华初的衣服破了个洞,他想着等养母来延安再补,就随便用布条缠了缠。主席见了,把他叫到窑洞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针线包,教他缝补衣服。“华初,你是革命干部,要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衣服破了自己缝,不能总想着靠别人。”毛泽东说着,拿起针线,手把手教他穿针引线。阳光透过窗棂洒在针线上,毛华初的眼眶瞬间湿了——他想起了养母在油灯下缝衣服的模样,在延安,又找回了家的感觉。
1941年的夏天,枣园的枣树上结上了一串串的青果,微风吹拂,整洁的庭院里飘逸着果香。此时,毛泽东已搬到枣园的窑洞里居住。
这是一个假日,毛华初高兴地来到枣园,跨过院门,恰好与主席的秘书叶子龙打了个照面。叶子龙见是毛华初,便说:“啊!你来了,客人刚进去。要见主席,快进去,过一会儿没有时间了。”
毛华初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窑洞门口,只见大伯正在和几位刚进去的首长握手、问好。毛华初仔细一看,原来是彭真(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兼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和王若飞(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共中央南方局日常工作)。 二人上穿白色粗布衬衣,下着蓝色土布裤。天气有点热,加上赶路,身上直冒汗,寒暄之后,他们坐下来各自用草帽扇着风。
毛泽东见毛华初来了,便向他招了招手。毛华初跨进屋,走到伯父跟前,恭敬地行了一个军礼,叫了一声:“大伯和叔叔好!”彭真和王若飞微笑着向他点头致意。
毛泽东指着毛华初向二人介绍道:“他是烈士的后代,是个孤儿,是我大弟泽民的爱人王淑兰带的(即收养的意思)。”
彭真笑嘻嘻地说:“带的也是一样!”
“别看他这么小,经历还蛮多呢:做过长工,讨过米,还坐过牢......”毛泽东加重语气道:“蒋介石是封建法西斯、独裁者,他既世袭了封建主义残酷无情的一面,又照抄照搬了外国法西斯那一套......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人犯法一人当!蒋介石搞白色恐怖,一人‘犯法’,株连九族,连小孩也不放过。简直比封建帝王和法西斯还残暴!”
此刻,毛华初看到伯父眼里射出了仇恨的光芒,自己心里也发出了共鸣。
“在中国革命的战争中,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啊!有多少父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留下多少这样的孤儿啊!”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一定要打倒封建法西斯的统治,推翻蒋家王朝!”
“蒋家王朝非推翻不可!”彭真、王若飞异口同声地说。
毛华初听了大伯的话,心里很是激动。是啊,封建法西斯蒋家王朝,杀害了他的生母罗醒,使得他家破人亡。罗醒被害时,敌人将她的头割下来,挂在浏阳永和镇示众7天,又把她的身躯丢在沙洲上,还不许群众收尸,让狗吃,最后尸骸让河水给冲走了。蒋介石法西斯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像这样残忍的事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漫长岁月中,又何止万千呢?
转眼到这年十月,黄土高坡的冬天来得比较早。河川已开始冰封,安塞河里铺上了一层厚厚的冰,河水在冰层下静静地流淌,远处的农家炊烟袅袅,老百姓在院内怡然自乐。离延安城80里的安塞,沉浸在冬日的宁谧氛围之中。此时,毛华初已随中央军委二局已迁至安塞县沿河湾碟子沟办公。
这天傍晚,忙碌了一天的毛华初吃过晚饭后,像往常一样同其他同志一起来到碟子沟河边散步。毛华初被眼前景色迷住了。正陶醉间,一辆大卡车顶着风雪,扬起尘雾,呼隆呼隆地由远处开来。汽车行至河中的冰层上,突然冰层裂开了,两个前车轮卡在冰层中动弹不得。车上跳下两个警卫员,走到前面的驾驶室边打开车门,接着,驾驶室走出一位身材魁梧、面容慈祥的首长。

延安安塞沿河湾碟子沟——中央军委二局所在地。(赵志超摄)
“唉呀!是毛主席。”人们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霎时,滑冰的、散步的一律停止了活动,大家飞快地向汽车奔去。人们跑到汽车跟前,争相搀扶毛泽东。毛华初也挤了上去,向毛泽东道了一声:“大伯好!”
毛泽东应声点头,向大家挥手致意,“同志们好!”
汽车因为故障不能继续前行。当晚,毛泽东留在毛华初所在的中央军委二局机关四科院内的办公室休息。
第二天上午,太阳出来了,照得院子暖融融的。机关干部集合在院内,挤得满满的,个个喜笑颜开,谈笑风生。
大约上午10点,中央军委二局局长曹祥仁陪着毛泽东来到院内,人群中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毛泽东走到一张小方桌前坐下来,只见他身穿一套褪了色的旧蓝棉布中山装,左右膝上补了两个大补巴。人们见毛泽东穿得这么朴素,纷纷议论说:“后勤部门为什么不给主席做一套新棉衣服?”“天这么冷,主席衣着太简单了!”“主席多么艰苦朴素啊!”
曹祥仁亮了亮噪子,对大家说:“同志们!今天大家都高兴,毛主席去杨家沟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路过安塞,专门来看望大家。现在,请毛主席作指示!”
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毛泽东站起来,向大家亲切问好,然后讲国内外的形势,讲日本帝国主义必败,讲中国人民只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坚持打持久战,就一定会取得抗战胜利,中国革命也必将取得胜利。
毛泽东讲了大约半个钟头,最后勉励大家:“同志们!你们的工作很重要。你们是党的耳目,是千里眼、顺风耳,党中央和军委很重视你们的工作。没有你们提供的确切情报,我们就不能知己知彼,就不能指挥打胜仗。你们一个人的作用可能等于一个师的作用。你们要当无名英雄,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潜能。”
毛泽东还以诙谐的语调对大家说:“你们是无名英雄。我看一个人还是做无名英雄好!我因为有了一点名气,就不自由了。敌人要算计我,警卫员要保护我,我的行动就不那么自由了。所以,为了党的事业,我们需要千千万万的各种各样的无名英雄,去工作,去战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这样,我们的革命就一定会胜利,我们的目的就一定会早日实现!”
听了毛主席的话,院子里又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这时,毛泽东从人群中发现毛华初瘦骨嶙峋,便问他什么原因。毛华初表示,现在胡宗南大军包围陕北,但是情报机构没有时间去参加大生产,因此缺粮,顿顿吃不饱。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毫不犹豫的从自己的津贴里拿了一部分钱,给军委二局的工作人员做补贴——这是毛主席私人的钱,而非公家财物。
大卡车修好了,隆隆地开进院子,毛泽东与同志们告别。人们深情地目送着毛泽东,个个依依不舍。毛泽东从容地走进驾驶室,不断地向大家挥手。汽车开出院子,驶向荒漠,渐渐地消失在陕北茫茫的黄土高坡……
离延:带着大衣与信念奔赴东北
1945年8月至11月,毛华初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第二队五支队学习,为期三个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整个山城瞬间沸腾了。人们敲锣打鼓,举着火把在山沟里奔跑,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毛华初跟着人群欢呼,眼泪却止不住地流——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赶走了日本鬼子!他想起了亲生母亲罗醒,想起了那些牺牲的先烈,眼睛湿润了。
喜悦过后,新的任务来了。抗战期间,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开辟了很多根据地,随着日军投降,这些根据地也相继建立了革命政权,需要充实大批干部。党中央还决定派干部前往东北解放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当时,毛华初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第一个报名申请去东北。他找到校长,胸膛挺得笔直:“我要去东北解放区工作,要去前线,为母亲报仇,为革命出力!”不久便得到了组织的批准。
临行前,毛华初去枣园向大伯告别。
10月的延安,阳光普照大地,天空万里无云。天气微凉,风里带着一丝秋意。毛华初欢快地唱着歌,走在通向枣园的小路上,心里感觉格外的舒畅。
刚进枣园,叶子龙正在门口等着他:“主席很忙,忙得几个昼夜没睡觉了。今天起床一定起得迟,你先到外边等着吧!”
毛华初见伯父心切,又不忍心打扰他的休息,只好耐心地等待着。等到下午4点,毛泽东身着一套陕甘宁边区自产的黄色毛呢制服,头戴呢帽,健步从窑洞里走出来,毛华初走上前去,叫了声“大伯!”又照例立正敬了一个军礼。
毛泽东微笑着说:“华初你来了,快请坐!”
毛华初告诉大伯:“组织上批准我去东北,过几天就出发了,今天特来看望您老人家。”
毛泽东一边看着地图,一边和毛华初交谈。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红箭头,指向东北的方向。“东北冷得很,零下几十度,你这南方娃娃吃得消?”毛华初用力点头,声音响亮:“延安的冬天我都扛过来了,东北也不怕!”
毛泽东高兴地说:“啊!你要去东北,我赞成。”又关切地问道:“有什么困难没有?”
毛华初犹豫了一下,还是红着脸开口:“大伯,去东北路途遥远,许多干部搞到了牲口,您能不能给我一匹马?”
“不行!”毛泽东严肃地说,“你想要一匹牲口,这个要求并不高。可是,我们枣园的马,每一匹都有牌子,都有运输任务。谁要拿走一匹,就妨碍了任务,违反了纪律。拿不得,公家的牲口不能给!你是革命干部,要带头遵守纪律,不能搞特殊。”
毛泽东一席话,说得毛华初满面通红,低下头小声说:“我知道错了。”
见毛华初有些尴尬,毛泽东轻声问道:“华初,你路上要点钱作零用吗?可以从我的稿费里给你一点钱。”随即叫警卫员取了3万元“边币”塞到他手里:“这是我的稿费,3万块,路上买点吃的吧。记住,公家的东西,一分一厘都不能碰。”
毛华初接过边币,激动不已,鼻子一酸:“大伯,我一定好好干,不给您丢脸!”毛泽东拍了拍侄儿的肩膀,目光落在远处的窑洞上:“到了东北要多联系群众,脚踏实地工作,多调查研究,革命要靠实打实的功夫。”
毛泽东伸出一双宽大的手,握着毛华初的手,一字一句地说:“去吧!到人民群众中去,一切都要依靠群众,依靠党。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你出现。”毛华初只觉得暖流涌上心头,仿佛全身热血都沸腾起来了。
临别时,毛泽东又叫警卫员拿来一件大衣拿来,这是他自己正在穿的一件蓝棉布大衣,大衣上有几处补丁,还带着淡淡的皂角味。毛泽东从警卫员手中接过大衣,轻轻披在毛华初身上,像慈母一样叮嘱道:“这件大衣你带着,是我去年过冬穿的。天气冷了,东北比延安更冷,拿去在路上御寒吧,别冻着!”
毛华初接过大衣,感动万分,说了声:“大伯多保重!”又再次行了一个军礼,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枣园。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华初(后排左二)与养母王淑兰等在韶山毛主席旧居合影。
毛泽东送给毛华初的是一件蓝色斜纹布棉大衣,又长又大,行军路上,毛华初不便穿,只好当被子盖。到张家口后,一位从延安同时出发的姓崔的朝鲜同志,因组织调动须立即回国,又没有大衣御寒,毛华初便将这件大衣转赠给了那位崔同志。这件礼物也成为了中朝人民友谊的象征。
后来,毛华初一直惦记着这件棉大衣,因为它是大伯送给他的珍贵礼物,是一件革命文物。但是,由于朝鲜国内饱经战争沧桑,加之又没有记下那位朝鲜同志的名字,故一直没有找着。直到毛主席逝世以后,他才旧事重提,向朝鲜驻华大使馆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查找这件棉大衣。信云:
朝鲜驻华大使同志:
您好!毛主席逝世以后,我心中时刻想着一件事情,想拜托您查找一下。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当年11月我编在中央党校干部队伍里从延安去东北。在出发之前,我去看望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将一件蓝色斜纹布大衣送给我。一路上,我每晚都盖在身上。当时一位姓崔的朝鲜同志(约30多岁,戴眼镜,我原不认识)也在这个队。我们到张家口以后,暂时停止前进。崔同志恰巧同我住在一间房子里。不几日,组织上调他回朝鲜。当时崔同志一再要求要我将大衣送给他。他说:“组织上调我回朝鲜,再住五天就走,朝鲜冬天是零下三四十度,没有大衣不行。”因为这件大衣是主席送给我的,我想留着纪念,后来由于崔同志一再要求,就这样在他临走时,我将大衣送给了他。他将一件日本军呢上衣送给了我。
毛主席健在时,我也曾想过找回这件大衣,但觉得朝鲜经历战争创伤后难以查找,加之又没记下崔同志的名字,也就一直搁置下来了。自从毛主席去世以后,我一直想念这件革命文物。因此函请您替我查询一下当时从中国张家口市回朝鲜的同志,看能否找到那位崔同志,是否能找到那件大衣。如能找到,希望能退还给我,我将送给韶山毛主席纪念馆永久保存。并万分感谢您大使同志!
我现在湖南省教育厅工作,如有复信,请寄该单位转我即可。
此致
朝中友谊敬礼!
毛华初
1982年10月28日
然而,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加之又不能提供具体的人名,要找到这件“文物”,无异于大海捞针。因此,毛泽东送给毛华初的这件蓝色斜纹布棉大衣迄今下落不明。
1945年12月16日,毛华初跟着中央党校的队伍出发了。他穿着毛主席送的蓝棉大衣,背着简单的行李,里面装着那本《论持久战》,还有养母王淑兰缝的粗布单衣。
站在延安的山坡上,他回头望去,窑洞错落有致地镶嵌在黄土坡上,红旗在风中飘扬,猎猎作响,大伯的身影仿佛还在枣园的院子里种辣椒。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加入了北上的队伍。
延安的七年,像一场淬火,把这个在苦难里挣扎的孤儿,淬炼成了眼神坚定、脊梁挺直的坚定的革命战士。
尾声:历史的回响
离开延安后,毛华初于1945年11月至1946年5月在张家口市二区组织部任组织干事。到达东北后,在松江省参加土改工作。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在松江省(今哈尔滨)延寿县先后担任土改工作队长、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1948年8月至1949年5月,担任松江省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1949年7月离开松江省会哈尔滨南下。
南下之前,毛华初与黑龙江省宁安县知识女青年韩瑾行喜结连理。

毛华初与韩瑾行的结婚照
1949年8月11日,毛华初随南下工作团到达湖南湘潭。
新中国成立后,毛华初历任湘潭县委组织部部长、湘潭县委副书记、湘潭县委书记,湖南省林业厅副厅长、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湘西自治州委秘书长、湖南省档案局副局长等职,直到1984年12月离休。

毛华初与韩瑾行
1954年,湘潭县副县长毛特夫到北京看望毛主席,闲谈过程中,毛主席突然问道:“湘潭县现在是哪个当县委书记?”
“毛华初同志。”毛特夫回答道。
毛泽东闻言,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对于毛华初的成长,他十分欣慰,同时又觉得侄子还需要加强锻炼,欣慰之余又有些不放心:“华初当县委书记了?他当得了吗?”
“当得了,还当得很好呢!”毛特夫说道。
毛泽东松了一口气,连说:“当得了就好,当得了就好!”
1955年,毛华初赴北京参加会议,在会议期间,他致信大伯请求见面。
很快,毛华初便接到叶子龙秘书的电话,叶子龙说:“主席约你星期六晚上到中南海,好多年没见了,主席也很想见见你。”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华初带着四个孩子到韶山毛主席旧居看望妈妈王淑兰时合影留念。
星期六的晚上,华灯初放,毛华初走在通往中南海的路上,心情无法平静。距离上一次离开延安见大伯已经过去整整十年,一想到即将能再见到大伯,毛华初心里激动不已,便加快了脚步。
来到毛主席居住的丰泽囵后,毛华初一眼便看到伯伯坐在沙发上,相较于过去显然老了一些、胖了一点,但依旧神采奕奕,毛华初快步走上前去,高兴地喊道:“大伯!”
毛泽东闻言站起身来,笑着同毛华初握手,示意他坐下。待坐定后,毛华初便开始向伯伯毛主席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当得知一切都很好后,毛主席连声说:“好!好!”
毛华初深知大伯对家乡韶山十分关心,便主动向大伯汇报了韶山的情况。毛泽东听了连连点头,还询问了韶山的一些老人,毛华初也一一作了回答。
吃完饭后,毛华初告别大伯。临走时,主席依依不舍的握着毛华初的手嘱咐道:“华初,你有空了要常来看看我啊!”

晚年的毛华初(前坐)
从1938年到1945年,毛华初在延安度过了人生中最滚烫的七年。他在窑洞里读过的书,在山坡上砍过的柴,在机要室里抄过的电报,还有小米饭的香甜、敌机轰炸的轰鸣、伯父的教诲、战友的笑声,都成了他生命里不可磨灭的印记。
离开延安时,他带走的不仅是一件蓝棉大衣、3万元边币,更是“吃苦在先、纪律至上”的革命精神。后来,他在东北土改中跟着群众一起挖野菜、分田地,在湘潭县建设中骑着自行车走遍每个乡镇,在特殊年代里坚守着初心,始终记得延安窑洞里的那句叮嘱:“革命要靠实打实的功夫。”
多年后,已是满头白发的毛华初,仍常常摩挲着那件早已褪色的蓝棉大衣。在湖南省农业厅的宿舍楼里,他曾饱含哲理地对我说:“延安的窑洞不大,却装得下革命的信仰;延安的小米不香,却养得起共产党人的骨气。”
1987年,毛华初享受正厅级待遇。2009年9月享受副省(部)级待遇。2015年3月17日,毛华初在长沙去世,享年94岁。
窑洞里的少年虽已远去,但延安的风,仍在吹着;延安的精神,仍在传承——像黄土高坡上的白杨树,深深扎根在岁月里,也牢牢刻在后人的血脉中。
(本文节选自作者最新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光明在前•宝塔山下》。写于2024年7月,2025年9月7—8日修改)

作者2024年6月在延安凤凰山窑洞前
作者简介:赵志超,湖南湘潭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湘潭市党史联络组副组长。著有《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一家人》《走出丰泽园》《播种芳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