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那些中学日子（小说）

              文/汤文来

一九八四年，十六岁的李建军在闽东一个临海的小县城中学复读。这是他的第二次复读。头年差三分，去年差七分，越复读分数反倒越低，低得他自己都臊得慌。他爹蹲在石头门槛上抽水烟，咕噜咕噜响了好一阵，才说：“再去一年吧，咱老李家祖坟上，总不能连股青烟都不冒。”

县一中在城东头，围墙是用海边的红石砌的，常年受海风侵蚀，不少地方已经剥落，露出里面灰白的内里。大门是两扇铁门，锈得一块红一块褐，开关时吱呀呀响，像老人磨牙。进门一溜平房，瓦楞里长着咸草，海风一吹，草梢子乱颤。

他们的教室在最西头。窗户玻璃碎了三块，用渔网和化肥袋子钉着，海风鼓进来，噗噜噗噜响。冬天生个煤炉子，烟囱拐着弯伸出去，照样呛得人直流泪。班主任姓马，叫马未都，学生们都叫他老马。老马快五十了，头发灰白，总穿一件蓝漆卡中山装，领口磨得发白。他教语文，说话慢，走路也慢，像是总在思量什么事。

复读班六十三个人，挤得桌子顶桌子。李建军的同桌叫王爱国，胖，爱出汗，夏天总带着一股咸腥气。他去年差两分，因此比李建军更臊，头总是耷拉着，像被海风吹蔫的海带。前桌是个女生，叫赵小丽，辫子又黑又粗，眼睛亮得像是汪着海水。她不爱说话，但谁要是问题目，她总会细细地讲。

开学头一天，老马站在讲台上，目光从眼镜框上边溜出来，扫了全班一圈。“都知道自个儿为啥坐这儿吧？”没人吱声。他顿了顿，“来了，就安下心。功是功，法是法，工夫到了，自然成。”

日子是锈死的齿轮，每天咬合同样的齿痕。清早五点半，起床铃铛哐啷哐啷响，像是催命。学生们迷瞪着眼爬起来，裹着棉袄往操场跑。天还墨黑，星星冻得直哆嗦。教导主任拿着手电筒晃人，跑得慢的屁股上就得挨一脚。

早读课，全班嗷嗷背课文，声浪几乎要把房顶掀开。老马背着手在过道里踱步，有时停下，侧耳听某个人背诵，不出声，只点点头。他的布鞋底磨得薄，踩在地上几近无声。

早饭是地瓜饭、咸鱼干、紫菜汤。学生们端着搪瓷盆，排长队打饭。王爱国每回都要多捞半勺地瓜饭，厨子瞪他，他嘿嘿笑：“正长身体呢。”然后他们蹲在墙根下，呼噜噜喝。赵小丽总吃得慢，小口小口咬咸鱼干，像只海鸟。

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晚上自习到九点。煤油灯熏得人鼻孔发黑。王爱国常打着打着瞌睡，头一栽一栽，像鸡啄米。有时咚一声磕桌上，全班哄笑。老马从办公室踱过来，站在窗外看，不进来，也不说话，只那么看着。笑声便自己矮下去，灭了。

功课压得人喘不过气。卷子雪片似的飞，做不完的题，背不完的书。李建军的数学老是提不上秤，函数像一团乱麻，解析几何更是云里雾里。赵小丽的数学好，他便常问她。她讲题时声音低，气息拂在他耳根上，痒痒的。王爱国瞧见了，就冲他挤眼，嘴角歪笑。

一个月后，进行了次测验。李建军的数学才六十一分，王爱国五十九，赵小丽九十三。老马发卷子，念到分数的声音平得很，听不出褒贬。下课了，王爱国扯李建军袖子：“走，灶房后头抽根烟去。”

灶房后墙根下，他们蹲着，王爱国掏出皱巴巴的“乘风”烟，点上了，深吸一口，烟从鼻孔钻出来。“日他姐，不是人过的日子。”他骂。李建军没接话，只看着地上的蚂蚁搬饭渣。

“赵小丽对你有点意思。”王爱国突然说。李建军心头一跳，脸热了。“胡唚啥。”“真的，”他眨巴眼，“她看你那眼神，不一样。”李建军踹他一脚，他嘿嘿笑，烟灰抖落在地上。

十一月，天冷了。教室窗户上的化肥袋子鼓得更响。煤炉子烧得再旺，还是冷。赵小丽的手冻了，红肿得像胡萝卜。她写字时呵气暖手。李建军从家里带了蛤蜊油，偷偷塞她桌洞里。她发现了，看他一眼，没说话。第二天，李建军桌上有张纸条，叠得方方正正，就两个字：“谢谢。”

王爱国也冻得够呛，耳朵上生冻疮。他爹来送棉鞋，一个黑瘦的渔民，站在教室门外，搓着手，怯怯地笑。老马叫他进来，倒杯热水给他。“孩子用功呢。”他爹说，“就是笨，老师多费心。”老马点点头：“海蛎再硬，也能撬开。”

日子就这么流过去，慢得像胶水，却又快得抓不住。腊月了，下了场冷雨。操场上水汪汪一片，他们踩着水洼，疯跑，嗷嗷叫。老马站在办公室门口看，嘴角有点笑影。那是李建军头一回见他笑。

寒假过了，又开学。功课更紧了，空气里绷着根弦。老马的话更少，眉头总蹙着。他有时讲课讲到一半，停下，望窗外，好一阵出神。窗外那棵老榕树，冒出嫩黄的芽子。

四月里，王爱国出了事。他爹出海时摔断了腿，家里没钱，要他回去帮忙补网。那天晚上，王爱国在宿舍收拾铺盖，脸灰得像灶膛。他们都没话说。他拍拍李建军肩膀：“哥们先走了，你好好考。”李建军喉咙哽着，点头。

他走那天，老马买了张汽车票给他，又塞给他十块钱。“拿着，别声张。”老马说。王爱国眼圈红了，鞠个躬，走了。李建军站在校门口看他背影，越走越小，融进尘土里。

赵小丽的话更少了。她常常发呆，眼里的光亮得瘆人。有回下课，她叫住李建军：“李建军，你能考上不？”李建军摇头：“悬乎。”她沉默一会，说：“一定要考上。”

离预考还有一个多月，赵小丽却不见了。她没来上课，宿舍也空了。老师说家中有事，她回去了。李建军心里空了一块，像是丢了些啥。老马几次看他，像是想说什么，又没说。

后来李建军才知道，赵小丽定亲了，对方是个跑船的，比她大十岁，出了三千块彩礼。她爹拄着拐杖来学校办的手续，老马和他吵了一架，声音从办公室传出来：“孩子是念书的料！”“念书能当饭吃？”她爹咳嗽着，“闺女家，终归是人家的人。”

赵小丽走时，留了一包书给李建军，是她的数学笔记，写得密麻麻。里头夹着张纸条：“替我考出去。”

李建军捧着那包书，站在榕树下，哭了。老马走过来，站他身边，不说话，只拍拍他肩膀。他的手很瘦，骨头硌人。

预考过了，李建军勉强挤进线。高考前夜，他睡不着，在操场上转圈。老马屋里的灯还亮着。他过去，老马正在批卷子，眼镜滑到鼻尖上。“老师，还没睡？”老马抬头：“就来。”泡了杯浓茶给他，“喝了，安神。”

茶苦得拉舌头，李建军慢慢喝。老马说：“赵小丽走了，王爱国也走了，六十三个人，走了十一个。”他望着窗外，“你们就像一网鱼，我看着捞上来，看着分拣。有的肥，有的瘦。”

“老师，我要是考不上……”

“考不上，也得活着。”老马慢慢说，“活着，就不容易。”

高考那三天，像一场梦。考完了，回到学校，宿舍里一片狼藉，碎纸、破盆、扔下的铺盖。他们要散了。老马站在讲台上，看着他们，看了好久。“都回去吧，”他说，“好自为之。”

学生们提着行李，一个个走出校门。铁门吱呀呀响，像在哭。李建军回头望，老马还站在那儿，灰白的头发在海风里抖。

后来，李建军考上了省城一个专科学校。走之前，他去看老马。老马正在院子里补渔网，穿着汗衫，脊背弯得像虾。他留李建军吃饭，炒了鸡蛋，烙了海蛎煎。吃饭时，他没问学校，没问前途，只说：“多吃点，省城饭贵。”

李建军走时，老马送他到村口。太阳很大，他的影子缩在脚底下，很小。“老师，回了。”李建军说。老马点头，挥挥手。

李建军走了几步，回头看他。他还站在那儿，望着他。李建军忽然想起头一天开学，老马说的那句话：“功是功，法是法，工夫到了，自然成。”

多少年过去了。王爱国后来开了水产养殖场，成了万元户。赵小丽跟那个跑船的离了，自己开了家小吃店，生意不错。他们有时聚会，还说起老马。说他退休了，搬回村里，还补网。说他老伴走了，儿子接他去城里，他不肯，说住不惯楼房。

去年秋天，李建军回县里，特意去看老马。院子扫得干净，渔网晾在架子上。老马坐在小板凳上补网，手还稳，只是头发全白了，耳朵也有些背。李建军大声说：“老师，我是李建军！”

老马眯眼看他，笑了：“知道，知道。”拉他坐下，问喝茶不。李建军说不喝，他就自己喝着，也不说话。他们静静坐着，听海风吹过网眼的声音。

走时，老马送他一包鱼干：“自家晒的，香。”李建军接到手里，沉甸甸的。

回到城里，老婆说：“这鱼干好，蒸肉香。”李建军抓一把看，鱼干硬而黄，像是缩小的月亮。

有时半夜醒来，李建军会想起那些日子：煤油灯的黑烟，早读的嗷嗷声，王爱国的咸腥气，赵小丽亮晶晶的眼睛，老马慢腾腾的脚步声。一切都远去了，像退潮的海滩，只留下些斑驳的印记。

可他知道，有些东西没走。它们沉在心底，成了底片，时不时地，就在生活的暗房里显影出来。老马说得对，功是功，法是法，工夫到了，自然成。只是这工夫，不单是功课的工夫，更是活下去的工夫。

今年春天，同学传信说，老马走了，脑溢血，没受罪。葬礼上，他们复读班的来了二十几个。王爱国开着轿车来的，赵小丽也来了，领着个小闺女，眉眼像她。

他们站在老马坟前，烧纸，鞠躬。灰烟旋着上升，融进蓝天里。李建军想起他站在讲台上的样子，想起他补网的样子，想起他送别时站在村口的样子。

回去的路上，没人说话。车过县一中旧址，那里现在成了超市，墙刷得粉白，霓虹灯闪闪烁烁。王爱国忽然说：“那时候，真苦啊。”

赵小丽望着窗外，轻轻说：“也甜。”

是啊，苦里透着甜，像嚼一枚橄榄，涩过后，才有回甘。那些日子，那些的人，都远了，却又像在眼前。

老马坟前的咸草，该绿了吧。海风还会吹过，像从前一样。

              202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