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恺

     提起河北沧州，首先想到豹子头林冲。

    刘红娣的老家河北沧州。

     年至耄耋的父亲珍藏着一张老照片：光头，双枪，绑腿。骑坐马背，仰首长空，灼灼目光中闪动苏东坡“遥想公瑾当年”的浩然大气。那是1936年，那年，老人方才二十岁。

      队伍是老百姓的自卫武装。自卫，兼杀富济贫：不然，如何叫作燕赵侠士？鬼子来了，归入回民支队。转战南北，出生入死。渡江时，手持钢枪，伫立船头，心中横槊赋诗一般轰响着曹孟德的慷慨吟啸。

    之后，老人进了江苏省级机关。

    沧州命硬，沧州人也命硬。刘红娣三次大难不死。第一次是母亲结扎后怀上了她。有人说，作了吧。老父不允，说，孩子投胎是命定，生。人家胎中十月，红娣胎中一年。一年不离母体，爱之酷烈。怎么办？剖腹。生下来，红娣就已然是一位长发姑娘了，于是小名“毛毛”。二次大难五岁，失足落入楼后污水池。失足落水，却并不沉没，只是仰面朝天漂在那里，直到路人救起。第三次十五岁，在白马湖边一家公社医院作青霉素皮试出事：呼吸微弱，昏迷不醒。医生束手无策，说，抱回去吧。母亲不走，独自在医院守候，她守候孩子那游丝一般的尚存一息。这时的红娣什么都明白，就是动弹不得。高热中，她天上地下神游一番，最后遇见一位白头老者。老者在她背上猛击一掌，随之一声大喝：跟我回去！接着，曙色萌动，黎明将至，红娣和新的一天一道复苏。俗说“水中三次，火中三次”，刘红娣便豁达大度，坚忍宽厚。

     她和周思民的相识，是因为WG其间的下放。

      思民扬州人。祖父创办过扬州历史上最早的两爿工厂之一的面粉厂，时为1928年。写得一手好字，并因写字结识了赵朴初。抗战其间与新四军过往甚密，且经常暗中帮助新四军，曾因此坐过国民党的牢房。岁月沧桑，物是人非，奇迹一般的是，祖父的面粉厂直到今天还完好无损。不但完好无损，而且还有把它当作“扬州工业博物馆”的动议呢。

     父亲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学的是金融，谋生于银行。

     说来也巧，思民家父双手打算盘，红娣家父双手打枪，正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也。

     就是这样两个家庭，在那场WG中双双扶老携幼举家迁徙，和许多江南的家庭一道，来到了苏北淮阴的金湖县。同在一村，相识但不讲话。缘份起始于他们一同考入金湖中学。

     红娣进的是文艺班，声乐，民族唱法。她的代表作是《翻身道情》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提起她的歌唱，直到二、三十年后的今天，金湖友人还感慨赞叹，言不尽意。他们对于红娣的评价只说两个字：李娜。多次代表县到地区，多次代表地区进省城。南京艺术学院招生，偌大一个淮阴地区声乐老师在就看中一个刘红娣。出人意料地是：政审没过关。为什么？因为老父亲的档案里悄悄夹着一纸消息，那张纸上说：老人1938年前所在的队伍是土匪。

     这一纸消息老人闻所未闻，一句话仿佛一把匕首从身后插进他的脊背。沧州老汉林冲夜奔一般连夜去了省城。省城回答：您先回去，我们立即负责处置。

     一个多月后，省城果然来人。他们郑重宣布那是诬陷，并当众从档案中抽出那页纸张，熠熠烧掉了。

     诬陷是烧掉了，艺术学院却过了考期。命运与刘红娣擦肩而过，生活因此缺失了一位歌唱家。

    红娣却有憾而无悔。她说：去了南艺，不也就错过了周思民？

    周思民，是她命运的成就和骄傲。

   无独有偶，思民也参加过一次考试：扬州师院，文科第一。第一，却不能录取。为什么？祖父办过面粉厂：办面粉厂难道不是资本家？咱们招的可是工农兵大学生呀。

    

     在中学，他们不在一个班。天造地设的是，他俩的宿舍，却真正意义地只隔着一道墙。一个村子嘛，红娣母亲来学校，也总是顺手替思民缝补洗捞，没把他当外人。

     毕业后，他们双双去了农村，双双在一所小学教书。红娣体弱，还时不时地发晕病。思民天天上班总得经过红娣家，经过时总顺便招呼一声。这个招呼，是怕红娣万一有个头疼脑热，自己也好顶替一阵，以免误了学生。

     老师还得扫盲，一人一个生产队，无论风雨，无论寒暑。路途远，沟坎多。摸黑去，摸黑回。那时极少手电，甚至连马灯都是奢侈。一般是火把。金湖的火把用麻秸捆扎，嘣干琮脆，触火即着。不管怎么说，让红娣一个人走夜路，思民总是不放心。不是怕狗，不是怕蛇，不是怕黑暗，而是怕红娣发晕病。如何是好？思民便往返保护。想想当年的扫盲也真不容易，老师不容易，农民也不容易。收工，回家，烧饭。进到课堂，常常是十点多钟了。十点多钟，开始上课。学着学着，睡着了，打呼了,浑身上下还沾满泥巴。

     红娣在黑板写：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

      农民在下面读：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红娣在上面讲，思民在底下听。说到“土地”，思民看见红娣噙着泪水，红娣看见思民噙着泪水。

     于是，思民愈加懂得“红娣”的“红”，红娣也愈加懂得“思民”的“民”。

     他们的感情，是火把映着火把，脚印迭着脚印，一步一步，在大地的田埂上走出来的。

     1975，知青进城。教育局分配红娣到金湖中学教音乐。红娣不去。为什么？因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她要作工人。教育局恳谈三次，她三次婉却。在满城感慨中，红娣去了服装厂。其实，那叫什么服装厂哦：十几个家庭妇女把自己的缝纫机抬到一块，充其量一个成衣作坊。就这样，红娣心安理得地学起了裁剪。学裁剪，还学机工，学设计，还锁扣洞，盘纽子：十八般武艺，她全会。红娣摊上知青进城，思民也该知青进城呀。思民面临两个选择：一个南京钟表材料厂，一个金湖缫丝厂。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个中原委，当然不言自明。不然，哪里还有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诗之存在呢。

     公检法公开招考，思民决心报名一试。可是，缫丝厂老书记硬是不同意。不为别的，是他舍不得思民。思民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他自己给自己盖上单位大印，报上了名。200多人竞争，他第二。老书记拿到录取通知怒火中烧，他发下话，决心查清是谁竟敢暗渡陈仓虎口夺食取走了他的爱将。不等追查，思民以泪洗面、负荆请罪。他说，不是见异思迁，不是另择高枝，他的报考，只是为了证明价值，为了维护尊严呀。思民流泪，老书记也流泪。老书记说，应当负荆请罪的，该是他自己。

     进入金湖县人民检察院，第一件事是集体种树。一棵树，一棵雪松。不高不大，不媚不俗，铁骨峥峥挺立在国徽下面，俨然一条翠绿的热血汉子。二十多年过去，这棵雪松已然郁郁葱葱、巍峨壮观了。当年的栽树人中，已有三位检察官溘然辞世。辞世前，他们最后的愿望都是：请让他们和雪松作人生之诀别。

     思民此生对松树情有独钟。在诸多因素中，陶铸的《松树的风格》是决定因素。写诗，笔名“木公”。写字，笔名“木公”。摄影，笔名“木公”。书法家协会会员，摄影家协会会员。写诗，还出过诗集，思民是江苏省作家协会第一位检察官会员。

      在金湖检察院，雪松是不穿制服的检察官，检察官是穿着制服的雪松。

     他们的完婚是在1981年。

     一间新房，还是红娣父母在两间住房中腾出来的。

     爱情信物，一无所有。结婚礼物，一无所有。

     一张塑料条绷成的床，一对小沙发，便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就这，还是当年一道滚稻草铺的插队知青自己砍树、自己打制出来的。思民母亲拿出祖母留下的几件金玉饰品——一双金耳坠、一缕软金丝、一只荷花簪、一只老式戒指——让思民设法变成钱财，为红娣买点什么。小两口揣着那点祖传家当去了南京。在新街口近边的银行典当成600多元现金，到环球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之后，什么也没买，回到金湖把余钱悉数交给了母亲。母亲拿着钱暗自垂泪。

      嫁妆是红娣母亲亲手缝制的：一件缎面棉袄，红底带花，传统盘扣。婆婆送了一身粉红棉毛衫。

     一介平民时一无所有，作了市院副检察长依然一无所有。当初没有，如今也不补。

     红娣笑语，我一辈子没戴过结婚戒指。

     我问思民，怎么不买一件什么？

     他说，买过。

     我问，买过什么？

     他说，在云南边境买过一只缅玉弥勒小挂件。

     我问，缅玉弥勒？

     他说，缅玉弥勒。

     我问，多少钱买的？

     他说，二十元整。

     红娣取出那只“缅玉弥勒”，小心放在桌上。弥勒和我们都笑了。我笑得隐忍酸楚，弥勒理当笑知我之所笑？

     雪松长高，思民也长高了。

     十年，一步一个脚印，他从书记员作到检察长。十年，他率领的金湖县检察院被评为全国“人民满意检察院”，他自己也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十佳政法干警”称号。

    可是，我们全国“人民满意检察院”的检察长的妻子，却失业了。

    朋友劝思民“妥善处理”一下，思民婉却了。朋友自己着手替思民“妥善处理”一下，思民婉却了。一位检察长安排一名普通职工，而且是如此优秀的“普通职工”，易如反掌，也无悖情理。可是，检察长却毅然婉却。他说，我不能想象哪怕只是心存一丝愧怍的检察官，如何能够大义凛然、顶天立地地站立在庄严法庭上？

     小小县城，弹丸之地，亲朋故旧，耳鬓厮磨。十年，一位检查官要涉及多少人、触怒多少人、处置多少人哦。

     思民固守尊严，红娣协助思民保护尊严。

     就日常生活言，不吃请，不请吃，箪食瓢饮，随遇而安。

    自然不免送礼者。婉却之不成，则坚拒：这是他们共同的底线。守底线，但不易。许多棘手的事，只能难为刘红娣。比如一次书法展览，思民入展还获了奖。主办者送来一套高档西服以示奖励。随即，红娣便把那身西服不卑不亢地送回去了。

     金湖，金湖，思民是湖城，红娣是防浪堤。

    八十年代一个流氓团伙，抢劫斗殴、敲诈勒索，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满城百姓敢怒不敢言。

    思民拍案而起一声令下：拿下！

    首领姓李，二十来岁。刺背纹身，墨镜光头，一副港台打斗片的典型打扮。读完判决，让他说话。他说，检察长，咱们出来再见。

     转眼就是几年。

    思民孩子六岁，小学一年级。一天放学，孩子在奶奶家门口玩耍，不经意过来一个陌生人。陌生人问，附近有厕所吗？孩子天真且认真，说，有，我带你去。一个转弯，陌生人抱起孩子就跑，孩子立即放声呼救。一听呼救，奔来人群。陌生人见事不好，放下孩子溜掉了。这个人，自然就是当年发誓“出来再见”的光头首领。那晚，红娣搂着孩子一夜没敢眨眼。从那，风雨无阻，每天接送，四个寒暑未敢稍有懈怠。

     一位局长犯案，而这位局长恰恰是思民老父亲的患难之交。有人说情，有人沉默。沉默比说情更具压力。思之再三，思民挥泪斩马谡。着便装，思民动情探监。着制服，思民严峻执法。宣判那天，金湖万人空巷。宣判后，百姓奔走相告。服刑期满，当年那位局长还同亲属一道登门看望思民。思民设酒相待，两人各执一碗无语而尽。

     县委常委、公安局长贪污受贿东窗事发，思民兀然沉默了。这位局长，当年和他在200多人应试的公开招考中一道进的公检法，如今两人的孩子同班同学而且同一课桌。思民和公安局长合作多年，相识相知，自然也免不了不快甚至冲突。办？不办？如何办？公安局长难为了检察长。思民三天未讲一句话，而且破例吸了三天的烟。

     第四天凌晨一时，那位公安局长给思民打来电话。电话中只说了一句：请鼎力周旋。

     黎明，思民想写字。他铺纸，红娣研磨。思民写了六个厚重端庄的颜真卿：

    思民  爱民  为民

    红娣接过羊毫笔，在思民字下续了六个字：

     民情  民意  民心

     当晚，检察院抄了公安局长的家。金首饰100多件，现金、存折，还有包括XO在内的世界名酒整整一间屋子。

    第二天，思民把当时正在读高二的那位公安局长的女儿和她的班主任一道请到检察院，他让孩子坚强挺住，让老师留心关爱。并在扣留的财物中提出部分现金，以保证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孩子没有辜负思民，她珍惜期望，忍痛磨练，毕业后考入了南京林学院。 

    得知那位孩子录取的消息，思民和红娣不约而同地拿出了那尊缅玉弥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