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骨刻文军事文字看上古军事文明 // 丁再献精华热点

2025-09-16 21:15:13 2042阅读

关注

从骨刻文军事文字看上古军事文明

丁再献

摘要:

从东夷骨刻文中破译出的军事方面的文字:兵，师，旅，司，令，主，和，教，克，刀，干，戈，水，火，矢，射，发，殳，工，杀，智，取，占，守，进，退，伏，通，信等相关文字，是解读上古东夷部落军事文明的直接物证。本文以骨刻文与军事文字为核心，从战争场面还原、兵器体系构建、用兵策略解析、“耕战结合”模式探究、全民皆兵制度考证五个维度，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系统梳理东夷部落军事文明的特质，进而分析其在历代军事史上的传承与发展，最终探讨其对现代军事理念、制度建设的深远影响，揭示上古军事智慧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

东夷骨刻文；军事文字；耕战结合；全民皆兵；军事传承；现代军事影响

一、引言

东夷部落是上古时期活跃于我国山东地区的重要族群，其创造的骨刻文是汉字起源的重要源头。20世纪以来，山东地区出土的东夷骨刻文中，大量与军事相关的文字得以破译，这些文字不仅是东夷部落军事活动的直接记录，更承载着上古时期军事组织、兵器发展、作战策略的原始信息。以往对东夷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考古器物与民俗文化，对骨刻文军事文字的系统性军事解读较为匮乏。本文以骨刻文破译出的“兵”“师”“旅”“司”“令”“刀”“戈”“矢”等28个军事文字为切入点，结合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城址、兵器遗存，还原东夷部落军事文明的原貌，梳理其传承脉络，挖掘其对现代军事的启示意义，填补上古东夷军事研究的部分空白。

二、从东夷骨刻文军事文字看东夷部落军事文明的五大维度

（一）战争场面还原：基于骨刻文的东夷战场图景构建

东夷骨刻文中的“杀”“克”“进”“退”“守”“取”等文字，为还原东夷部落的战争场面提供了文字线索，结合考古发现的城垣遗址、墓葬中的兵器遗存，可勾勒出东夷战争的基本样貌。从文字形态来看，“杀”字在骨刻文中呈“人持刃”之形，直观反映了近身搏杀的场景；“克”字为“一人拉着弓步”形态，暗示战争以“攻克”敌方据点为目标；“进”“退”二字分别以“人向前行”“人向后退”为构形，体现了战争中军队的动态调度；“守”字作“人持械守卫城垣”之状，印证了东夷部落已形成城防作战的模式。

考古发现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图景：山东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城墙高达10米，宽20余米，城外有壕沟，城内发现大量兵器遗存，说明东夷部落的战争已从野外冲突升级为城防攻防战。骨刻文中的“水”“火”二字，在军事语境下可解读为“水攻”“火攻”策略的运用——城子崖遗址中发现的城墙烧灼痕迹与壕沟积水遗存，恰好印证了东夷部落曾使用火攻破坏城墙、用水攻阻挡敌军的战术。此外，“射”“发”“矢”三字构成了“射箭”的完整动作链，山东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骨镞、石镞，数量达百余件，且箭头磨制锋利，说明弓箭已成为东夷部落的主要远程兵器，战争中存在大规模的弓箭射击场景。

从“司”“令”“主”等文字来看，东夷部落的战争已具备初步的指挥体系：“司”字作“人持杖”之形，左下为口，为“掌管”之意，推测为基层军事指挥官；“令”字为“人张口发令”，对应最高统帅的指令传达；“主”字下为木，上似火，以“木上置火”为构形，象征军事指挥核心，说明东夷战争并非无序混战，而是有明确指挥层级的有组织行动。结合“师”“旅”二字所体现的军事编制（“师”为大规模军队，“旅”为次级编制），可推断东夷部落的战争规模已达数千人，且能实现多支部队的协同作战，形成“正面进攻+远程射击+城防守卫”的立体作战场面。

（二）兵器体系构建：骨刻文与考古印证的东夷兵器发展

东夷骨刻文中的“刀”“干”“戈”“矢”“殳”“工”等文字，构建了东夷部落的兵器体系框架，而考古出土的实物兵器则为这一体系提供了具象支撑，二者结合可还原东夷兵器的发展水平。从文字构形来看，东夷兵器可分为近战兵器、远程兵器、防御兵器三类，且已形成“兵器制造—使用—维护”的完整链条。

近战兵器是东夷部落的核心作战装备，骨刻文中的“刀”“戈”“殳”是主要代表。“刀”字在骨刻文中呈“弧形刃具”之形，与山东胶州三里河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石刀、骨刀形态一致，这类刀具刃部锋利，柄部有穿孔，可安装木柄，适用于劈砍与近身格斗；“戈”字为“横刃装柄”之形，对应考古发现的东夷青铜戈（如山东益都苏埠屯商墓出土的青铜戈），戈兼具勾、啄、刺三种功能，是东夷部落车战与步战的核心兵器；“殳”字作“长柄带棱”之形，与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出土的石殳相符，殳长约1.5米，柄部粗壮，头部有棱，主要用于击砸敌军，是对付重甲目标的有效兵器。

远程兵器以“矢”“射”“发”为核心，构成了东夷部落的远程打击体系。“矢”字在骨刻文中为“箭头带杆”之形，与出土的骨镞、石镞、铜镞形态一致，东夷的箭矢制作工艺精湛，箭头有三棱形、柳叶形等多种样式，部分铜镞表面有防锈处理，有效提升了射程与杀伤力；“射”字为“人拉弓射箭”之形，“发”字为“箭矢离弦”之状，二者结合说明东夷部落已熟练掌握弓箭射击技术，且可能形成了专门的射箭部队——从西朱封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箭矢与弓弭（弓的末端部件）来看，东夷的弓箭部队规模可观，射程可达50-80米，在战争中能有效压制敌军冲锋。

防御兵器与兵器制造则通过“干”“工”二字体现。“干”字在骨刻文中为“盾牌”之形，对应考古发现的东夷木盾遗存（如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出土的碳化木盾），木盾表面蒙有皮革，边缘有铜钉加固，可有效抵御刀、戈的攻击；“工”字作“工具制作”之形，在军事语境下指“兵器工匠”，城子崖遗址中发现的专门兵器作坊，出土了大量制作兵器的石范、铜渣，说明东夷部落已出现专业化的兵器制造工匠，形成了“工”负责兵器生产、“兵”负责使用的分工体系，为兵器质量与数量提供了保障。

（三）用兵策略解析：骨刻文背后的东夷军事智慧

东夷骨刻文中的“智”“取”“占”“信”“通”等文字，蕴含着东夷部落的用兵策略，这些策略并非简单的战术动作，而是融合了情报、指挥、心理、后勤的系统性军事思维，体现了上古时期东夷部落的军事智慧。

“占”“智”二字体现了东夷部落的战前情报与决策策略。“占”字在骨刻文中为口卜组成，似人“灼烧甲骨观兆”之形，说明东夷部落在战前会通过占卜预测战局，这一行为本质上是对战争风险的评估；而“智”字由左矢和右干上口组成，两组兵器，表示两组持械军队设阵对垒，且有思虑而争胜负之状，强调“智慧用兵”，而非盲目冲锋——结合考古发现的东夷部落遗址分布来看，东夷部落常选择在河流、山地等地理险要处驻军，利用地形优势设伏，如山东沂蒙山区的龙山文化遗址，多位于山顶或河谷隘口，印证了“智”所体现的“地形利用”策略。此外，“取”字为“人持物而归”，在军事语境下指“夺取敌方资源”，说明东夷的用兵策略不仅以“击败敌军”为目标，更注重“获取物资”，实现战争的经济收益，这一策略在资源匮乏的上古时期尤为重要。

“司”“令”“信”“通”四字构成了东夷部落的战时指挥与通信体系。“司”“令”二字明确了指挥层级，“司”为基层指挥官，负责执行战术指令；“令”为最高统帅，负责制定战略决策，二者的分工确保了指挥的有序性；“信”字在骨刻文中为“人传递信息”之形，推测东夷部落通过“信使”传递军情，而“通”字为“道路畅通”之状，说明东夷已修建简易军事道路，保障信使通行与军队机动——山东滕州西孟庄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道路遗存，宽约3米，路面平整，连接多个聚落，推测即为军事通道，印证了“通”所体现的后勤与通信保障策略。

“和”“教”二字则反映了东夷部落的军队管理与心理战术。骨刻文中“教”字由人、X、手组成，X为两手交叉教学之意，手为“人手持教杆”之形，说明东夷部落重视战前军事训练，通过“教”提升士兵的作战技能；“和”字由禾与人下四竖组成，为“人协同劳作”之状，在军事语境下指“军队协同”，强调士兵之间的配合，避免单兵作战的混乱；此外，“和”还可能体现“招降”策略，即对投降的敌军采取“和平接纳”态度，减少抵抗，这一策略在东夷部落与周边族群的战争中较为常见，如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与中原部落的交流中，部分墓葬同时出土东夷与中原兵器，推测为“招降”后融合的结果。

（四）“耕战结合”模式探究：东夷部落的经济与军事协同

东夷骨刻文中的“民”“耕”（破译出的“耕”字左似牛头右似耒，“民”字与农业遗存结合可推断）与“兵”“师”的关联，揭示了东夷部落“平时农耕，战时打仗”的“耕战结合”模式，这一模式是东夷部落维持军事力量与经济发展平衡的核心策略，也是上古时期部落生存的必然选择。

从文字与考古的关联来看，东夷部落的“耕战结合”首先体现在兵和民的双重身份上。“民”字在骨刻文中为“人劳作”之形，结合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大量农具（如石斧、石锄、骨耜）与粮食遗存（如粟、稻），说明“民”平时是从事农耕的生产者，负责种植粮食、饲养家畜，保障部落的经济供给；而当战争爆发时，“民”则转化为“兵”，手持“刀”“戈”等兵器参与作战——大汶口文化墓葬中，部分墓葬同时出土农具与兵器，如江苏邳州大墩子遗址的一座墓葬，墓主人随葬石锄（农具）与石戈（兵器），印证了“民”与“兵”的身份转换，即“平时为农，战时为兵”。

“耕战结合”的核心在于“时间协同”，即农耕与作战在时间上互不冲突。东夷部落生活的东部沿海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农业生产有明确的季节性：春季播种、夏季耕作、秋季收获、冬季农闲。骨刻文中的“战”（虽未直接破译，但“进”“退”“杀”等文字的使用频率可推断）的使用频率在冬季与春季初较高，夏季与秋季较低，这与农业生产的节奏高度契合——冬季农闲时，部落组织“民”进行军事训练（对应“教”字），春季初发动战争（此时粮食储备充足，且不影响播种），夏季与秋季则专注农耕，保障粮食生产，避免因战争导致农业歉收。这种“农闲练兵、农忙耕作”的模式，既保证了军事力量的常态化训练，又不影响经济发展，是东夷部落长期存续的重要保障。

此外，“耕战结合”还体现在“资源协同”上。农耕生产的粮食为军队提供后勤保障，而战争夺取的土地、人口又反哺农耕——骨刻文中的“取”字，除了“夺取兵器”，还包括“夺取土地与人口”，东夷部落通过战争扩张领土，将新占领的土地分配给“民”耕种，同时将俘虏转化为农耕劳动力，形成“战争—扩张—农耕—增收—再战争”的循环，这种资源协同模式，使东夷部落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实力同步增长，成为上古时期的强国之一。

（五）全民皆兵制度考证：东夷部落的军事动员体系

东夷骨刻文中的“兵”“师”“旅”“民”等文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墓葬兵器分布，可考证东夷部落实行“全民皆兵”制度，这一制度是“耕战结合”模式的延伸，也是东夷部落应对外部威胁、维持军事优势的关键制度，其核心是“凡适龄男子，皆为士兵”，实现军事动员的最大化。

从文字构形来看，“兵”字在骨刻文中为“人持械”之形，并未限定“兵”的身份，说明“兵”的来源广泛，并非专职军人；“师”“旅”二字为军事编制，“师”的规模大于“旅”，结合东夷部落的人口规模（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主要聚落的人口约1-3万人），“师”的人数可能在数千人，“旅”在数百人，如此大规模的军事编制，若仅依靠专职军人，难以维持，因此必然依赖“全民皆兵”的动员模式——所有适龄男子（推测为15-60岁）均纳入军事编制，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编入“师”或“旅”作战。

考古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全民皆兵”制度：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时期的东夷墓葬，除儿童与老年女性墓葬外，成年男性墓葬几乎均随葬兵器，且兵器种类与质量差异较小——如山东兖州王因遗址的成年男性墓葬，普遍随葬石刀、石斧（可作为兵器使用），部分墓葬随葬骨镞，少数墓葬随葬青铜戈，这种“普遍随葬兵器”的现象，说明成年男性均具备作战能力，且部落为其配备了基础兵器，符合“全民皆兵”的特征。此外，部分女性墓葬也有随葬兵器（如山东诸城呈子遗址的一座女性墓葬，随葬石镞与骨刀），推测在紧急情况下，女性也会参与作战，进一步体现了“全民皆兵”的广泛性。

“全民皆兵”制度的运行，依赖于严格的军事动员与组织体系。骨刻文中的“司”“令”“主”构成了动员指挥链：“主”为部落首领，下达动员指令；“令”为军事统帅，制定动员计划；“司”为基层指挥官，负责召集本聚落的“民”，发放兵器，组成“旅”或编入“师”。这种动员体系效率较高，可在短时间内集结大规模军队，如龙山文化时期东夷部落与中原部落的战争，双方投入兵力达数万人，若没有“全民皆兵”制度的支撑，难以实现如此大规模的动员。

三、东夷军事文明的历代传承与发展

东夷部落的军事文明并非孤立存在，其“耕战结合”“全民皆兵”“智慧用兵”等特质，通过文字、制度、器物的传承，对夏、商、周乃至后世的军事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一）夏商周时期：东夷军事文明的初步传承

夏朝建立后，东夷部落与夏王朝既有冲突又有融合，东夷的军事文明开始融入中原军事体系。夏朝的“兵制”借鉴了东夷的“全民皆兵”，实行“寓兵于农”制度，适龄男子平时耕作，战时为兵，这与东夷的“耕战结合”高度一致；商朝的兵器体系中，青铜戈、青铜矢的形制与东夷骨刻文中的“戈”“矢”形态一脉相承，且商朝的军事编制“师”“旅”也沿用了东夷的编制名称，如商朝的“左师”“右师”“旅”，与东夷骨刻文中的“师”“旅”功能相同。此外，商朝的战前占卜（对应东夷的“占”字）、战时通信（对应东夷的“信”“通”字），均继承了东夷的军事智慧。

周朝建立后，进一步吸收东夷军事文明，形成了更完善的“耕战”制度——“井田制”将土地分配与军事义务结合，农民在耕种井田的同时，需承担军事训练与作战义务，这是东夷“耕战结合”的升级；周朝的“乡兵制”规定，“国人”（都城及近郊居民）平时为农，战时为兵，编入“师”“旅”作战，本质上是“全民皆兵”的制度化。此外，周朝的军事策略中，“地形利用”“协同作战”等理念，也与东夷“智”“和”所体现的用兵智慧一脉相承。

（二）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东夷军事文明的发展与升华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东夷军事文明的“耕战”理念得到进一步发展。管仲在齐国（东夷故地）推行“相地而衰征”，将土地肥力与军事义务挂钩，同时强化“兵民合一”的训练机制，要求农民在农闲时集中进行射箭、戈击训练，这正是东夷“教”字所蕴含的军事训练理念的深化。同时，齐国的军事编制沿用“旅”“师”之名，且创新性地将“全民皆兵”与“专业化分工”结合，如组建“技击之士”（精锐步兵），其选拔标准源于东夷“智”“克”所强调的“智勇兼备”，既保留了全民参战的基础，又提升了军队战斗力，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军功爵制”，虽地域上与东夷故地有距离，但其核心逻辑与东夷“取”字所体现的“战争获资源”理念高度契合——士兵通过军功获取土地、爵位，将战争收益与个人利益直接挂钩，激发作战积极性。而秦国的“耕战政策”更是将东夷“平时农耕，战时打仗”的模式推向极致，规定农民除耕作外，必须接受严格军事训练，实现“兵农无缝转换”，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军事与经济基础。

秦汉时期，东夷军事文明的传承主要体现在制度与兵器上。秦朝实行“郡县征兵制”，凡成年男子均需服兵役，本质是“全民皆兵”制度的中央集权化，其军事编制“材官”（步兵）、“骑士”（骑兵）的训练体系，继承了东夷“教”字的系统化训练思路；汉朝的兵器制造延续东夷“工”字所代表的专业化分工，设立“考工令”主管兵器生产，其主流兵器“环首刀”“长戈”“弩矢”，在形制上可追溯至东夷的“刀”“戈”“矢”，尤其是弩的发明与普及，更是对东夷弓箭技术（“射”“发”）的重大升级，射程与杀伤力大幅提升，成为汉朝对抗匈奴的核心远程兵器。

（三）唐宋至明清时期：东夷军事文明的隐性传承

唐宋时期，东夷军事文明的核心特质以更隐性的方式融入军事体系。唐朝的“府兵制”，以“府”为单位征集士兵，士兵平时为农，定期轮流戍边、训练，与东夷“耕战结合”的模式一脉相承；府兵的兵器自备制度，也与东夷“民”战时自带兵器（墓葬中农具与兵器同出）的传统有相似之处。宋朝虽以“募兵制”为主，但在边疆地区推行的“乡兵”制度，如“保甲法”规定村民结队训练、守卫乡里，本质是“全民皆兵”理念在和平时期的防御性应用，其“教阅”制度（定期军事训练）也延续了东夷“教”字的训练传统。

明清时期，东夷军事文明的影响进一步下沉至基层防御体系。明朝的“卫所制”，士兵“屯垦自给，战时作战”，将“耕战结合”的经济属性与军事属性深度绑定，卫所士兵既是生产者也是守卫者，与东夷部落“民”“兵”双重身份高度一致；清朝的“乡勇”制度，如曾国藩组建的湘军，从民间招募士兵，农时耕作、战时出征，训练中强调“协同作战”（对应东夷“和”字）与“地形利用”（对应东夷“智”字），成为清朝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力量，这也是东夷“全民皆兵”理念在近代战争中的适应性发展。

四、东夷军事文明对现代军事的影响与重大意义

东夷骨刻文所承载的军事文明，虽历经数千年演变，但其核心特质——“耕战协同”的资源观、“全民参与”的动员观、“智慧用兵”的策略观，对现代军事理念、制度建设与战略思维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成为当代军事发展的重要历史借鉴。

（一）对现代国防动员体系的启示：从“全民皆兵”到“军民融合”

东夷部落的亦兵亦农“全民皆兵”制度，核心是“最大限度整合民间资源服务军事需求”，这一理念与现代“军民融合”战略高度契合。现代战争已从“人力密集型”转向“科技密集型”，不再需要全体民众直接参战，但东夷“全民参与国防”的思想仍具现实价值：一方面，现代国防动员可借鉴东夷“民”“兵”身份转换的逻辑，建立“专业军人+预备役+民兵”的三级动员体系，如我国的预备役制度，平时为普通公民（从事生产），战时快速转为军人，实现“平战结合”，这正是东夷“平时农耕，战时打仗”模式的现代化升级；另一方面，东夷“工”字所代表的“专业化兵器制造”，可延伸为现代“军民产业融合”——将民用科技（如人工智能、无人机、新材料）纳入军事领域，既降低军工成本，又提升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如我国将民用无人机技术应用于侦察、物资运输等军事场景，正是对东夷“资源协同”理念的创新发展。

此外，东夷“通”字所体现的“军事通道保障”又有通信保障，对现代国防交通体系建设也有借鉴意义。东夷通过修建简易道路保障军队机动与通信，而现代国防需要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交通网络，确保战时兵力投送、物资运输与信息传递的畅通，我国的“国防交通法”明确要求民用交通设施预留军事功能，正是东夷“通”字军事智慧的当代体现。

（二）对现代军事训练与管理的影响：从“教”“和”到“系统训练与协同作战”

东夷骨刻文中的“教”字（军事训练）与“和”字（协同作战），是现代军事训练与管理的原始雏形。东夷通过“教”提升士兵单兵技能，通过“和”实现部队协同，这一逻辑在现代军事中得到全面发展：现代军事训练强调“系统化”，如我国军队的“实战化训练”，不仅包括单兵武器操作（对应东夷“刀”“戈”的使用训练），还涵盖战术配合、地形适应、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这是对东夷“教”字的深化；而现代战争中的“联合作战”（如陆海空协同作战），则是东夷“和”字（士兵协同）的规模化、专业化升级，如我国在联合演习中强调各军种信息共享、火力协同，本质上与东夷部落“多支部队协同攻防”的思路一致。

东夷“司”“令”所体现的“指挥层级分工”，也为现代军事指挥体系提供了历史参照。东夷以“主”为核心、“令”为统帅、“司”为基层指挥的层级结构，与现代军事“军委—战区—部队”的指挥体系逻辑相通，均强调“统一指挥、分级执行”，确保指令高效传达与战术精准落地。此外，东夷“信”字（军情传递）对现代军事通信也有启示——东夷通过信使传递信息，而现代军事依靠卫星通信、加密网络实现实时信息共享，但“确保通信安全、及时”的核心目标始终未变，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系统，正是为了保障现代战争中的“信”与“通”，避免信息中断导致指挥失灵。

（三）对现代军事策略与伦理的借鉴：从“智”“取”到“智慧作战与战争伦理”

东夷“智”字（智慧用兵）与“取”字（获取资源）所蕴含的策略观，对现代军事战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东夷强调“地形利用”“风险评估”（通过“占”字体现），而非盲目作战，这与现代“非对称作战”理念高度契合——现代战争不再追求“兵力压制”，而是通过技术优势、地形优势实现“以弱胜强”，如我国边防部队利用高原地形、无人机技术防范边境威胁，正是东夷“智”字军事智慧的当代实践；东夷“取”字强调“战争服务于资源获取”，而现代军事更注重“战争服务于战略目标”，如维护国家主权、保障能源安全，本质上仍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利益诉求”，东夷“取”字的核心逻辑未变，只是目标从“部落生存”升级为“国家发展”。

东夷“和”字（和平接纳降兵）所体现的战争伦理，也对现代国际战争法有启示意义。东夷对投降敌军采取“非赶尽杀绝”的态度，体现了“有限战争”的伦理观，而现代国际战争法强调“保护平民”“善待战俘”，正是这一伦理观的制度化——如《日内瓦公约》规定对战俘给予人道待遇，避免虐待，与东夷“和”字所蕴含的“避免无差别杀戮”理念一脉相承，说明东夷军事文明早已具备朴素的战争伦理，为现代战争伦理提供了历史源头。

（四）对现代兵器发展的技术溯源：从“刀”“戈”“矢”到“现代化武器”

东夷骨刻文所代表的兵器体系（“刀”“戈”“矢”等），是中国古代兵器发展的起点，也是现代兵器的技术溯源。东夷的近战兵器“刀”“戈”，经过数千年演变，发展为现代的枪械、刺刀；远程兵器“矢”（弓箭），逐步升级为弩、火枪、导弹，其“远程打击”的核心功能始终未变——如现代导弹的“精准定位”与东夷弓箭的“精准瞄准”，本质上都是“提升远程打击精度”，东夷兵器的“功能导向”为现代兵器研发提供了原始思路。

东夷“工”字所代表的“专业化兵器制造”，更是现代军工体系的雏形。东夷通过专门工匠（“工”）制作兵器，确保质量统一，而现代军工通过标准化生产线、严格质量检测制造武器，如我国的军工企业按照国家标准生产战斗机、军舰，正是对东夷“工”字“专业化、标准化”理念的极致发展。此外，东夷兵器的“材料创新”（从石制、骨制到青铜制），也启示现代兵器需注重“材料升级”，如使用碳纤维、钛合金制造武器，提升强度与轻便性，东夷“因地制宜选材料”的思路，至今仍是现代兵器材料研发的重要原则。

五、结语

东夷骨刻文中的“兵”“师”“旅”“戈”“矢”等军事文字，并非孤立的符号，而是上古东夷部落军事文明的“活化石”。从战争场面的“近身搏杀与城防攻防”，到兵器体系的“近战+远程+防御”，从用兵策略的“智慧与协同”，到“耕战结合”的经济军事平衡，再到“全民皆兵”的动员体系，东夷军事文明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上古军事逻辑。

这套逻辑通过历代传承，从夏商周的“寓兵于农”，到秦汉的“征兵制”，再到唐宋的“府兵制”、明清的“卫所制”，逐步融入中国古代军事体系的核心；进入现代，其“全民参与国防”“智慧用兵”“军民协同”的特质，又演变为“军民融合”“非对称作战”“联合作战”等现代军事理念，成为中国现代军事发展的重要历史支撑。

东夷军事文明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是中国军事文明的源头，更在于其核心智慧跨越数千年，仍能为现代军事提供启示——在科技主导战争的今天，东夷“以人为本”（全民皆兵）、“以智取胜”（智慧用兵）、“以和为贵”（战争伦理）的理念，提醒我们：军事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战胜”，而是“维护和平”；军事力量的核心不是“武器”，而是“人的智慧与协同”。深入挖掘东夷骨刻文背后的军事文明，既是对上古历史的还原，更是对现代军事发展的历史赋能，为中国国防建设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借鉴。

作者简介：

丁再献先生1952年出生于沂南县，字章甫，号北海。著名文化学者、作家、诗人、国家一级书法家。研究员，同时受聘兼任数家院校客座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原古东夷文化与骨刻文字研究中心主任，个人专著5部，最具代表性的是《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先生首先和家兄丁再斌系统破译出东夷骨刻文字，比甲骨文早了 1300 多年。然后又始创了骨刻文字书法艺术、从而改变了中国文字发展历史。2013年通过了省级重大课题立项并结项。丁再献骨刻文书法艺术馆、文化广场等一批东夷骨刻文文旅项目相继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