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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铸长城 丹心照汗青
——读《爱国将军黄显声：血肉长城第一人
打响抗日第一枪》有感
作者：王福平
诵读：小黎
编辑制作：小格
铁血铸长城 丹心照汗青
——读《爱国将军黄显声：血肉长城第一人 打响抗日第一枪》有感
作者：王福平
捧读海东青（张广志）、李晧两位先生所著《爱国将军黄显声：血肉长城第一人 打响抗日第一枪》，字里行间流淌的，是一位爱国将领在民族危亡之际的铁血担当，是一段交织着抗争、信仰与牺牲的峥嵘岁月。当“九一八”事变的硝烟、义勇军的号角、渣滓洞的铁窗这些片段在文中铺展，黄显声将军那挺拔如松的身影愈发清晰——他不是历史书中模糊的符号，而是用55年生命践行“生不带兵死不休”誓言的真英雄，其波澜壮阔、忠烈无畏的一生，如同一记重锤，深深叩击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灵。
黄显声将军的传奇，始于对民族危亡的敏锐洞察，成于逆势而起的决绝抗争——他是点燃中国抗日烽火的“第一枪”，更是打破“不抵抗”阴霾的先行者。1896年生于岫岩石庙子镇的他，早年间便在北京大学预科班亲历“五四运动”的洗礼，那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呐喊，早早在他心中种下了“以武报国”的种子。投笔从戎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后，他凭借端正人品与卓越军事才能，成为张学良最器重的亲信智囊，1930年接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时，这位34岁的将领已清醒地看到：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异动，绝非偶然的军事演习，而是吞并中国的前奏。
1931年秋，当沈阳街头还弥漫着虚假的和平气息时，黄显声已通过密布的警务情报网，侦获日军“近期可能举事”的关键信息。他没有选择沉默或等待——一面星夜致电在北京养病的张学良，力陈“若不备战，沈阳危在旦夕”，争取到“动用警力守土”的指令；一面雷厉风行整顿公安队伍：将全省58个县的公安局整合为12个警察总队，日夜开展街垒战训练；更顶着“擅自调运军火”的压力，把直奉战争中缴获的20万支步枪、50万发子弹，连夜分发到各警队与民团手中。这份“未雨绸缪”，不是杞人忧天，而是一个军人对国土最本能的守护。
9月18日晚10时20分，柳条湖的爆炸声划破夜空，日军突袭北大营的枪炮声瞬间撕裂沈阳城。彼时，东北军主力因“不抵抗”命令或零星抵抗、或仓促撤退，北大营的营房被日军纵火，市民在黑暗中四散奔逃，整座城市陷入混乱与恐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黄显声在沈阳市公安局的办公室里，用电话向各警队下达了那句震彻历史的指令：“凡日军进犯，警队一律抵抗，绝不退让！”随后，他亲自挎枪登上警车，带领2000余名仅装备手枪、步枪的警队队员，在小西门、大北门等街巷筑起街垒——没有重武器，就用木箱、沙袋当掩体；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用警棍肉搏；队员倒下了，后面的人立刻补上来。这场战斗从深夜打到黎明，警队付出了500余人伤亡的代价，却硬是把装备精良的日军挡在了核心城区之外，用血肉之躯打响了东北武装抗战的第一枪。
后来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感慨：“在东北军将领中，显声是真正主动打日本的第一人。”这句评价背后，是黄显声对“不抵抗”政策的决绝反抗——他不是不知道违抗命令的风险，不是看不到敌我装备的悬殊，但在“国土沦丧”与“个人安危”之间，他选择了前者。更值得铭记的是，随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二战起点重新定义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黄显声将军的这一枪，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中国人民的抗争，从一开始就与世界正义力量紧密相连，而他，正是这场漫长抗争的揭幕者。
如果说“第一枪”是黄显声的勇气证明，那么组建辽宁抗日义勇军、铸就“血肉长城”，则彰显了他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是“义勇军之父”，更是把零散抗争拧成一股绳的“粘合剂”。沈阳沦陷后，黄显声没有被挫败击垮，他带领残部向辽西锦州撤退，沿途每到一处，就收拢被打散的军警、民团，向百姓宣讲“日军可欺，国土不可失”的道理。在那个“恐日”情绪蔓延的年代，他站在锦州城墙上，对着聚拢来的民众高声说：“我们有枪，有手，只要大家抱成团，就不怕打不过小鬼子！”百姓被他的赤诚打动，纷纷拿出家中的猎枪、大刀加入队伍，连原本观望的地方武装，也主动前来投奔。
1932年1月，锦州失守，黄显声撤至北票时，面临着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各路抗日力量虽多，却各自为战，有的甚至因争夺地盘内斗——没有统一指挥，再多人也只是“一盘散沙”。当时国民政府拒绝给予正式番号，他便“自作主张”：以原警务系统人员为后来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感慨：“在东北军将领中，显声是真正主动打日本的第一人。”这句评价背后，是黄显声对“不抵抗”政策的决绝反抗——他不是不知道违抗命令的风险，不是看不到敌我装备的悬殊，但在“国土沦丧”与“个人安危”之间，他选择了前者。更值得铭记的是，随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二战起点重新定义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黄显声将军的这一枪，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中国人民的抗争，从一开始就与世界正义力量紧密相连，而他，正是这场漫长抗争的揭幕者。如果说“第一枪”是黄显声的勇气证明，那么组建辽宁抗日义勇军、铸就“血肉长城”，则彰显了他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是“义勇军之父”，更是把零散抗争拧成一股绳的“粘合剂”。沈阳沦陷后，黄显声没有被挫败击垮，他带领残部向辽西锦州撤退，沿途每到一处，就收拢被打散的军警、民团，向百姓宣讲“日军可欺，国土不可失”的道理。在那个“恐日”情绪蔓延的年代，他站在锦州城墙上，对着聚拢来的民众高声说：“我们有枪，有手，只要大家抱成团，就不怕打不过小鬼子！”百姓被他的赤诚打动，纷纷拿出家中的猎枪、大刀加入队伍，连原本观望的地方武装，也主动前来投奔。1932年1月，锦州失守，黄显声撤至北票时，面临着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各路抗日力量虽多，却各自为战，有的甚至因争夺地盘内斗——没有统一指挥，再多人也只是“一盘散沙”。当时国民政府拒绝给予正式番号，他便“自作主张”：以原警务系统人员为骨干，整合20余路武装，于1月6日正式成立“辽宁抗日义勇军”，自任总指挥，还为每路义勇军划定作战区域、明确战术配合。短短数月，这支队伍就发展到10万之众，成为东北抗日战场上最具战斗力的力量。
在黄显声的指挥下，义勇军没有与日军硬拼，而是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辽南义勇军在岫岩山区设伏，击毁日军军车十余辆；辽西义勇军突袭新民火车站，缴获大批军火；连沈阳郊区的义勇军，都敢趁夜摸进日军营地，夺走他们的电台——这些战斗或许没有“大胜仗”的光环，却像无数根针，扎得日军坐立难安。日军曾在战报中无奈承认：“辽西、辽南之地，义勇军活动猖獗，我军不得不分兵驻守，进军关内计划被迫延缓。”而这背后，正是黄显声的战略意图：用分散的游击战将日军拖在东北，为全国抗战争取时间。
更令人动容的是，这支队伍真正诠释了“血肉长城”的含义——义勇军战士大多是农民、矿工、学生，他们没有统一的军装，有的穿着棉袄，有的光着脚，却抱着“宁死不当亡国奴”的信念冲锋。一次战斗中，一名义勇军小战士被子弹击中腿部，仍拖着伤腿爬向日军坦克，想用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还有的村落为掩护义勇军，全村人被日军报复性屠杀，却没有一个人泄露队伍的行踪。黄显声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常对部下说：“我们欠老百姓的，这辈子都还不清，唯有把鬼子赶出去，才能对得起他们。”后来田汉、聂耳听闻义勇军的事迹，深受感动，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那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正是黄显声与义勇军战士们用生命书写的真实写照。而这支队伍也为后来东北抗联的发展埋下伏笔：许多义勇军战士在队伍打散后，加入了杨靖宇、赵尚志领导的抗联，把游击战术和抗争精神传承了下去。
黄显声将军的伟大，不止于军事上的抗争，更在于他在信仰抉择中展现的清醒与坚定——从爱国将领到中共特别党员，他走过的，是一条“为救国而寻路”的自觉之路。早在抗战初期，他就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嗤之以鼻：1935年，蒋介石调东北军去西北“围剿”红军，黄显声直接找到张学良，直言：“委员长这是借刀杀人！我们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人，不是自己人！”他还多次给张学良分析局势：“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才是民心所向，再跟着打内战，我们东北军就真成了历史的罪人！”
这些话，像一盏灯，照亮了张学良心中的迷茫。西安事变前，黄显声更是多次与张学良彻夜长谈，帮他梳理利弊：“少帅，现在是最后的机会，联合杨虎城将军，逼蒋抗日，不仅能救东北军，更能救整个国家！”正是他的直言相劝，坚定了张学良“兵谏”的决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黄显声，是这场历史转折中不可或缺的“推动者”。
在接触共产党的过程中，黄显声也逐渐认清：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带领中国走出困境。他开始主动吸纳共产党员到自己的部队任职，让他们给战士们讲抗日道理；还秘密选送一批进步青年去延安学习，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抗大骨干的学员。蒋介石得知后，斥责他的部队“已红到底”，派人暗中监视，可黄显声毫不在意——他不仅不执行“围剿”红军的命令，还悄悄为红军开辟秘密通道，把从日军那里缴获的枪支弹药，一批批送到红军手中。1936年8月，经周恩来亲自提名，黄显声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特别党员——从“为东北而战”到“为全民族而战”，从“爱国将领”到“红色战士”，他完成了信仰的升华。
1938年2月，因屡次反对内战、呼吁释放张学良，黄显声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逮捕。从武汉稽查处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再到重庆渣滓洞、白公馆，整整12年的囚禁生涯，他始终没有屈服。特务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只要你写悔过书，承认加入共产党是错误，委员长可以既往不咎。”他冷笑回应：“我为抗日入党，为救国抗争，何错之有？要杀便杀，休想让我低头！”戴笠曾亲自来狱中“安抚”，许诺给他“特殊待遇”，他却把这份“待遇”用在了难友身上——利用特务允许他读报的机会，把外界抗战的消息记在纸条上，偷偷传给狱中地下党；看到“小萝卜头”宋振中在狱中无人管教，就主动教他读书写字，给这个孩子讲义勇军抗日的故事，成为“小萝卜头”最敬爱的“黄伯伯”。
狱中有多次逃生的机会：党组织曾策划劫狱，老部下也偷偷送来越狱工具，可黄显声都拒绝了。他对难友说：“我若走了，特务定会报复你们，之前争取到的活动空间就没了。我不能为了自己的自由，害了大家。”他在狱中自制了一枚木质印章，侧面刻着“虎落笼中威不倒”——即便身陷囹圄，他的风骨依然如虎，他的信仰依然如炬。1949年11月27日下午，重庆解放前夕，黄显声被特务枪杀于白公馆附近的步云桥。当子弹穿过胸膛时，他或许还想着：终于能看到胜利了，只是没能亲手把鬼子赶出东北，没能等到张学良将军获释……四天后，重庆解放，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那枚木质印章，还有一张写着“报国欲死无战场”的纸条——那是他在得知国土沦陷时，反复吟诵的陆游诗句，也是他一生的遗憾与赤诚。
合上书页，黄显声将军的身影仍在眼前：他是“九一八”事变中逆势开枪的勇者，是十万义勇军的领路人，是渣滓洞里坚守信仰的战士。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用每一个选择——反抗“不抵抗”、组建义勇军、加入共产党、狱中守节——诠释了“爱国”二字的重量。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无数像黄显声这样的先烈，用血肉之躯筑起长城，用生命照亮前路。
特填《念奴娇·悼黄显声将军》一阕，以寄追思： 念奴娇·悼黄显声将军
沈城惊变，看狼烟翻卷，残阳如血。
警旅横戈逆战处，敢破“不抵抗”劫。
十万义勇，白山埋骨，铸就长城铁。
辽西风烈，至今犹记鸣镝。
谁料囹圄十二秋，傲骨撑天，未折英雄节。
木印铭怀“威不倒”，纸透丹心千叠。
桥畔捐躯，魂归华夏，霞蔚山河澈。
丰碑长立，脊梁同照日月！
词中所书，正是将军一生的缩影：从沈阳城头的逆战，到辽西大地的义勇军烽火，再到狱中的铁骨铮铮，他的每一寸生命都与家国绑在一起。如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我们站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更应铭记：今天的和平，是黄显声们用12年囚牢、55岁生命换来的；民族的复兴，需要我们传承他“敢为天下先”的抗争勇气、“宁死不折节”的信仰定力。将军虽逝，精神如炬，那道挺立于历史风雨中的脊梁，永远是中华民族前行路上的灯塔，照得我们初心不改，步履铿锵。2025-09-16.（418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