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录》第二章
初中时代：学军学农的历练
宝岛阿华
1968年秋，我从新化城关一小高小毕业，怀揣着憧憬踏入了城关二小附中的校门。为何叫小学附中，因为那时，毛主席“不但要学工学农，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以及“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正深刻影响着教育领域，由于学校教育资源匮乏，公立小学都设立初中部，初中也被压缩成了两年。
这两年里，我们上课还没有完全走上正轨，除了规定的劳动课，我们经常要走出校门，到工厂、农村参观学习、劳动实践，同时向解放军学习，开展军训、野营拉练等“学工学农学军”活动。两年时光匆匆流逝，留下的是斑驳陆离的记忆。
初中部教室位于郊区城关二小的三部，隐匿在偏僻乡村的农舍之中。那是一处平房，初中部共设8个班级，初一和初二各四个班，我被分在四班。从本部出发，需沿着一条蜿蜒曲折、尘土飞扬的小路步行十多分钟才能抵达，这条路留下了我们无数的足印。
教室分为前后两排平房，静卧在田野与小土坡的怀抱。红砖砌成的墙体，因岁月侵蚀失去了原本的鲜艳，变得黯淡无光，还不时出现裂缝，无声诉说着沧桑。操坪坑洼不平，行走其上稍不留意就会被凸起的石块绊倒。操坪一角，有一棵古老的大樟树，宛如饱经风霜的老人，守护着这片校园。大部分树叶已然枯干，在秋风中逐渐变黄，继而一片片飘落，仿佛在为我们这段并不平坦的初中生活洒下一段深刻痕迹。
走进教室，映入眼帘的是搭在四条腿木架上的黑板，木架摇摇欲坠，仿佛轻轻一碰就会倒下。课桌和椅子呈长方形，一张桌子供两深刻人使用。除了我们这一届的四个班，前面一排平房里是低我们一届的同学。这里的教学条件在二小各个校区中最差，更像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如果到现在，可与贫困学校的教舍别无二样，当然更无法与现代学校比拟。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位来自洋溪镇上的钟老师，他三四十岁的样子，身材并不高大，却说话掷地有声，很有魄力。在初中生活的第一年，即便教学秩序较乱、课程安排无规律，钟老师仍严守教师职业道德，充满耐心地为我们讲解知识，尽最大努力给予我们知识养分。然而，一年之后，或许是时代洪流太过汹涌，钟老师被调回了家乡洋溪镇学校，他在我记忆中的模样也渐渐模糊。
一年后，李星祥老师接过教语文的重担。李老师戴着眼镜，浑身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息，说话轻声细语，让人如沐春风。但因当时特殊的教育环境，学校教学活动常被各种运动打断，李老师在我记忆中的痕迹也并不十分鲜明。
在所有任课老师中，杨静成老师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杨老师的丈夫是县文化馆的干部，她独自挑起了教学三、四班数学的大梁，还兼任我们的音乐课。那时上课虽不正规，但杨老师凭借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职业道德，认真抓住每一个机会教好每一堂课。课堂上，她对我们严格要求，每一个数学知识点都讲解得细致入微，不容我们有丝毫马虎，一旦发现我们理解不透彻，就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解，直到我们完全掌握。
杨老师待人亲切随和，像知心大姐姐一般，常与我们聊天谈心，关怀备至。同学身体不舒服，她会第一时间关心问候；同学学习上遇到挫折，她会耐心鼓励安慰。杨老师仿佛是一位全能艺术家，在数学的理性世界和音乐的感性天地中自由穿梭。在她的悉心教导下，我们班不少同学的数学成绩在年级中一直名列前茅，大家对数学的热爱也愈发深厚。
在初中两年的时光里，我们参加过不少支农活动，其中“插秧”和“双抢”的经历尤为难忘。记得那是四月的一天，阳光明媚，微风轻拂，老师组织我们前往乡村田野。对于我们这些在城镇长大的孩子而言，插秧完全是一件陌生之事，心中满是好奇与期待，一路上像欢快的小鸟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来到一丘田边，眼前是一片水汪汪的世界，嫩绿的秧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在当地农民伯伯的带领下，我们小心翼翼地脱下鞋子，卷起裤脚，缓缓踩入清凉的秧田。刚一踏入，只觉脚下软软滑滑，根本站不稳脚，只能慢慢挪动。
农民伯伯熟练地拿起一把秧苗，给我们做示范，他左手轻轻按住幼苗根梢，右手稳稳地将秧苗插入土中，边插边退，使插入的秧苗一行行对齐，不深不浅，动作行云流水。他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秧苗才能顺利生根发芽。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生怕错过任何细节。
我学着农民伯伯的样子开始插秧，正全神贯注时，忽然感觉小腿上有东西在动，低头一看，竟是一条蚂蟥不知何时爬到了腿上，正贪婪地吸血。我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农民伯伯见状连忙安慰我，让我不要紧张，并告知我用手紧贴皮肤把它推下来就行；若吸得很深，就要倒点盐和醋逼迫它下来，以免造成皮肤感染。我战战兢兢地按农民伯伯的方法把蚂蟥推了下来，恐惧才渐渐消散。
看似简单的插秧，实则蕴含着农民伯伯的诸多技艺和经验，这也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的传承。在农民伯伯的耐心指导下，我们逐渐掌握了插秧的动作要领。大家齐心协力、分工合作，没多久，田里就出现了一行行整齐的绿色秧苗。完成插秧后，看着那一行行秧苗在阳光下摇曳生姿，仿佛在向我们点头致谢，心中顿时涌起劳动带来的欢乐与喜悦。
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没有如今这么多高效化肥，农民们只能利用人兽粪尿自制肥料。城镇居民家里烧煤炭，每天都会产生很多煤灰。为支援农业生产，我们便把家里的煤灰收起来，用畚箕装好。到了星期日，挑着沉甸甸的煤灰送到学校附近的生产队。一路上，汗水不停地从额头滑落，打湿了衣衫，但我们不觉得累，反而觉得为农业生产做出了很大贡献。
除了学农，我们还积极学习解放军，进行野营拉练。我们先后前往新化洋溪和冷水江锡矿山，这两次拉练意义非凡，让我们收获颇丰。
在新化洋溪镇，我们参观了当年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犯下滔天罪行的“万人坑”。站在“万人坑”前，看着那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大坑，仿佛能看到当年日本鬼子的残忍暴行，听到受害者的痛苦呼喊。那一刻，心中充满愤怒和悲痛，深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来之不易。
在冷水江锡矿山参观忆苦窿时，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震撼。1541年，明朝人在锡矿山的地表发现一种银灰色的矿，误以为是锡，锡矿山因此得名。1908年，这里的产锑量已占世界一半，被誉为“世界锡都”。然而，繁华背后是矿山工人无尽的凄苦，矿老板为获取最大利润，不择手段地敲诈剥削工人。
我们走进忆苦窿，里面黑暗不通风，设施简陋到了极点。工人们头戴草纸帽，身围麻布袋，脚穿破草鞋，手提煤油灯，在昏暗灯光下艰难劳作。他们吃的是盐菜豆腐渣、发霉的马枯米，住的是低矮潮湿的大桶铺，生活极其困苦。那首“养崽莫上锡矿山，上山容易下山难。养女莫嫁锡矿郎，口吐烟子无下场”的歌谣，便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看着眼前的实景再现，我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那个黑暗年代，亲身感受到矿工们的悲惨遭遇，深刻认识到社会的不公和劳动人民的苦难。
同时，锡矿山也是一片红色的热土。中国共产党发动工人运动组织开办的平民学校遗址至今尚存，地下党负责人当年的办公室依然还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锡矿山就种下了红色基因。1935年11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红六军团由萧克、王震、夏曦率领进入新化县城，第十七师五十一团约千人，由新化经石窖、独树岭进入锡矿山。红军进山后，积极发动群众，传播革命火种，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并进行扩军筹款。当年红军驻地旧址石碑，静静地矗立在那里，记录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见证了锡矿山的沧桑巨变。
从新化到锡矿山有20多公里路，我们是拉练步行前往的。一路上，背着行囊，唱着军歌，步伐坚定地向前迈进。阳光洒在身上，汗水湿透衣衫，但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这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艰难旅程，可在当时，我们却将其当作挑战自我、磨炼意志的机会。这次拉练，我们不仅磨炼了意志、锻炼了身体，更受到了心灵的洗礼，深刻体会到革命先辈们的艰辛与不易，也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初中两年，学军学农虽然占用了上课时间，但这些活动如同绚丽多彩的画卷，为我们的初中生活增添了别样的色彩。在那个特殊时代，我们磨炼了意志，收获了成长，懂得了责任，对社会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时光虽已流逝，但这些记忆永不褪色，将伴随我一生，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作者简介
宝岛阿华，实名王建华，娄底籍台胞，邵东出生，新化长大，衡阳工作，宝岛栖居，娄底落根，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涉及小说散文诗词评论，发表于各级报刊和网络200万字，并加入了全国省市区诗词作协等十多个文学协会，公众号《两岸风情》，目前担任娄星区诗协副会长兼秘书长，湖南红网论坛佳作天地版评论员和版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