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寄哀：别了，周明老师
——写于周明老师逝世之日
文／罗名君
昨夜的秋雨，像是把天地间所有的暖意都揉碎了，裹着化不开的阴冷，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院里的桂树本是满枝金黄，经不住秋风反复抽打，细碎的花瓣落了一地，沾着雨水，像铺了层湿漉漉的愁绪。清晨，我被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从浅眠中拽醒，指尖划过手机屏幕时，齐斌同学发来的消息像一块冰，猝不及防砸在心上——“著名作家、编审，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周明同志，于2025年9月16日20时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短短几行字，我反复读了三遍，才敢相信这是真的。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着，闷得发疼，那些关于周明老师的细碎记忆，忽然就涌了上来。他是那样谦和的一位长者，笔下藏着对文学的赤诚，对后辈的温厚，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先生，怎么就突然离开了呢？他的离去，于中国文学界是少了一盏引路的灯，于我，却是丢了一段藏在时光里的温暖念想。
起身走到窗边，雨还在下，敲打着玻璃，像是在低声诉说着不舍。眼泪不知何时漫了上来，模糊了窗外的景致，也模糊了眼前浮现的周老师的身影——他温和的笑容，说话时轻柔的语调，还有当年为我题跋时，握着毛笔的专注模样，都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我在窗前踱来踱去，满心都是茫然，像是被霜打蔫了的草，连呼吸都带着沉重的凉意。
周明老师是陕西周至县马召镇人，和我算是同乡。可在我心里，他是站在文学殿堂里的大家，笔下有《五月的夜晚》的温柔，有《那年冬天没有雪》的深沉，还有《又是一年春草绿》的生机；而我，不过是个守着乡土、爱写几笔文字的普通人，我们之间，像是隔着一条望不见尽头的河，让我始终带着几分敬畏的自卑，从未敢奢望能与他有交集。
这份“不敢奢望”，却因为张长怀先生的引荐，悄悄有了转折。2012年，我有幸加入《二曲文学》编辑部，和张长怀先生来往渐多。他知我喜欢书法，也知我对周明老师的敬重。2016年，我关掉手机、闭门十几天，一笔一画写下17.8米长的小楷《道德经》长卷。后来，我把长卷展给张长怀先生看，他没说话，只是静静凝视着，眼神里的欣慰与赞赏，像一缕暖阳，让我心里暖暖的。许久，他才笑着说：“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不错，不错。”直到现在，想起这句话，我心里还会泛起一阵自豪。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张长怀先生看完长卷后，手背在身后踱了十多分钟，忽然坐下，端起茶杯对我说：“老罗，你这字写得好，可要是能请名家题跋，才更有分量。”我当时又惊又喜，连连点头。半个时辰后，他提笔写下一段题跋，字里行间满是对长卷的认可。搁笔的瞬间，他立刻给北京的周明老师打了电话，说要请周老师用毛笔重写这段文字，为我的长卷添彩。那一刻，我心里满是感动——张长怀先生的用心，周老师的应允，都是我从未敢奢求的恩惠。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从北京寄来的包裹，里面是周明老师工整的手书题跋，还有他在百忙之中给我的几句鼓励留言。那些字，笔笔端正，透着长者的温厚；那些话，字字恳切，藏着前辈的期许。我把包裹抱在怀里，像是抱着一份沉甸甸的珍宝，反复看了又看，舍不得放下。
又过了两个月，张长怀先生突然打电话让我去周至“山水商务酒店”，语气急切。我放下手头的事，一路气喘吁吁赶过去，推开门才发现，周明老师竟也在。原来，张先生特意请回周老师，要为我的长卷再题一段跋。我当时头发乱糟糟的，衣服也沾了些尘土，窘迫得不知如何是好。周老师却笑着起身，温和地说：“别急，先喝口水，我们慢慢写。”他的声音像春风，瞬间抚平了我的局促。
后来，周老师饱蘸浓墨，挥毫写下“千载道源，万世德宗，周至楼观，拂面仙风，书法长卷，文思充盈”。写完后，他用微微颤抖的双手展开我的《道德经》长卷，仔细端详了许久，然后转过身，对着在场的人轻声赞叹：“能静心写到这个程度，不容易啊。”那天，在张先生的提醒下，我还和周老师合了影。照片里，周老师笑得温和，我站在他身边，心里满是感激与荣幸。
如今，这件事已经过去快十年了，可每次想起，都像是发生在昨天。我每次提笔写字时，总觉得周老师还站在我身边，静静看着我，眼神里满是鼓励。可我至今都遗憾，当年太过激动，竟没来得及好好对周老师和张长怀先生说一句“谢谢”。
窗外的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桂花的香气混着雨水的凉意，飘进屋里。我握着手机，看着那条噩耗，眼泪又一次落了下来。周老师，您走得这样急，连一句告别都没来得及说。往后的日子里，再想见到您温和的笑容，再想读到您笔下的文字，只能在回忆里寻觅了。
别了，周明老师。愿您在另一个世界里，仍能与文学为伴，仍有花香满径。
（2025年9月17日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