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石滩到文旅热土的历史性跨越

            ——《秦俑四季》中的乡村史诗与时代的大变革

                             评论员：陈东林

在当代乡土文学创作中，杨伯仲的长篇小说《秦俑四季》犹如一部镌刻着时代印记的“活态史书”。作为1947年生于西安市临潼区秦俑发现村——西杨村的本土作者，杨伯仲亲身经历了村庄从贫困到富裕的变迁，他曾因文革中断高中学业返乡务农，担任生产队会计时，深刻体会过“村民某夜集体偷撷外村苜蓿”“每人只分140斤夏粮还需退2.7斤作牲口饲料”的饥饿与窘迫，村里“石滩杨，石滩杨，牲口没草人没粮”的儿歌，以及“石滩杨要想富，除非石头能卖钱”的感叹，都成为他日后创作的珍贵素材。作品以骊山脚下岩滩杨村为叙事原点，以秦俑发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线索，串联起村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改革开放后数十年的变迁图景。它不仅是一部乡村脱贫史，更是一部秦俑发现地的文旅创业史，在人物命运的跌宕与乡村面貌的迭代中，折射出中国农村在时代浪潮中的阵痛与重生，字里行间满溢着浓郁的关中风情与深沉的家国情怀。

一、以“秦俑”为锚：历史偶然与乡村命运的深度绑定

小说最精妙的叙事设计，在于将岩滩杨村的命运与秦俑的发现紧密交织，让历史的偶然成为撬动乡村变革的支点。故事开篇，村民们为挣脱贫困，在“米面瓦瓮”地里连连打井抗旱，杨坑坑为打井殒命的悲剧，道尽了石滩地百姓“靠天吃饭”的生存困境——“石滩杨人要想日子好，除非石头能卖钱”，这句村民的感叹，既饱含无奈，也为后续秦俑的出现埋下伏笔。

1974年，打井队在柿园掘井时意外挖出“瓦爷”（秦俑），这一情节并非偶然的戏剧化设置，而是历史真实与文学创作的巧妙融合。杨伯仲作为秦俑发现村的亲历者，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秦俑初现时的场景：汪普洲捧着陶俑头的惊叹、村民将秦俑残片当作“爷庙神像”的敬畏、五婆夜祭瓦爷的虔诚，既展现了农民对文物的朴素认知，也暗合了秦俑从“地下瑰宝”到“世界奇迹”的身份转变过程。更重要的是，秦俑的发现彻底打破了岩滩杨村的封闭状态——从最初县文化馆干部的试探性发掘，到国务院批示后的正式考古，再到秦俑馆的筹建与开馆，村庄的命运轨迹被彻底改写：土地被征用、赔偿款到位、村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转型为旅游从业者，“石头能卖钱”的玩笑话，最终在文旅产业的发展中成为现实。

这种“历史偶然改变乡村命运”的叙事，并非简单的“天降机遇”，而是深刻揭示了时代发展与乡村变革的辩证关系。秦俑的发现是偶然，但村民抓住机遇脱贫致富的奋斗是必然；景区建设带来的征地、搬迁是外部推力，但村民从盲从、抵触到逐渐适应、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转变，才是乡村真正“活”起来的关键。杨伯仲曾在临潼区旅游局和骊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任副局长并主持两年工作，期间还著有《临潼观奇》《华清池骊山导游》等书籍，对秦俑发掘、景区建设的细节极为熟悉，这让他在创作中既能还原历史细节，也能赋予乡村变迁厚重的历史质感。

从小说具体情节来看，秦俑发现之初，村民们对其价值的认知充满了乡土式的朴素与懵懂。杨世华和杨天宝曾将挖出的铜箭头、铜制器物当作废铜，拿到山任村代销店换点心吃，全然不知这些是与秦俑同出的珍贵文物。县文化馆康专干等人赶来时，看到的是秦俑残件混杂在黄土中被随意堆放，甚至有村民想把秦俑砖块拿回当凉枕用。这些细节生动展现了农民在文物认知上的局限，也为后续文物保护与乡村发展的碰撞埋下伏笔。而当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要求村民对红烧土过筛，将每一片文物碎片挑出时，杨信彦等人最初的抵触与最终的配合，既体现了村民对“宝贝”态度的转变，也暗示了乡村在与外部文明对接时的磨合过程。

秦俑带来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一系列具体事件的推进。1975年首次征地时，杨彦培以步丈量土地，精准报出“一百八十三亩一分三厘”，与尺量结果分毫不差，既展现了老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情感，也体现了村庄在面对国家建设时的配合与担当。而赔偿款的落实、补差粮油的兑现，让村民们切实感受到了秦俑带来的实惠——柳青莲分到十一斤七两食油时激动得坐在地上大哭，天宝媳妇因终于能摆脱“油铁勺”的外号而欢呼。更具代表性的是分粮场景，老保管杨振海带领十几名社员从县粮站拉回满满十架子车粮油，分发时，两只大油桶高傲地站在保管室门前，桶口插着长长的输油器，村民们看着清亮亮的油线汩汩注进容器，脸上满是从未有过的喜悦，这些鲜活的场景，让“秦俑改变命运”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融入了村民衣食住行的具体变化，也映照出杨伯仲记忆中“饥饿难忍”的过往与如今生活的鲜明对比。

秦俑馆建设过程中，村庄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更为深入。考古队入驻后，村民们从最初的好奇观望，到后来主动参与发掘——汪普洲尽管腿疾未愈，仍坚持在坑边看管现场，认真清点每一片秦俑碎片；杨权益、杨学艺等人跟着考古队员学习清理、修复文物，从一开始的笨手笨脚，到后来能熟练用小铲、刷子处理文物残片。这种参与不仅让村民们逐渐了解文物价值，更让他们学会了与专业人员协作，为后续文旅产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这也与杨伯仲在旅游局工作期间推动当地文旅发展的实践相呼应。

二、群像塑造：在时代变革大潮中鲜活的“关中儿女”

《秦俑四季》的成功，离不开一组立体鲜活、极具地域特色的人物群像。杨伯仲摒弃了“高大全”的人物塑造模式，而是将人物置于贫困、变革、机遇等多重考验中，让他们在利益与道义、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展现人性的复杂与光辉，每一个人物都是岩滩杨村的“活符号”，共同构成了关中乡村的精神图谱。

    （一）杨世华：从军人到乡村带头人的成长与阵痛

杨世华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之一，这位复员军人身上兼具军人的刚毅与农民的质朴。他刚回村就投身打井，面对杨坑坑的牺牲，立下“不打出旺水井誓不罢休”的誓言；成为队长后，他力主发展旅游业，却也因“卖井风波”引发村民不满——他的决策既有“从国家大局出发”的远见，也有“未与村民沟通”的鲁莽。这种“不完美”恰恰让人物更显真实，他不是天生的领导者，而是在试错与反思中成长的乡村带头人，身上凝聚着一代农民“想干事、敢干事”的精神特质。

小说中对杨世华的刻画，充满了细节的张力。他视父亲传下的旱烟袋为珍宝，这杆烟袋由铜锅、竹竿、玉嘴组成，长约二尺，颈挂一破旧布袋，上绣“喜鹊踏梅”图案，不仅是他排解烦闷的工具，更承载着家族的记忆与农民的根脉。在打井关键时刻，他会掏出烟袋“叭叭”抽上一锅，烟雾缭绕中理清思路；在“卖井风波”后，他蹲在井边反复摩挲烟袋，眼前浮现出杨坑坑牺牲、村民欢庆井水喷涌的场景，内心在愧疚与坚持中挣扎。当他得知秦俑馆急需用水，毅然决定卖掉新打的旺水井时，也是攥着这杆烟袋拍板，烟袋的重量仿佛也成了他承担责任的勇气来源，这种细节描写，让人物的情感更显真挚。

杨世华的成长还体现在对新事物的接纳与适应上。改革开放初期，他对分田到户、发展个体经济曾有疑虑，但当看到谭粉莲建商店赚钱、王石榴靠绣品致富后，他逐渐转变观念，支持村民发展旅游生意。在“涉外案件”处理中，他不再仅凭血气之勇，而是学会借助田素文与公安部门的关系，为村民争取合理处理。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对旅游市场的态度转变，最初他认为农民就该种地，反对村民在馆前摆摊，后来看到杨革新等人靠卖烤红薯、卖绣品也能赚钱，便主动协调场地，规范摊位秩序，展现出从“硬闯”到“巧干”的转变。

（二）谭粉莲：乡村女性的觉醒与蜕变

谭粉莲则是乡村女性觉醒的代表。她初到杨康家，面对瘫痪在床的婆婆，没有退缩，而是用针灸按摩、悉心照料让婆婆重新站立——每天为婆婆擦身洗衣、捶背搀扶，甚至向赤脚医生学习针灸按摩，为婆婆辅助治疗，半年后，婆婆竟能拄杖蹒跚行走。秦俑馆建成后，她敏锐捕捉到旅游商机，冲破“生地插铧”的质疑，建起秦俑馆前第一家商店，从“孝媳”转型为“企业家”。杨伯仲没有刻意拔高她的“成功”，而是细致描写她创业中的波折——点心发霉、商店被盗、儿子车祸赔偿，这些困境让她的奋斗更具说服力。更难得的是，谭粉莲始终保持着善良与坚韧，她免费为村民缝袖筒、建敬老院，将“赚钱”与“行善”结合，展现了新时代乡村女性的格局与温度。

谭粉莲的“觉醒”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具体事件中逐步完成的。最初，她只是想通过伺候婆婆获得认可，在婆婆寿宴上，她被“孝媳骑牛”游村时，虽有羞涩，却也感受到了自身价值的被认可。而当她看到秦俑馆前游客如潮，却没有一家像样的商店时，她的商业意识被唤醒。为建商店，她先后去说服杨幸生、杨世华、杨依泉入伙，又巧妙与杨天宝置换土地——用自家“米面瓦瓮”的好地换杨天宝馆前的边角地，还主动提出“多出的二分地也给你”，展现出远超普通农村妇女的胆识与魄力。她甚至垫付工人工资，从娘家借款购置建材，在杨龙龙等建筑工人的帮助下，仅用三个月就建成了三间三层的商店，成为秦俑馆前的标志性建筑。

小说中对谭粉莲创业细节的描写尤为生动。商店开业初期，货架用砖块砌成、水泥抹面，商品大多摆放在地上，她和店员们像“初上战场的战士”，既兴奋又紧张。国庆节当天，游客挤爆商店，她一边快速收款，一边指挥店员补货，甚至亲自搬货、打包，汗水浸透衣衫也顾不上擦。而当点心发霉时，她没有隐瞒，而是自掏腰包赔偿损失，并借此立下“谁造成损失谁赔付”的规矩。更令人动容的是，当商店被盗三百多元零钱时，她为了不影响合伙生意，悄悄用自己的钱补齐，直到案件告破才说出真相，展现出诚信经营的理念与担当，这些细节，让“女企业家”的形象不再悬浮，而是充满了烟火气与真实感。她的那句“我大秤从来不在两两上瞅”的口头禅，尽显一个一个企业家的经商和为人处事之道。

（三）牛振山与王石榴：传统伦理与人性欲望的碰撞

牛振山的粗犷与纠结、王石榴的传统与变通，构成了小说中另一组极具张力的人物关系。牛振山帮助杨世华除豹时，展现出勇敢仗义的一面——夜里潜伏在掩体中，面对豹子的凶猛攻击，紧握猎枪毫不退缩，最终与杨世华联手将豹子打死；入赘王石榴家后，他勤劳顾家，农忙时起早贪黑下地，农闲时帮妻子做绣品、卖古董，却在对王石榴的责任与对王海棠的情感中挣扎，最终因“偷食禁果”引发悲剧。他的命运折射出传统伦理与人性欲望的冲突，也反映了乡村在转型过程中传统家庭结构面临的挑战。

王石榴作为杨坑坑的遗孀，最初活在丈夫牺牲的阴影中，对打井充满抵触——当杨世华动员牛振山参与打井时，她甚至以死相逼，哭喊“想让我再当一回寡妇吗？”但随着秦俑带来的变化，她逐渐走出阴霾，通过卖绣品参与旅游经营。她的绣品既有“五毒褂褂”等传统纹样，绣有蝎子、蜈蚣、蛤蟆、蛇、簸箕虫等图案，色彩斑斓、活灵活现，也会根据游客需求加入秦俑元素，绣出“秦俑武士”“兵马俑阵列”等图案，深受外国游客喜爱。而当她发现牛振山与王海棠的私情后，没有哭闹，而是选择隐忍与包容，她对牛振山说“只要你还顾家，这事就当没发生过”，体现出传统女性的坚韧与无奈，也暗含了对家庭完整的珍视。

（四）五婆：乡土信仰与家国情怀的象征

五婆的形象则承载了乡土社会的信仰与家国情怀。她数十年在村口等待从台湾归来的儿子，用秦俑（瓦爷）作为精神寄托，夜祭瓦爷时祈求“保佑我那三娃子平安”。她的“望眼欲穿”不仅是个人的思念，更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象征。当三娃子从台湾归来，五婆在团聚的喜悦中安详离世，她的故事为小说增添了浓厚的人文色彩与家国情怀。

小说中对五婆等待儿子的细节描写尤为动人。她会在秦俑馆前摆茶水摊，向过往游客打听儿子的消息，每当看到“港澳台”游客，就会递上茶水，笑着问“认识我儿杨学章吗？打鬼子的童子军”；每逢水果成熟季节，她会拎一篮子家产的杏、石榴、火晶柿子等，踮着一双小脚像跳芭蕾似的穿梭在游客中，甚至曾误将一个髭须胡、三棱眼的陌生游客认作儿子，紧紧拉住不放，哭喊“三娃子，你可回来了”。这些细节，既展现了老人的执着与可怜，也暗含了对两岸统一的期盼。而当她终于收到儿子从台湾寄来的信时，原本昏迷多日的她竟奇迹般清醒，挣扎着坐起催促“快念”，信中“恰近日从报端看到发现秦兵马俑的消息，觉得发现地就是咱村，怀乡之情顿生”的句子，更将个人思念与秦俑这一历史符号紧密相连，让人物的情感更具时代厚度。

（五）杨天幸：投机者的精明与局限

杨天幸是小说中极具复杂性的人物，他脑子灵活，善于捕捉商机，却也带着几分投机取巧的狡黠。最初他向杨世华提议建停车场，提出“必须得由我挑头”的条件，随后带着人用木桩和铁丝圈地，写上“每辆汽车收一元，自行车五分”的字样就开张，既为队上赚了钱，自己也从中获利。秦俑发现后，他敏锐发现外汇券的价值，设计“倒汇双簧”——让杨银柱抢夺老外钱包，自己再假装“英雄救美”与老外兑换外汇券，赚取差价，甚至在村民面前炫耀“一天挣的钱比种地一年还多”。

但杨天幸的精明也带有明显的局限。他缺乏长远眼光，在谭粉莲建商店时，属被动入伙；在“袭警事件”中，他明哲保身，没有参与闹事，却在后续调查中为了讨好工作组，添油加醋指证杨世华。在村组长选举中私下拉票，展现出投机者的利己本性。不过，杨伯仲也没有将他塑造成纯粹的反派，当他看到秦俑旅游市场日益规范后，也逐渐转变观念，不再做倒汇等投机生意，而是利用自己的会计身份，协助杨世华管理停车场账目；自己创业在道路旁建商店；后来又接手村市场的承包；担任了村干部，一步步地向好的方面转变，这种复杂性让人物更显真实。

三、乡土叙事：关中风情与时代变迁的双重变奏

作为一部扎根关中大地的作品，《秦俑四季》充满了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杨伯仲以“岁月为泉、乡愁为曲”，将关中的风俗人情、方言俚语、生活习惯融入叙事，他生于西杨村，对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有着天然的亲近与深刻的理解，这让读者在阅读中仿佛置身骊山脚下的乡村，感受那份独有的乡土韵味。

（一）民俗描写：关中乡村的生活图景

小说对关中民俗的描写极为细致，婚丧嫁娶、节庆仪式、民间艺术，都展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谭粉莲结婚时，杨幸生自编快板“喜鹊叫，新人到，宾客乐得哈哈笑。新媳妇，模样好，敢与嫦娥比俊俏”，既贴合婚礼的喜庆氛围，又体现了关中民间艺术的鲜活；婚礼上的“耍媳妇”习俗，一群青年男女在洞房里连喊带叫地拥挤，要求新人唱歌、亲嘴，虽显粗俗，却也展现了关中农村热闹的婚俗传统。

五婆去世后，家人按当地习俗举办葬礼，“八挂五”的吹手吹奏着凄婉的乐曲，县剧团的大戏连唱三天，晚上还放了一场电影，场面热闹非凡，还原了关中农村“厚葬”的传统——在村民眼中，葬礼不仅是对逝者的告别，更是家族脸面的体现。而“老碗会”的场景更是生动——每到春夏时节午饭时分，男人们端着耀州产的粗瓷老碗，碗里放着红苕、馒头，面上头搁一箸头小菜，三五成群地蹲在村头谝闲传，话题从秦俑发掘到家长里短，既有“岳沟人是瓷怂，错把金钟当铜铃的民间传说，也有对今年收成能卖多少钱的盘算，既展现了关中农民的生活习惯，也暗含了乡村信息传播的方式，这些场景都与杨伯仲记忆中西杨村的日常生活高度重合，满是真实的乡土烟火气。

这些民俗描写不是简单的“点缀”，而是与人物命运、乡村变革深度融合。比如“祭火晶树”仪式，既体现了村民对柿树的敬畏，也暗含了他们对土地的眷恋。当柿树园为秦俑馆建设让路时，村民们举办盛大的祭奠仪式，杨正义宣读祭文“火晶柿树呀，你是那样无私，向人们所求甚少，不求膏腴的土壤，不求繁重的剪枝、浇水、施肥、防虫等经管与劳作。但是，奉献给人们的却很多”，杨幸生编快板夸赞火晶柿“甜到极处就变酸，一个柿把三两醋，半筐柿酿醋几坛”，既表达了对古树的不舍，也暗含了对乡村牺牲奉献精神的赞颂。而仪式上的老腔演唱“女娲补天在骊山，秦陵藏谜数千年。一脉温汤流千古，华清流韵天下传”，则将地方民俗与历史文化融为一体，让乡土叙事更具深度。老腔的粗犷豪放与柿树的坚韧质朴相互映衬，仿佛在诉说着岩滩杨村世代相传的生存智慧，也让这场告别仪式超越了单纯的民俗活动，成为乡村与过往岁月的郑重诀别。

（二）方言运用：乡土语言的鲜活魅力

方言的运用则让作品更具“烟火气”。“嫽扎咧”“没麻达”“瓷锤”“瓜怂”等关中方言，自然地融入人物对话中，既符合人物身份，也增强了地域辨识度。杨世华面对田素文抱怨他用粮票买不回粮食时，怒怼“我是吃软饭的人吗？劁猪骟羊也是一门手艺，不丢人”，直白的方言中透着农民的倔强，“劁猪骟羊”四个字，既点明了他的手艺，也展现出关中汉子不服输的劲头；王石榴看到老外直勾勾盯着自己时，泼辣地骂道“瞅你娘个脚呢”，一句方言瞬间让人物形象鲜活起来，活脱脱展现出关中妇女敢爱敢恨的性格；杨天幸劝阻谭粉莲建商店时说“生地插铧的事绝对不能干”，用当地俗语表达对冒险的抵触，“生地插铧”既形象又易懂，将农民对未知风险的忌惮精准传达出来，这些方言正是杨伯仲从小听到大的乡音，如今融入文字，让小说的乡土底色愈发浓厚。

这些方言没有晦涩感，反而让人物形象更鲜活，乡村生活更真实。比如杨银柱常说“嘻嘻，有钱不挣我傻呀”，“嘻嘻”的语气词加上直白的表述，活画出一个憨厚又贪财的农村青年形象，每当有赚钱的机会，他总是第一个凑上前，却又常常因为憨厚闹出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他偷吃霉点心住院时，还觉得谭婆的点心就是香；四婶骂杨世华“你个犟从，连轻重都掂不来”，“犟从”一词精准概括了杨世华固执的性格，比普通话的“犟脾气”更具乡土韵味，仿佛能看到四婶叉着腰、瞪着眼的模样。此外，“谝闲传”“咥饭”“甭管”等方言的频繁使用，让整个叙事沉浸在浓郁的关中语境中，读者仿佛能听到村民们在村头巷尾用方言拉家常的热闹场景。

（三）时代变迁：乡村转型的阵痛与希望

在乡土风情的底色上，杨伯仲更书写了时代变迁带来的乡村转型。从“大锅饭”时期的集体打井，到改革开放后的分田到户，再到旅游业兴起后的个体创业，岩滩杨村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念都在发生巨变：村民从“靠天吃饭”到“靠秦俑吃饭”，从“怕洋人”到“赚洋人钱”，从“守着土地”到“走出乡村”，这一路的转变，正是杨伯仲亲历的西杨村乃至临潼地区乡村发展的缩影。

这种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充满了阵痛。“卖井风波”中，杨世华因未经村民同意将旺水井卖给秦俑馆，引发村民集体抗议——杨天幸跳上台煽惑“队长自作主张把井卖了，还比邻村少了一万元，咱得选出代表把井要回来”，杨学文、杨振海等老辈村民更是举拳宣誓“下定决心，要回水井”，展现了村民对集体利益的维护与对领导者的不信任。这场风波的根源，在于传统集体观念与现代决策模式的冲突，杨世华认为“国家建设需要，卖井是为了集体好”，而村民更看重井是“咱的命根子”，不能说卖就卖，直到县、乡领导介入协调，达成秦俑馆修复道路、补助用水设施的协议，风波才得以平息，这一过程正是乡村在转型中磨合的缩影。

“倒汇双簧”中，杨天幸为赚取差价，设计让杨银柱抢夺老外钱包，再假装“英雄救美”兑换外汇券，反映了市场经济初期部分村民的投机心理。当时外汇券比人民币值钱，杨天幸看到其中商机，不惜铤而走险，甚至教唆杨银柱“只要按我说的做，保证能赚钱”。这种行为虽在短期内让他获利，却也埋下隐患——后来秦俑派出所成立，倒汇成为违法行为，杨天幸不得不“金盆洗手”，这一情节既展现了市场经济初期的混乱，也暗示了乡村在走向规范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涉外案件”中，王海棠因一时糊涂参与抢劫老外钱包，最终被学校开除，体现了乡村青年在面对外界诱惑时的迷茫与失足。王海棠本是县城高中生，因姐姐王石榴在馆前卖绣品前来帮忙，却在他人怂恿下参与抢劫，她的悲剧折射出乡村教育的缺失与青年价值观的迷茫——在旅游热潮的冲击下，部分青年只看到“赚钱容易”，却忽视了法律与道德的底线。直到法治教育进村，王海棠在田素文的劝说下“吃一堑长一智”，后来凭借英语优势在秦俑馆当了导游，才真正找到人生方向，这一转变也印证了乡村青年在时代浪潮中需要正确引导。

但最终，村庄还是在变革中找到了方向。当谭粉莲的“秦俑商店”成为馆前地标、王石榴的绣品摊前老外争相购买、杨正义的“秦俑香醋”厂生意红火、村里办起了规模宏大旅游市场，为村里栽了一棵摇钱树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村庄的脱贫，更是中国农村在时代浪潮中主动求变、积极转型的缩影。小说结尾，岩滩杨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周边村庄的姑娘争相来提亲，村民们从“怕警察”到“懂法律”，从“守着土地”到“玩转旅游”——杨世华、杨革新、杨彦培等以秦俑发现人的身份在旅游市场上签字挣钱；杨天宝放弃种地，在旅游市场开了一家小饭馆，专门做关中特色小吃；甚至连“憨娃”杨银柱的侄子，也在馆前开了一家纪念品店，卖秦俑复制品和关中手工艺品。这些变化都印证了乡村在时代变迁中的成长与蜕变，也让“从石滩到文旅热土”的转型故事更具说服力，而这一切，正是杨伯仲从西杨村的贫困岁月走到文旅发展繁荣时期的真实见证。

四、作品价值：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与现实意义的乡村史诗

《秦俑四季》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还原了秦俑发现地的变迁史，更在于它以小见大，通过一个村庄的命运，折射出中国农村数十年的发展轨迹，具有深刻的历史厚度与现实意义。杨伯仲耗时十年创作这部作品，从最初57万字、97个章节的初稿，到按出版社要求多次删改后的成稿，即便忍痛删减部分精彩内容，也坚持以“真情实景，真人实事”为核心，让作品的价值愈发凸显。

（一）历史维度：秦俑发现与保护的“文学记录”

从历史维度看，小说是秦俑发现与保护的“文学记录”。杨伯仲作为秦俑发现村的亲历者，又曾担任临潼区旅游局领导，期间还参与秦俑相关景区的管理与宣传工作，著有《秦俑馆秦陵导游》等书籍，对秦俑发掘、景区建设的细节极为熟悉。作品中，从县文化馆干部最初的文物清理，到考古队的正式发掘，再到秦俑馆的筹建与开馆，每一个环节都有真实的历史影子。

县文化馆康专干修复秦俑时，“分类、编号、清洗碴口，连着三天在杂物间对它们进行对比、修复，终于修复好了两件武士俑，身高一米七八，身穿军服，手执武器，甚是威武”，这一细节还原了文物修复工作的专业与严谨——康专干作为秦陵文物研究专家，能通过陶片的材质、纹路判断其年代，甚至从“瓦爷”的眉眼、服饰推断出是秦代武士俑，这些描写都基于真实的文物修复流程。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保护秦俑的情节，则展现了国家对文物保护的高度重视——小说中写道，新华社某记者得知秦俑发现后，连夜写稿刊登在内部刊物《情况汇报》上，李先念看到后当即批示“建议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这一情节与历史事实高度吻合，让小说的历史叙事更具可信度。

村民从“误将秦俑当瓦爷”到“以秦俑为傲”的转变，也暗合了公众文物保护意识的觉醒。最初，杨振海老汉将秦俑组装成“假人”驱赶鸡雀，他挑选较完整的秦俑部件“一个瓦爷头、一个瓦爷胸腔、两条瓦爷胳膊和两条瓦爷腿”，拉到菜园里“头戴破草帽，身披破衣衫，手拿长竹竿”，用来吓唬鸡群雀群；汪普洲等人将秦俑砖块拿回当凉枕，觉得“这砖沉得像石头，枕着凉快”。但随着考古队的宣传与文物专家的讲解，村民们逐渐认识到秦俑的价值——杨世华主动组织村民“把挖出的秦俑残片一件不落地拾回来”，汪普洲在俑坑边看管现场时“对每一片碎片都认真登记，生怕弄丢”，这种转变既反映了乡村文明程度的提升，也为秦俑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民间基础，而这一过程，杨伯仲既是见证者，也是推动秦俑文化传播的参与者。

这种“文学+历史”的叙事，让秦俑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更易被大众理解。小说中，康专干向村民讲解秦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展现了秦代的军事、文化、艺术水平，是世界级的文物，村民们虽似懂非懂，但当看到外国政要前来参观、秦俑馆成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时，他们发自内心地自豪——杨幸生编快板夸赞“秦俑名声震寰宇，岩滩杨村天下知”，杨世华在庆功会上说咱村打井挖出秦俑，是为国家做了贡献，这种自豪感让秦俑文化不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与村民生活紧密相连的“民族骄傲”，也为秦俑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载体。而小说成书后，还被喜马拉雅主播录制成多人播诵的地方方言听书，进一步扩大了秦俑文化与乡村故事的传播范围。

（二）现实维度：乡村振兴的“文学启示”

从现实维度看，小说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文学启示”。岩滩杨村的脱贫不是“输血式”的帮扶，而是“造血式”的自我发展——依托秦俑这一独特资源，村民从农业转向旅游业，从传统农民转向现代从业者，这种“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对当下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这一模式的雏形，正是杨伯仲在临潼区旅游局工作期间探索与实践的方向。

谭粉莲的创业经历尤为典型。她没有盲目跟风，而是根据秦俑馆的游客需求，从卖绣品到建商店，再到拓展客运、开办工艺厂，一步步扩大经营规模。商店开业初期，她发现游客多为外地人，对关中特色商品感兴趣，便专门引进“景德镇瓷器、苏杭丝绸被面、洛阳古玩”等名牌产品，同时保留“五毒褂褂、虎头枕”等关中手工艺品，形成“特色+名牌”的商品结构。她注重诚信经营，点心发霉后自掏腰包赔偿，还立下谁造成经济损失谁赔付的规矩，这种对信誉的坚守，让她的“秦俑商店”在游客中积累了良好口碑——有外国游客专门回头购买她店里的绣品。即便后来馆前旅游市场建成、商铺林立，她的店依然客源不断，甚至吸引了不少“回头客”。

更难得的是，谭粉莲致富后不忘带动乡邻。她免费为村民缝袖筒——知道村民砸石子时石渣易钻进衣袖，便用缝纫机做了一批袖筒送给大家；她传授刺绣技艺给王石榴、刘棉花等妇女，让她们也能靠绣品赚钱；甚至在镇上建了一座敬老院，照料孤寡老人。这种“先富带后富”的实践，正是乡村振兴中“共同富裕”目标的生动体现，也为当下乡村振兴中的“带头人”角色提供了范本——好的带头人不仅要能“自己富”，更要能“带动富”，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

岩滩杨村的发展也揭示了乡村振兴中“资源转化”的关键逻辑。秦俑作为世界级文化资源，最初只是村民眼中“能卖钱的石头”，但随着秦俑馆建设、旅游市场兴起，村民们逐渐学会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王石榴将关中传统绣品与秦俑元素结合，绣出兵马俑纹样“五毒褂褂”，上面既有秦俑的铠甲纹路，又有传统的五毒图案，成为外国游客争相购买的纪念品；杨正义利用秦俑文化开办“秦俑香醋”厂，在醋瓶贴上秦俑图案，既打响了品牌，又传播了文化；甚至杨银柱这样的“憨娃”，也能在秦俑馆前摆摊卖烤红薯，靠着“秦俑同款烤红薯，甜过骊山火晶柿”的吆喝吸引游客，将秦俑的知名度与本地农产品结合，实现了“文化+农业”的融合。

这种“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为拥有历史文化资源的乡村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不是简单消耗资源，而是深度挖掘资源背后的文化价值，形成特色产业闭环。比如谭粉蓮成立了大秦工艺厂，制作秦俑复制品、关中绣品、铜车马等旅游纪念品，统一设计、统一包装、统一销售，既保证了产品质量，又形成了规模效应，甚至将产品卖到了国外，这种模式正是对“资源转化”逻辑的深化，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而这与杨伯仲在旅游局工作时推动“文旅融合”的思路一脉相承。

同时，杨伯仲也没有回避乡村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当下农村依然存在，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反思镜鉴。旅游市场初期，部分村民为牟利出现强买强卖、偷卸车牌、抢劫游客等乱象：有人偷卸旅游车辆车牌，打电话让车主拿钱赎回车牌；有人在馆前拦路发放传单，强迫旅游车辆进店消费，不消费就不让走；杨天幸为倒汇设计“双簧戏”，王海棠参与抢劫老外钱包，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景区秩序，更损害了村庄形象。直到法治教育进村、秦俑派出所、工商所成立，通过普法宣传、规范市场秩序，这些乱象才逐渐消失——工作组发放《社会治安条例》《法律知识问答》等材料，上门讲解“强买强卖是违法行为”“倒汇会被判刑”，村民们逐渐明白赚钱要走正道；工商所规范摊位秩序，要求明码标价，不许宰客，旅游市场才慢慢走向规范。这一过程表明，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振兴，更是法治意识、文明素养的振兴，只有建立健全的治理体系，才能让乡村发展行稳致远。

此外，乡村振兴中“人才振兴”的重要性也在小说中得到体现。杨世华作为复员军人，带回了军人的纪律性与执行力，成为乡村发展的领头雁——他组织村民打井、协调征地、规范旅游摊位，为村庄发展指明方向；谭粉莲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与坚韧的品格，成为乡村创业的排头兵——她的创业经历激励了一批妇女参与旅游经营；杨正义即便遭遇“被骗三十万”的挫折，依然能凭借管理经验开办醋厂，实现自我价值——他将企业管理理念引入醋厂，制定质量标准、销售流程，让“秦俑香醋”成为知名品牌。这些本土人才的成长与坚守，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

而小说中也暗含了对“人才流失”和村级干部队伍建设的隐忧——过去，因为贫困，村里的青年都想尽快逃离，有的考学走了，有的招工走了，而乡村振兴却需要呼唤人才的回归，留住人才、吸引人才，把乡村旅游做大做强。例如，后来上了大学的王海棠利用自己的口才优势，在当地做起了导游。再如，市区旅游部门曾为村里制定了“旅游一条街”方案，却因当地人才不足，未能有效落实，使农家乐的开发迟滞了十数年。这些表明了只有为本土人才提供发展平台，才能让乡村真正“活”起来。乡村旅游的壮大发展有赖于一支有能力又有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带头人。牛振山上任后的两斧子，就为村里栽了两棵摇钱树，可在后来拆迁赔偿时，却私欲熏心，弄了个身败名裂。这也与杨伯仲长期关注家乡发展、推动文旅人才培养的实践相呼应，他深知人才和干部队伍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小说结尾，岩滩杨村已从“石滩地闹饥荒”的穷村，变成家家有生意、人人能赚钱的富裕村，村民们的生活从“求温饱”转向“求品质”，甚至建起了洗澡间、用上了自来水。但杨伯仲并未停留在“皆大欢喜”的叙事中，而是通过杨世华的反思：钱有了，可有些老规矩也丢了，引发读者对乡村振兴中“文化传承”的思考——曾经的“老碗会”渐渐消失，年轻人更愿意在饭店聚餐；传统的刺绣技艺只有王石榴等老一辈还在坚持，年轻人更倾向于机器生产；甚至关中方言也慢慢被普通话取代，孩子们很少再说“嫽扎咧”“没麻达”。这些细节提醒我们，乡村振兴不是简单的“现代化改造”，而是要在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个人与集体的平衡中，找到属于每个乡村的独特发展路径——岩滩杨村后来成立了民俗馆，展示老农具、老绣品、老照片，举办老腔表演、快板比赛，既留住了乡土文化的根脉，又为旅游增添了文化内涵，这种“发展与传承并重”的模式，正是当下乡村振兴需要借鉴的方向，也暗含了杨伯仲对家乡文化传承的深切期许。

（三）文化维度：关中文化的“活态传承”

从文化维度看，小说是关中文化的“活态传承”。杨伯仲生于斯长于斯，对关中文化有着深入骨髓的认知，作品中大量的关中方言、民俗仪式、民间艺术，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关中文化图谱，这些文化元素不仅是地域特色的体现，更在时代变迁中不断传承与创新，成为乡村发展的精神纽带。

在民间艺术传承方面，杨幸生的快板创作贯穿小说始终，成为展现乡村变迁的“活载体”。打井时期，他编《想媳妇》“岩滩杨，岩滩杨，牲口没草人没粮。青黄不接闹饥荒，光棍排了一行行”，用直白的语言道出村庄的贫困，这与杨伯仲记忆中“村民集体偷苜蓿”“青黄不接闹饥荒”的贫困岁月高度契合；秦俑发现后，他编《夸柿树》，用“火晶柿子有特点，甜到极处就变酸。一个柿把三两醋，半筐柿酿醋几坛”的唱词，既夸赞了火晶柿的实用价值，也暗含了村民以柿谋生的辛酸；旅游业兴起后，他又编《骊山春韵》“庄稼汉，筋骨展，生地插铧，旅游事业闯新天”，将村民从农民到旅游从业者的身份转变融入快板，既保留了关中快板“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特点，又融入了时代新元素——唱词中“生地插铧”的俗语，本是村民对冒险的忌惮，此刻却被赋予“打破传统、勇于创新”的新内涵，让这一民间艺术形式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生机。

杨幸生的快板不仅是娱乐形式，更成为乡村集体记忆的载体。在秦俑馆开馆庆典上，他编快板细数打井挖俑、建馆迎客的历程。除了快板，“疯子”杨幸生父亲的三弦演奏、刘棉花的陕北民歌演唱，也丰富了关中乡村的文化生态。“疯子”虽疯癫，却痴迷三弦，常弹奏《黄河咆哮》《大战金沙滩》等悲壮曲调，琴声“一会儿如浪花拍岸，涛声阵阵；一会儿如万马奔腾，蹄声嗒嗒”，既展现了关中民间音乐的豪放，也暗含了村民对命运的抗争；刘棉花的陕北民歌《走西口》，在岩滩杨村的田间地头唱响时，“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泪长流”的歌词，与村民曾因贫困外出谋生的经历产生共鸣，不少老人听着听着就红了眼眶。这些民间艺术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村民的生活、情感深度绑定，成为关中文化传承的鲜活载体，也让杨伯仲笔下的乡村更具文化温度。

在民俗文化创新方面，村民们将传统民俗与旅游发展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秦俑文化民俗。王石榴的绣品是典型代表，她既保留了“五毒褂褂”“虎头枕”等传统纹样——“五毒褂褂”上绣的蝎子、蜈蚣、蛤蟆等图案，本是关中民间“以毒攻毒、驱邪避灾”的象征，又创新设计出“秦俑武士”“兵马俑阵列”等图案，因兼具文化特色与实用价值，成为外国游客争相购买的纪念品。

谭粉莲在商店经营中也融入民俗创新。商店开业时，她邀请杨正义书写对联“肤色不论黄、白、黑，皆还一张笑脸；货物不分食、用、赏，概奉物中上品”，上联体现旅游服务的包容性，下联强调商品品质，而对联这一传统形式，让现代经营理念更接地气。

更值得关注的是，村民们对民俗的创新不是“凭空创造”，而是基于传统的再创作。比如“祭火晶树”仪式，原本是村民对柿树的敬畏之举，秦俑馆建成后，村民们将仪式简化，邀请游客参与进来，举办了关中花馍、绣品展览，社火表演等活动。这种创新，既保留了民俗的精神内核，又让游客深度体验关中文化，民俗也因此从村民的专属记忆变成共享的文化体验，为关中文化的传播开辟了新路径。

五、人性书写：时代浪潮下的欲望与坚守

《秦俑四季》不仅书写了乡村的变迁，更深入挖掘了时代浪潮下人性的复杂——既有对财富的渴望、对欲望的追逐，也有对道义的坚守、对情感的珍视，这些人性的闪光点与瑕疵，共同构成了真实的乡村众生相。杨伯仲以自身经历为底色，见证过贫困岁月中村民的挣扎，也目睹过富裕后人性的变化，他笔下的人性书写，没有刻意美化或丑化，而是充满了真实的烟火气。

（一）欲望的诱惑与迷失

秦俑带来的财富机遇，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中的欲望。杨天幸的“倒汇双簧”堪称典型，为了赚取外汇券差价，他精心设计骗局：先让杨银柱在王石榴摊前抢夺老外钱包，自己再假装“英雄救美”，追上杨银柱“夺回”钱包，然后以“帮忙兑换”为由，用人民币从老外手中换走外汇券，整个过程充满了投机与算计。他甚至在村民面前炫耀“一天挣的钱比种地一年还多”，言语间满是对财富的狂热追求。当杨银柱因偷吃霉点心住院，他第一时间不是关心病情，而是问“那笔倒汇的钱还在不在”，利己本性暴露无遗。

杨天宝的转变也反映了财富对普通村民的诱惑。最初，他对谭粉莲建商店充满质疑，说“万一把地换了，商店赔了咋办”，固守“种地才踏实”的传统观念；但当看到王石榴靠卖绣品“一天能赚几十元”，他心动了，主动找到谭粉莲，用馆前的边角地换了“米面瓦瓮”的好地，还说“嫂子，我也想在馆前摆摊卖凉皮”。后来，他甚至偷着倒汇，虽然规模不大，却也暴露了欲望对初心的侵蚀——他曾对妻子说“种地一年才挣多少钱，倒汇一次就够半年开销”，这种短视的利益观，正是市场经济初期部分村民的真实写照，也让杨伯仲笔下的乡村更具现实质感。

更令人唏嘘的是牛振山与王海棠的“偷食禁果”。牛振山作为上门女婿，本应恪守家庭责任，却在王海棠的青春魅力与自身欲望的驱使下，突破了伦理底线。小说中描写，牛振山从山西收古董回来，看到王海棠在洗澡间洗澡，水雾中，少女亭亭玉立，肌肤洁白，他“一时看呆了，嘴巴大张，目露贪婪之光，一阵冲动，欲望突起”，最终推门闯入。而王海棠虽因年少无知被卷入，但她对牛振山“体态健壮、办事利落”的爱慕，也让她在情感与欲望的漩涡中逐渐迷失，这种懵懂的好感，最终在独处时酿成悲剧。这一情节不仅展现了人性的脆弱，更反映了乡村在转型过程中传统伦理受到的冲击——当封闭的乡村被外界打开，传统的家庭结构、道德观念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部分人在欲望的诱惑下，难免偏离正轨，这也是杨伯仲对乡村转型中人性困境的深刻洞察。

（二）道义的坚守与温暖

在欲望的洪流中，小说也始终保留着人性的温暖与道义的坚守。谭粉莲的善良贯穿始终，她免费为村民缝袖筒——知道村民砸石子时石渣易钻进衣袖，她用缝纫机做了一批厚实的布袖筒，挨家挨户送去，说“都是乡里乡亲，这点忙不算啥”；在商店被盗后，她自掏腰包补齐三百多元零钱，怕合伙人担心，还隐瞒了被盗的事，直到案件告破才说出真相；甚至在儿子因车祸赔偿三万元、几乎倾家荡产时，她仍坚持“钱没了可以再挣，理输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拒绝用“耍赖”的方式逃避责任。

当杨银柱因偷吃霉点心住院时，谭粉莲的做法更显温暖，她不仅没有责备杨银柱，还承担了全部医药费。这种超越个人利益的包容与善意，让人性的光辉在困境中愈发耀眼，也体现了杨伯仲对“善良底色”的珍视——即便经历过贫困与欲望的考验，乡村中依然留存着最质朴的善意。

杨正义的经历则体现了对责任与尊严的坚守。他在被人骗走30万元招商引资款后，没有逃避责任，而是通过研读法律书籍为自己辩护，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我是没经商经验才受的骗，但没有犯法呀。派我一个人出差本身就有漏洞，签订合同和汇款我都请示过领导，不能问题一出就全推到我身上。”这番辩护既展现了他的理性，也体现了对尊严的维护——即便遭遇人生低谷，他也不愿被贴上“贪污犯”的标签。后来，他在自家责任田里建起醋厂，写下“石滩地掘秦俑宝尖尖的宝；辛酸人酿香醋酸溜溜的酸”的对联，既自嘲“被骗的辛酸”，又暗含“从头再来的自强”，这种在困境中不放弃、坚守底线的精神，正是关中汉子骨气的生动体现，也让杨伯仲笔下的人物更具精神力量。

此外，五婆数十年等待儿子归来的执着、杨世华在“袭警事件”中主动承担责任的担当，都让小说的人性书写更具温度。杨世华在“袭警事件”后，面对工作组的调查，主动说“封门是我安排的，闹事是我默许的，要抓就抓我，别牵连其他人”，即便知道可能面临处罚，也不愿让村民替自己背锅，这种担当精神，让乡村带头人的形象更显立体。

五婆明知儿子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但是“每逢水果成熟季节，就拎一篮子家产的杏、石榴、火晶柿子等，踮着一双小脚像跳芭蕾似的穿梭在游客中”，特别是见到那些穿着时髦的“港澳台”游客，一边送上水果，一边笑着说：“吃吧，不要钱的。认识我儿杨学章吗？打鬼子的童子军。”这种跨越数十年的思念，是对亲情道义的坚守。

这些人物身上的坚守，既是关中文化精神的传承，也是杨伯仲对人性光辉的礼赞。

六、时代反思：乡村发展中的矛盾与启示

《秦俑四季》在书写乡村发展成就的同时，也不回避发展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岩滩杨村的个案，也折射出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的挑战，具有深刻的时代反思意义。杨伯仲以“亲历者+创作者”的双重身份，既见证了家乡的蜕变，也清醒地看到发展中的阵痛，他的反思为当下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的镜鉴。

（一）发展与保护的矛盾

秦俑的发现为岩滩杨村带来了发展机遇，但也引发了“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一方面，村庄需要依托秦俑发展旅游经济，改善村民生活；另一方面，过度的旅游开发又可能对文物与乡村生态造成破坏。小说中，秦俑馆建设初期，游客随意踩踏农田、乱扔垃圾，导致杨世华家的责任田“禾苗稀疏，叶萎秆纤，垃圾充塞，足痕遍地”；部分村民为了赚钱，甚至出售假冒秦俑复制品——用劣质陶土烧制的秦俑，表面粗糙，轻轻一碰就掉渣，却按正品价格卖给游客；更有甚者强买强卖，游客不买就拦着不让走，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秦俑景区的形象，也让“岩滩杨村”的名声受损，有游客在游记中写道“秦俑很震撼，但村里的人太商业化，体验不好”。

这一矛盾的解决，也为当下乡村振兴提供了启示。小说后期，随着秦俑派出所、工商所的成立，旅游、公安、工商诸职能部门的整顿，以及法治教育的推进，村民们逐渐树立了既要赚钱，也要护好秦俑的观念。谭粉莲主动拒绝出售假冒商品；王石榴规范绣品定价，明码标价，不宰客。更重要的是，村集体与秦俑馆达成合作，形成了“保护-发展”的良性循环——村民因保护秦俑获得稳定收入，秦俑因村民的保护得以完好保存，这种模式表明，只有将发展与保护相结合，才能让乡村旅游走得更远，这也与杨伯仲在旅游局工作时“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并重”的理念高度契合。

（二）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乡村在转型过程中，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的碰撞也尤为激烈。一方面，部分村民仍坚守“靠天吃饭”“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对发展旅游、个体经营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年轻一代村民则更易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渴望通过旅游致富。这种代际差异在汪普洲与继子杨友智父子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汪普洲最初对分田到户想不通，儿子杨友智当初要承包商铺时，又持反对意见。待经商赚钱后，连天夜里喜笑着与老伴坐在炕头点钱。

王石榴与王海棠姐妹的观念差异也极具代表性。王石榴最初对“洋人”充满抵触，见了老外就躲，潜意识里认为他们都是“青面獠牙”，对卖绣品给老外觉得丢人；而妹妹王海棠却主动学习英语，希望与外国人做生意。这种碰撞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在磨合中逐渐融合——老一代村民在看到旅游带来的实际效益后，逐渐接受了新的发展模式，杨世华后来主动为村民协调旅游摊位，王石榴也不再抵触老外；年轻一代在长辈的影响下，也保留了诚信经营、重视亲情等传统美德。

这种融合既避免了传统的断裂，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比如村里的“老碗会”虽渐渐减少，但村民们在旅游市场的饭馆里聚餐时，仍会端着碗站着吃，保留着关中农民的饮食习惯；传统的刺绣技艺虽面临失传，但王石榴通过教村里的年轻媳妇刺绣，既传承了技艺，又让绣品更符合游客需求，这种传统为“根”、现代为“用”的融合，正是乡村在转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暗含了杨伯仲对传统与现代平衡的思考——他深知乡村不能在现代化中丢失根脉，也不能因固守传统而错失机遇。

（三）法治意识的缺失与觉醒

小说中多次出现的“违法事件”，如“涉外抢劫案”“袭警事件”，暴露出乡村在发展过程中法治意识的缺失。村民们最初对法律缺乏认知，认为“法不责众”，甚至在“袭警事件”中围堵警车、攻击执法人员——杨学文、四婶等人“拿着木棍拦在警车前，说‘不放人就不让走’”，有人还向警车扔石块，导致公安局局长受伤。这些行为不仅给村庄带来了负面影响，也让部分村民付出了法律代价——杨学文、四婶等人因参与袭警被拘留，王海棠因抢劫被学校开除，杨天幸因倒汇被派出所警告。

但随着法治教育的推进，村民们的法治意识逐渐觉醒。这种转变表明，法治是乡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只有让村民知法、懂法、守法，才能实现乡村的和谐稳定发展，这一认知也与杨伯仲长期参与地方治理的经历相关，他在教育局、县委办公室、广电局等岗位工作时，深刻体会到法治对社会秩序的重要性。

“秃笔十年忘夕晨，心有存念总殷殷”。综上所述，杨伯仲以十年心血写下的《秦俑四季》，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乡的深情与对时代的思考。他从西杨村的贫困岁月走来，亲历秦俑发现的震撼，参与文旅发展的实践，这些经历都化作小说中真实的细节与厚重的情感——无论是村民分粮时的喜悦，还是创业中的波折；无论是传统民俗的传承，还是法治意识的觉醒，都是他对家乡变迁最生动的记录。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岩滩杨村的变迁史，更是一部中国农村的发展史诗，它让我们看到，一个村庄的命运如何与一个国家的时代浪潮紧密相连，一群普通的关中儿女如何在变革中坚守与成长。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秦俑发现的历史偶然，看到了关中儿女的鲜活群像，看到了乡村发展的阵痛与希望。它提醒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乡村，都在时代浪潮中书写着不平凡的故事；每一段乡村故事，都是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篇章。而岩滩杨村从“除非石头能卖钱”的贫困村庄，到“靠秦俑致富”的文旅热土的转变，也为当下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唯有立足本土资源、坚守人性道义、紧跟时代步伐，才能让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正如杨伯仲在创作中始终坚持的“真情实景，真人实事”，乡村的发展也需扎根土地、贴近民心，才能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振兴之路。

【评论员简介】：

陈东林：学者、诗人、教授、评论家，大雷霆诗歌流派创始人。中国工信部高级职称原资深评委，红学批评家，唐宋诗词专家，唐诗之路国际诗歌学会副主席，丝路文化院副院长，江苏省南社研究会副会长。获得国际王维诗歌节金奖、国际华文诗歌大赛金奖、丝绸之路国际诗歌节“金驼奖”。本世纪之初，陈东林出版《金庸作品批判》《琼瑶作品批判》《冷眼看王朔》《诺贝尔文学奖批判》四本文学批判著作，在两岸三地引发文化界轩然大波，成为当时全国各大网站最热议的文学争鸣书籍。陈东林出版的《澳门回归》系列丛书，曾经成为全国许多城市最热销的书籍，全国三十多家有影响力的报纸曾经长篇连载书中的重要内容。最近，陈东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篇小说《冰雪那达慕》，已经在影响最大的起点中文网全书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