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白鹿原》被认为是雄奇的史诗。厚重、深邃的思想内容、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跌宕多舛的人物命运，不如说是旧中国人民身受三座大山压迫的见证，不如说是中国人民抗争里程曲折艰辛的体现。道德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中国人的道德意识有待于升华为民主意识。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只有开放才能实现这个希望。要靠世界唤醒中国人。

关键词： 《白鹿原》 传统道德 反思

陈忠实的长篇巨著《白鹿原》被公认为是一部雄奇的史诗。作者以渭北高原为背景，通过描写主人公六娶六丧、一个家族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激烈争斗，展示了落后的中国农村斑斓多彩的历史画卷：巧夺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以及天灾人祸等一幕幕活剧。从侧面反映了大革命、日寇入侵、内战、文革、批林批孔……，这一段既耳熟能详，又鲜为人知的中华民族的抗争史。笔者读完这部作品，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沉重”感。沉重的思想内容、沉重的人物命运、回肠荡气的故事情节、以及多彩而又神秘，淳朴而又离奇，愚昧而又富含哲理的风土人情，无不令人感到窒息般的沉重，引发人对于民族传统道德的沉重反思。

厚重而又深邃的思想内容。

《白鹿原》的沉重，首先表现在厚重、深邃的思想内容。作者在书中浓墨重笔表现的首先是森严的传统道德与人物命运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传统道德进行反思。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没有西方那样超越政体的宗教力量，而儒家思想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同于西方宗教的社会作用。儒家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思想。其中儒家的理想人格要求对人们的影响最大。这正是作者所要反思的焦点——人的个性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或者说是个性价值在社会价值中如何实现的问题，即强调个人服从于社会的原则。作者是我们的同代人，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作者的少年时代所生存的环境是闭塞、狭隘的农村。从小经历了六十年代的天灾人祸，紧接着又是十年文革、批林批孔等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那个时代，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思虑国家、民族的命运。再者，日寇入侵、内战、土地革命对那一代人来说相去不远。亲历过哪个动荡年代的父辈尚在，而且正好是痛定思痛的年代。这一代人有幸并且很容易把父辈的经历和自己耳闻目睹的时代现实加以对照，进行反思。

再看作品产生的年代，当时正逢文革以后，久病初愈的中国百废待兴。改革的灵钟不断撞击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但中国的改革又是前所未有的，是闭塞的中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作者又一次感受到社会大变革和痛定思痛的心灵撞击。在思想界、知识界出现了春笋破土般的活跃现象。 有人认为中国应“全盘西化”；也有人认为中国只能“西体中用”才有出路；还有人认为必须重建儒家文明的第三次繁荣。这些都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反省，并促使作者必须反思这个深刻的命题。

中华民族的近代、现代史是沉重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清政府的昏庸统治、帝国主义的入侵、天灾人祸，无不给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大众带来巨大的经济剥削和沉重的政治压迫。体现在《白鹿原》的人物身上则表现为巨大的心理压迫。这种压迫，有的来自于社会的，也有来自于自然和人们自身的。人们对于来自于自然、社会的压迫不但无能为力，甚至于容不得对这些现象的半点的反抗。

沉重的心理压迫，不但扭曲了人们的心灵和性格，甚至于使他们的行为也近乎于离奇而不近人情。这种现象在主人公白嘉轩及鹿三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当主人公白嘉轩六丧六娶、其父白秉德暴病而亡时，不但主人公对自己的命运失去信心，而且村人也窃窃私语，传说着关于他的“命硬”的无稽之谈。当他为了“第七任妻子”而求婚上山时，自己对药铺掌柜坦诚的说“要在白鹿原上找一个女人是很困难了”。知恩图报的岳父,虽然出于对白嘉轩的家道、人品以及家风的的崇尚而把“五女”许给了他，但又在女儿结婚之际，出于对“命硬”的畏惧而在女儿的腰上系着桃木棒槌准备“打鬼”。鹿三作为白家的长工，两代受恩于白家，处于报恩和对白家的“家风、人格”的敬重，杀了自己的儿媳小娥，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最终“鬼魂附体”。当空前的大瘟疫在原上蔓延时，人们的第一反映是在家家的门上扎上桃木“辟邪”，而对鹿子霖的“石灰消毒”之举不但不理解，并且大加讥讽，进而发展到听从白嘉轩的“高见”，给小娥建塔（如给白娘子建塔一样）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当白嘉轩得知“反正”的消息时，第一句话问的就是“反正了还有没有皇帝？”“没了皇帝往后的日子咋样过？”“皇粮还纳不纳？”。而且，白嘉轩的担心很快就应验：随之而来的便是更沉重的“印章税”……。鹿子霖在被民兵押到台上陪斩、岳禄山、田福贤、黑娃觉得快枪子弹将擦着耳稍射进自己的脑袋时，瞅见主持这场镇压的是白孝文时，终于发出感慨：“天爷爷！鹿家还是弄不过白家！”由此可见白鹿两家的争斗何等激烈？两代人的心路历程何等之艰辛！

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引起的是反抗。然而，白鹿原上的反抗也是沉重的。白嘉轩通过“鸡毛传帖”发动的“交农”事件最终也跳不出“沉重”的怪圈，一方面，虽然取消了官府的“印章税”，罢免了贪官；另一方面包括老实厚道的鹿三在内的“主犯”，却以“扰乱治安”的罪名被捕入监。被誉为原上“圣人”的朱先生的抗争同样是徒劳的。当鹿兆海被当作“抗日英雄”（其实鹿兆海死于“剿共”的战场）在原上公祭时，年逾古稀的朱先生以义举获得响应，八老先生轰轰烈烈地上前线的抗日行动令人敬佩。然而，面对茹师长的慷慨激昂（茹师长义愤地向先八老先生揭露了鹿兆海的死因），朱圣人又一次不明白了。取而代之的只能是仰天长叹：“我等着日寇来把我杀死算了！”直至临死时对着妻子喊了一声“妈！我心里孤清得很啊！”其内心之沉重可见一斑。也反映了他对封建伦理道德靠山倒塌的无奈。

祠堂是白鹿两姓供奉祖宗的场所。祠堂里所发生的一切，是封建传统道德和反叛传统道德两个阵营斗争的高度浓缩。也是作品中第一原型精神集中体现的场所。它就象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圈”，每到关键时刻，作为族长的白嘉轩总要念一念他的“紧箍咒”，充满叛逆精神的黑娃纵有“大闹天宫”的勇气，最后还得回到原上，回到“祠堂”。这是作者精心设计，工笔描绘的一个场所。正如作品中所揭示的的“白鹿村的戏楼是一个鏊子（北方人烙饼子的一种器具，也就是平底的锅）。其实祠堂才是真正的“鏊子”。

跌宕多舛的人物命运。

粗犷深厚的黄土高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几千年的传统道德规范，孕育了无数被人们奉为楷模的贤良之士，塑造了为人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这种文化，无疑是世界整个文明的一份丰厚遗产，同时也铸就了一种制约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的，追求和谐安宁、讲究理性秩序、重视人伦传统的封闭、保守的心灵结构。这些人格规范正是《白鹿原》中人物性格形成和命运结局的主、客观条件。构成了一系列人物的悲剧结局。作品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揭露了在这种传统道德束缚下不同而又相同的人物命运之悲。《白鹿原》中成功地塑造了数个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阐发了中华传统道德之美。基本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以主人公白嘉轩为代表，包括朱先生、鹿三、冷先生、仙草、白赵氏等。他们受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极力追求以“圣贤”为标准的理想人格，对哪怕是一丁点的离经叛道，均视为不道德。他们严于律己、兢兢业业、克己修身，视儒家经典为正道。他们对别人也严格地以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严格的程度近乎于苛刻。这是作品的第一原型。这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准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并被推尊到至高的地位。这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或者称为封建集体主义的哲学。它与近代勃兴的以个性解放为旗帜的人文主义和现代兴起的以自由、民主为旗帜的民主主义精神大异其帜。是标准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产物。

主人公白嘉轩是中国北方农民的典型形象，也是作品第一原型精神的代表形象。他的一生命运多舛，年轻时六娶六丧，父亲暴病而亡；中年凭着自己的精明、勤劳，在白鹿幻觉的启发下，怀着进取的欲火，终于家业重振。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又遇到连续的天灾人祸。老年时被土匪打断了腰，而且据他所知，还是他曾施予恩惠的黑娃所为，但也未能使他屈服。他又坚强的站了起来，“象一条狗一样”照样扶犁耕种。但是女儿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他无论如何也未曾想到他的钟爱恰好培养了爱女灵灵的离经叛道。 他孝敬父母，对下严格要求，时刻都在筹划把三个儿子量才施用，塑造成自己所期望的“新一代圣贤者”。“耕读传家”是他终生的信条。换地—迁坟—续妻—生子—种“土”—修宅……一步一步，甚至每走前一步就计划好后一步，无不体现了他的精明、勤劳。

朱先生是作者着意塑造的，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儒家代表人物化身。作者之所以让他姓朱，大概与其祖师——理学的集大成者，宋代的朱熹有关。主人公白嘉轩对姐夫朱先生的崇拜是体现其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的人生观的集中体现。自从他读了书，渐渐懂事以后，就断定姐夫是一个“圣人”。对于姐夫——他的学识、他的克己修身、他的世事洞明……。都是他终生的良师和楷模。他认为“圣人”姐夫能够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私，“和凡人间隔着一层永远无法沟通的天然界隔”。姐夫的至理名言一方面被看作“哲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是“凡人根本无法做到的”。所以，对圣人的圣言他是绝对信服而又不真心真意实行。因为，他深知“凡人永远成不了圣人”。典型的事件有三次。第一次是在他出现白鹿的幻觉时，姐夫帮他解除了对命运的疑惑，断然用自己的“天字号”水地换取鹿子霖的“人字号”漫坡地安葬了父亲的遗骨，才使得家道重振。第二次是“反正”之后，他带着“没了皇帝今后的日子怎么过？”的疑惑请教圣人，而“圣人”明示于他的是一笔不苟楷书的《乡约》。这部被他认为是治本之道的《乡约》一旦成了乡土教材，从此带来的便是“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事的断然绝迹”。第三次是在鹿子霖葬埋了儿媳妇的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白嘉轩做了一个怪梦。这一次圣人的解梦白嘉轩不甚折服，但还是按照圣人的吩咐：“记住这个日子”。最终于“十几年不到二十年”的一个春天真正应验——白灵在这一天被极“左”路线者活埋。白嘉轩崇拜姐夫还因为他仁厚。所以，正直、仁厚是他一生的人格追求，也是他白家祖传的家风。他的父亲白秉德为长工鹿三娶媳妇被传为佳话，到他手里买地时，在卖主要价的基础上他要再加上三斗。他对“浪子回头”的黑娃回原上祭祖出奇的宽容，单对白灵“闹革命”却至死难以宽恕，发誓终生不相认。他比朱先生更坚定的守卫着封建道德的堤防。

白嘉轩出于对“圣人”姐夫的崇拜，而鹿三则因为白家为自己娶亲并被传为美谈而对白家感恩戴德。白家的兴衰史——“钱匣子”和“金不换”的故事也使他感动不已。当白孝文与小娥的关系暴露并在祠堂受到族长白嘉轩的“刺刷”处罚后，从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最终，把儿子黑娃和白孝文的堕落归罪于女色——小娥的引诱，给他和他所崇敬的白家带来的是不堪回首。这是鹿三杀死儿媳小娥的直接原因。

第二类人物形象以黑娃为代表，包括白孝文、田小娥、芒子等，体现作品的第二原型精神——被迫的反叛。他们的反叛不是对传统道德和信仰的反叛，而是对代表封建宗法制度和儒家传统道德的统治者乃至人伦关系的反叛，也是被迫的反叛。他们是有争议的人物，他们身上处处有着两面性，他们有被迫堕落的一面，又有不甘堕落、反叛封建道德、张扬人性的一面。他们的堕落是无奈的，为人们所痛恨。他们的反叛是盲目的，被动的，他们的命运最终也是悲惨的。他们的悲惨尽管各不相同，有的是自身的悲惨，有的反映了封建宗法社会人际关系的丑恶，也有的是人性弱点造成的。相同的是他们的心理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些压力，有的来自于社会，有的来至于自己的心理矛盾。作者正是利用这些矛盾，鞭鞑了不公平的社会和传统道德。黑娃的形象是作者重点塑造的以反叛为原型形象。一方面反映了革命初期小生产者的觉醒和不自觉革命者的盲目性。所以，反叛的最终结果是可悲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革命的动摇性。黑娃从小就在祠堂中反叛过朱先生以旧的封建伦理纲常为主要内容的教育，长大后，经过血雨腥风的洗礼，革了命，做了官，并且以为自己已完全投身了革命，自己的个人价值已与社会价值容为一体，从而志得意满。未曾想，他的“回原祭祖”并重拜朱先生为师的行为与《西游记》中天不怕、地不怕的猴行者因曾偷吃过仙桃，被王母捉住打了三千八百铁棒发配在花果山紫方洞。二万七千年后保护唐僧取经再次路过此地，法师让他再去偷桃，那位猴行者再也不敢去了的行为有何不同？

黑娃和小娥是作品中塑造的反叛形象的典型。黑娃从小就看不惯有钱人白嘉轩“腰太直，太硬”，又因为白嘉轩的阻挠使得他和小娥未能进入祠堂得到族人的承认。长大当了土匪便让他的弟兄打断了白嘉轩的腰。当鹿兆鹏第一次送给他“冰糖”时他甜得哭起来，并发誓将来挣了钱要买一口袋冰糖。终于在一次“做活”（土匪黑话，意为抢劫）发现满满一缸冰糖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掏出他的生殖器，对着缸里撒一泡尿！”可见他的反叛只是心理失衡的一种发泻。

田小娥的形象是作品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苦难妇女形象。用作者的话说是“一个火勃勃的生命的消失”更何况杀死她的是她的公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白赵氏、仙草、乃至孝文媳妇才是典型的良家妇女。哪容得田小娥那样的“不守妇道、淫亵无耻、害人害己”的女子存在。所以他的堕落成了作品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她是封建道德枷锁的反叛者，她的反叛和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宁娜的反叛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安娜的反叛是以弗龙斯基对其始乱终弃为诱因，以卧轨自杀牺牲自己生命为代价的，是被动的反抗。小娥的反叛是对旧的宗法制度和宗族关系的反叛，以把白孝文“拉下水”为手段来报复白嘉轩的。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她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他和黑娃的爱情是真诚的、近乎于野性的。事发后甘愿从小家碧玉、财东小妾一落千丈和黑娃住进村口的破窑而无所后悔，由此看来她的爱情又是理智的。如果没有黑娃的闹农协失利而出逃，也就没有她的堕落。她的堕落本身除了被迫无奈外，更多的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反击和报复。他要比鹿子霖那样的伪君子高尚的多。另一方面，从最终的结局看，小娥反叛的出发点也只是处于对白嘉轩、鹿自霖等的报复，而且是无力的、苍白的。不但反衬了封建道德的顽固，也反映了那个社会的丑恶。

第三类人物是以白灵（还有鹿兆鹏）为代表的反叛者。他们是上过新学的人，也是彻底的投身革命的人。他们的抗争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和气节，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仍是作品中着意歌颂的对象。他们的“革命”经历了从背叛家庭到走向革命阵营的自觉的过程。他们是为革命愿意献出家庭、爱情、生命的人，但在强大的封建统治和封建观念面前其命运也是悲惨的。而且与黑娃组织策反滋水县保安团、处决叛徒，保全革命力量有功于革命反而因此被公审枪毙的悲惨命运并无本质的区别。如果革命队伍中稍微有一点民主意识和民主风气的话，如果共产党内早就有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制度的话，就不可能有那样的结局。白灵投入革命队伍而最终被极“左”路线者“活埋”，不能不说是中国革命的沉重代价。他们的命运无疑与民族的命运同步，他们的悲剧，本质上是社会的悲剧、民族的悲剧。

第四类人则是鹿子霖、田福贤、岳禄山等。是作品中塑造的反面角色，特别是鹿子霖，在他的身上有着传统与邪恶的两面性，他的命运可以说是生不如死。祖先忍受的艰辛和屈辱以求出人头地的思想和理论，无疑作为鹿家和白家迥然不同的家风和气性，深刻影响着他。他秉承了祖先要供孩子念书，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流社会坐一把椅子，占一个席位，以图荣耀的世界观。 谋划着“中秀才就放草炮，中了举人就放铳子、演大戏”。鹿兆鹏的反叛是他始料不及的，也是他骨子里的屈辱，使他的鹿家子孙进入上流社会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所以，他试图找一个进入上流社会的捷径，不遗余力的把当上“乡约”作为光宗耀祖的唯一希望。他费尽心机巧施“美人计”，甚至助纣为虐，无一不是以这个愿望为目的。没想到原上不断的王旗变换无情的击碎了他的美梦。他的后半生是在希望——失望的反复中，忍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苟且度过的，只能以放荡的个人生活和“酒瘾越来越大”来麻醉自己，最终冻饿而死。

综上所述，白鹿原上人们命运的多舛，不如说是旧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不幸；白鹿原上民风的淳朴，不如说是封建传统道德观念下的沉重；《白鹿原》人物性格的扭曲，不如说是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抗争里程曲折、艰辛的见证。如此沉重的道德代价，难道还不发人深思吗？

沉重的反思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百年、几千年的积累沉淀，一方面形成了中华儿女勤劳、聪慧、坚强、仁厚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也积淀了中国农民乃至整个国民的无以伦比的人性弱点：保守、偏执、狭隘、封闭。这正是目前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务面前所要反思的。

    首先，道德是传承的，更是发展、变化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制度和儒家大一统哲学观以及每隔三四百年发生一次的周期性的大动荡、大破坏的矛盾，不但延缓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更严重的是孕育了人们的封闭式的追求安宁的心灵结构。这种内陆生活规范遇到来自西方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和地中海流域的古希腊文明交汇形成的现代文明，就显得过于文雅、过于拘谨了。双方只要一交手，立即使国人感觉到了坚船利炮武装下的蓝色文明的强大。而今中国人民进行的建设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行动，就是物质文明所必需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这种行动的核心是要培养人民群众的开放意识。白嘉轩的“耕读传家”的那块牌子，放到今天，对当今的改革开放不知会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要实现这希望，要靠世界唤醒中国人。

其次，道德有时是一把“双刃剑”。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上的宗法制社会。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宗法思想笼罩着整个社会，而且几千年不变。鹿子霖们的悲剧，原因在于他的“无道德”，而白嘉轩们的悲剧原因却在于他的“有道德”，我们更不能说黑娃们是不道德的。由此可见，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应该是传承的，更是在不断发展的，与时俱进的，是充满强大生命活力的。任何保守、狭隘的观点，只能是对道德的窒息。

第三，要正确处理民主意识与道德意识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唤起民众。《白鹿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家把创作的出发点稳稳的放在致力于把国民的道德意识升华为民主意识上。作品诞生的年代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吹响进军号的年代。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专制主义泯灭了人们的民主意识，十年动乱又培养了新一轮的唯命是从。这说明中国的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不然的话，专制主义、官本位、贪污腐败为何横行无阻，难道他们不怕人民大众吗？不是，只因为他们知道，大多数人是视而不见的，因为大多数人的民主意识还处于朦胧状态。所以实现政治文明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十几亿中国人长期、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

1、《白鹿原》 陈忠实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2、《沉重的主体》 远志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

3、《李维汉痛定思痛急呼反封建》 《炎黄春秋》2003年第三期

4、《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想二十一世纪》 江泽民 中共十五大报告

5、《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江泽民中共十六大报告

6、《西游记》 吴承恩 《中学生课外必读全集》 延边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安娜•卡列尼娜》 列夫•托尔斯泰（俄） 《中学生课外必读全集》 延边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