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友谊诗社】个人专辑
杜永脉，男，无党派人士。生于1966年10月，宿城区人。自1983至1986年，就读于埠子中学，创办青春文学社，在原青年文艺、百花文艺、原宿迁县广播电台等机构和刊物发表散文、诗歌、微型小说等；1986年7月考入南京建筑工程学院，1989年毕业、大专学历（工民建专业），在校期间担任学生会宣传委员。1990年参加工作并被南京金陵船厂先后聘为成型车间技术员、厂部政工员、上海总公司团委副书记等，1996年10月，聘为宿迁市市委党校创建办技术负责人，2003年始聘为苏州市审计局、相城审计局及二所办公室主任主审。2008年至今任江苏伟业房地产土地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及安徽项目总监）、技术负责人，高级工程师。是江苏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促进会会员、江苏省楹联协会会员、宿迁市稳评协会会员、宿迁市文联成员、宿迁市作家协会会员、宿迁市诗词楹联协会会员、宿城区诗词楹联协会理事，原宿城区楹联协会副主席、宿城区阅读协会理事，宿城区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宿豫区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网高级诗人、中国散文网高级作家、半朵文化专栏作家。爱好诗、词、赋、楹联、小说、书法、旅游及社会研究等。
连载小说4——《高铁上的眼神强奸》
文/杜永脉（少陵堂）
（四）
他坐在家里，看着窗外，眼神依旧专注，却蒙上了一层灰烬。他想起在部队里，指导员常说，“军人的脊梁，是宁折不弯的。”他摸了摸脖子上的伤疤，那是在一次边境任务中，为掩护战友留下的。
不能就这么算了。沉默不是金，是懦弱。
他拿起电话，第一个打给了曾经的战友，现在是一名律师的老班长。
“班长，”老贾的声音沙哑却坚定，“我摊上事了，得打官司。”老贾走出了第一步。
他详细说明了情况。电话那头的老班长沉默了片刻，然后爆了句粗口，“他妈的！欺负到老子兄弟头上了？这官司必须打！告她诽谤！告那个拍视频的侵犯肖像权、名誉权！固定证据后交给我！”
第二步，他联系了退伍军人事务局，说明了情况，寻求组织的帮助和支持。事务局的同志高度重视，记录在案，并表示会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必要时提供法律支援。
第三步，在律师的指导下，他联系了最早发布完整经过的目击者，拿到了未被剪辑的视频原片。他亲自撰文，附上关键信息打码的退伍证、公司停职通知、以及律师函，平静而清晰地陈述了事件全过程，没有煽情，只有事实。他将这篇文章和完整视频通过正规渠道提交给几家权威媒体和网络平台。
与此同时，老班长的动作很快。律师函直接寄到了短发女士的工作单位和那个视频首发者的家里。措辞严厉，列出了清晰的诉讼请求——公开道歉、恢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网络的风向开始微妙变化。完整视频的冲击力是巨大的。人们看到了老贾冷静的陈述、脖子上的伤疤，看到了短发女士过于亢奋的表演，也看到了警察最后的无奈。
“原来是这样……，我们好像骂错人了？”
“‘眼神强奸’这词能乱用吗？这是消费真正的受害者！”
“支持老兵维权！不能让好人寒心！”
“那个短发女和拍视频的才应该被‘社会性死亡’！”
压力，第一次转移到了另一方。
短发女士的单位不堪其扰，据传闻对她进行了内部谈话。视频首发者删帖并发布了含糊的道歉声明，但为时已晚。
开庭那天，老贾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胸前别着闪亮的军功章。他挺直腰板，坐在原告席上，眼神依旧专注，看着被告席上那两个脸色苍白、眼神躲闪的男女。
他没有咆哮，没有哭诉，只是用平静的语调，再次陈述了事实。他的律师，那位老班长，则用法律条款掷地有声地维护着他的尊严。
“我的当事人，”老班长声音洪亮，“一位为国家负过伤、流过血的退伍军人，其名誉权、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不容任何人、以任何形式、肆意践踏！‘眼神强奸’？这不是维权，这是对法律的嘲弄，对公序良俗的破坏！”
法院一审判决——两被告行为，构成对老贾名誉权的侵害，责令其在网络及本省、市级报纸上公开发布道歉声明，消除影响，并连带赔偿老贾经济损失及精神抚慰金若干。
走出法庭时，记者围住了老贾。他只说了一句话——
“我当兵，是为了保护该保护的人。今天打官司，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清白和尊严，不是谁声音大、谁会闹就属于谁的。它得靠自己争，靠法律护着。”
阳光照在他满是伤疤却异常坚毅的脸上。
他赢了官司，但失去的工作、女儿受的伤害、那些 sleepless nights（不眠之夜），都无法完全弥补。
但他知道，他必须站出来。不仅仅为了自己。
因为有些墙，一旦开始退，就再也无路可退。唯有挺身而立，才能让那些习惯于挥舞“道德”大棒、轻易践踏他人的人知道，这个世界，终究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规矩和代价。
连载小说——《高铁上的眼神强奸》
文/杜永脉（少陵堂）
（五）
法院的判决下来了，白纸黑字，赢了。
但“赢”这个字，在现实面前，显得格外单薄。
公开道歉声明？后来才知道短发女士她叫张薇，与她那位吊带衫朋友李娟的道歉声明，刊登在市报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措辞含糊，近乎敷衍——“因本人主观认知偏差，对贾先生造成困扰，深表歉意。”
至于网络上的道歉，更是如同石沉大海，在曾经汹涌的骂潮中连个水花都没溅起。
赔偿金？区区一两万块，根本无法覆盖老贾被无限期停职后的经济损失，更无法衡量他女儿在学校遭受的孤立、冷嘲热讽、妻子那本不该红肿的眼睛、以及他自己执行重要任务也不会影响的情绪，他深夜无法入睡，胸口那团堵着的郁结。
最让他窝火的是，张薇和李娟，似乎并未受到真正的教训。通过一些渠道，老贾得知，张薇的家族在当地颇有些势力，她本人似乎也在某个“妇女权益保护”的民间组织里挂了个名头。那场官司，于她而言，仿佛只是蹭脏了裙摆的泥点，轻轻一弹，便继续她的“光鲜”生活。甚至，在某些小圈子里，她反而被塑造成了“反抗骚扰，虽遇波折但仍不屈服”的象征与代表。
而老贾呢？安保公司委婉地表示“舆论影响太大，暂时无法复工”；女儿变得沉默寡言，不再愿意和他一起出门；过去的战友聚会，他也能感觉到一些欲言又止的尴尬。
法律的胜利，并未换来生活的复位。那纸判决，像一张无法兑现的支票。
“班长，”老贾再次找到他的律师战友，眼神里不再是疲惫，而是燃着冰冷的火，“这不算完。她们毁掉的东西，不是那点钱和一句不痛不痒的道歉能抵的。我要上诉。”
老班长叹了口气，给他倒了一杯浓茶，“老贾，我懂。但这路子，不好走。一审赢了，上诉主要是针对赔偿数额和道歉形式。而且……，对方那边，确实有点‘背景’，打通了不少环节，拖也能把我们拖死。舆论现在虽然反转，但热度过去了，关注度低了。”
“我知道难。”老贾看着杯中旋转的茶叶梗，“但我不是要讹钱。我是要一个道理，一个教训。告诉那个张薇，告诉所有像她那样，动不动就拿‘女权’、‘骚扰’当武器，随意毁掉别人生活的人，错了，就得付出代价。真正的代价。”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却斩钉截铁。“我要告得她疼。疼到下次想滥用‘正义’之前，会先摸摸自己的良心，掂量掂量后果。”
上诉状递交了上去。果然，如同陷入泥潭。
审理进程异常缓慢。对方律师频繁提出各种程序性质疑，申请延期开庭。赔偿金额的认定也成为拉锯战的焦点，对方极力将老贾的停职归咎于“市场原因”而非本次事件。
更令人窒息的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开始渗透。
老班长接到过几个“说情”电话，暗示“适可而止”、“对方小姑娘也不容易”、“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甚至有人拐弯抹角地提到老贾女儿所在的学校，以及他妻子工作的单位，言语间带着不着痕迹的“关切”。
与此同时，网络上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看似“理性”的声音——
“虽然男方赢了官司，但一个男人盯着女人看，本身就不对吧？”
“女方可能敏感了点，但初衷是好的，是为了反抗潜在骚扰啊！”
“得饶人处且饶人，一个大男人追着一个小姑娘不放，格局小了。”
“听说那男的是退伍兵？退伍兵更应该大度点吧？”
这些言论像潮湿处的霉菌，悄无声息地蔓延，试图再次模糊焦点，将老贾塑造成一个“斤斤计较”、“没有风度”的得理不饶人者。
张薇那边，甚至以其所在的“妇女权益组织”的名义，发布了一篇不点名但指向性明显的文章，大谈“维权过程中的艰难与反复”、“女性发声面临的潜在报复”，收获了一波不明真相者的同情。
老贾看着这一切，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但眼神却越发锐利和坚定。他想起在丛林里潜伏，最可怕的不是正面冲来的敌人，而是无处不在的蚂蟥和毒蚊，它们一点点消耗你，让你疲于应付。
但他不是新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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