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先生的杰作《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我已经阅读两三遍，部分章节反复阅读不下十遍。每阅读一次，都会引起我的震撼和愤怒；每阅读一次，我的良心都会受到严重的摧残；每阅读一次，都会让我有一些新的发现或者说感受。

我十分感谢胡平先生，是他让我这个没有生存和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能够近距离地观察那个时代，确切地说是观察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我称之为知识人）。老实说，如果不是胡平先生，我对那群知识人真的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知识渊博，只知道他们苦难深重，只知道他们高风亮节，只知道崇拜他们同情他们特别是那些大名鼎鼎的“右派”们。是胡平先生的“禅机”让我真正地了解了这样一群被我们尊称为“大师”的受到无数人爱戴的知识人（当然，也有其他的资料和文章，但都不及“禅机”系统和全面）。

的确，这些知识人运气不济，满腹经纶一腔热血最终却换来坐监流放、洗脑挨饿的悲惨结局，很多人含恨而亡，很多家庭支离破碎，许多人的命运被突然改变。他们无力对抗权力，更无力支配命运。他们都是一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他们中的那些劫后余生的幸运儿，在终于获得解放之后，大都抒写过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文字——以他们的遭遇为墨汁。可是，“禅机”却告诉我：他们的文字遗漏了一些重要的细节——他们在那个特殊时期所作所为。

“禅机”用翔实的资料告诉了读者很多鲜为人知的事实，除了这群知识人的不幸和苦难之外，更让我惊讶的是知识人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之前、之中甚至之后所扮演的角色，实话实说，他们中的很多人的作为并不光彩，让我汗颜，他们没有坚持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没有承担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必要责任，没有留下可供后人效仿的精神。老实说，当我得知我无比崇拜的 “知识分子”们竟然是这样一群人时，我真的无法接受。在此之前我也从各种渠道知道了一些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令人作呕的行径，但我一直以为那不过是个别现象少数人的作为，然而，胡平先生告诉我说：你错了，事实不是这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曾有过一些不那么光彩的与他们称谓不符的行为。我不是不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全人”，也不是不能理解人在生死关头或者说在饱受折磨之后，求生求身体解脱的本能会让他们有一些不当之言不当之举，知识人也是人啊。可是，胡平先生告诉我说，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在没有受到任何身体折磨和心灵压迫的情况下，便开始大肆揭露同事、朋友、情人、家眷，有的是几十年的生死兄弟，有的是情投意合、同床共枕的恋人，出手之狠之快让对方始料未及。还有一些人在风还不大浪还不急的时候就乖乖地把自己装进自己挖掘的臭水坑里，不断地搅起一阵阵恶臭，来恶心自己同时恶心别人。通过胡平先生的文字，我看到了我们可爱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批判、相互揭露，我看到了偷偷摸摸的告密、移花接木的陷害，读懂了无中生有、笑里藏刀，领悟了友谊值几许，感情有多重，明白了道义、责任、良心、尊严是如何丧失的，知道了什么叫自己把自己不当人。胡平先生在“禅机”一书里有这样一段精辟而微妙的议论：“最令人震惊咋舌的，就是那些已被捕进网里、丢进锅里的‘大鱼’，在越来越接近沸水的温度中，竟还能翻浪搏击，互相撕咬。”其实，在没有捕进网里、丢进锅里之前，他们已经开始互相撕咬或者自己咬自己了。

史良与章伯钧是几十年患难与共的老朋友，且思想一致，解放之前，两人曾经多次一起投入争自由争民主的斗争，解放后两人同为民盟领导人，两家人一直来往频繁，胡平先生列举了两个例子，以此佐证史良这个大律师与章伯钧及其家人关系密切程度。一次是史良在章家卫生间看到毛巾陈旧之后，送来两包冼得干干净净的毛巾，并告诉章家：毛巾用上半个月之后必须换掉。另一次是章患重感冒之后，史良亲自用宜兴小罐闷好鸡汤差人送给章，并带话给章的家人，章今后吃鸡都要像这个样子做。在章伯钧女儿章诒和的眼里，史良是一个：“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的“三美女人”。然而，就是这个“三美女人”于1957年6月8日深夜，将当晚章伯钧向老友发泄的对反击右派行动的不满言辞密报上面，新华社第二天清晨便在通稿中即以史良名义要求民盟与章划清界限，质问章是不是有两套做法。章伯钧做梦也没有想到史良会来这么一手，他被这位老朋友彻底击垮了。从此，两位老朋友形同陌路。

史良还有她聊以自慰的资本：她终于靠出卖朋友躲过了一劫，而其他的人却没有她这么幸运。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知识界，没有人不知道报界才女浦熙修与大学者罗隆基之间的风流情史，他们是因为共同的思想和志向走在一起的，并公开同居10年之久。可是，这位对罗隆基无比崇拜无限深情的女人，却在罗隆基最需要关心最需要帮助的关键时刻出卖了他。她及时地向组织检举了罗隆基的反党言论，以无数事实证明罗一贯仇视共产党，还承认“罗隆基是通过我来控制文汇报，改变了它的政治方向。”并无中生有说罗是地主寡妇的儿子。更加令罗隆基不敢想象的事情发生了，浦熙修将罗写给她的令“正人君子”们恶心的几十封情书交了出来，让罗的罪状里又多了一项 “流氓”罪。大约是来自亲人与朋友的伤害更为致命的原因吧，罗隆基至死也没有原谅浦熙修，连浦见他最后一面的请求也不予答应。

尽管浦熙修大义灭亲，但她却没能自保，其结局与罗隆基一样凄惨。而且她也遭受过患难与共的朋友揭露、批判的痛苦煎熬。

费孝通的一些老朋友对他的揭露，据说让国家安全部门神经绷紧了好一阵子。这些老朋友揭露的“事实”包括：1931年去英国勾结英帝国主义，勾结美国特务费正清，1935年接受广西军阀黄旭初的资助去大瑶山探听情报，使无辜瑶民遭到反动派屠杀，1947年勾结卫立煌等等。如果以“罪行”论处，当时的费孝通被枪毙十次也不够。

费孝通被别人揭露时却没有忘记揭露别人，以求在逆境中“进步”。费孝通因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分子的春天》而受到批判，当他得知中央要把罗隆基作“老虎”打时，立即向罗的身上放了一枪，承认自己所写的“知识分子”一文是受了罗隆基观点的影响，并说：“我的罪行已达到了最高峰。我已站在罗章联盟向党进攻的最前线。我犯了弥天大罪，叛国大罪。”尽管费孝通“勇敢”地承认自己“犯了弥天大罪“，但并没有因此改变他右派的命运。

还有妻子对丈夫的揭露，学生对老师的批判，儿子与父亲的决裂，下属乃至佣人的反击。令我极为困惑的是，在刚刚解放的五十年代初期，我们的一些大“知识分子”就开始自己作贱自己了，比如冯友兰、费孝通等人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检讨自己以前的著作和研究都是“垃圾”、“走错了方向”，表示要“重新学习”、“改造自己”；胡适的同事、朋友、学生对胡适思想的猛烈批判甚至人身攻击；章乃器这个始终没有被摘掉帽子的“顽固右派”，反右斗争过去30多年后，在其回忆录里还以反右时周恩来问他有何打算时自己的回答表明立场：“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意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至于郭沫若的一系列表演，包括要把自己的作品一把火烧掉的表态，那都是些低级政客的行径，没有浪费笔墨的必要。

“禅机”里有一段无比深刻、发人深省的议论：“正是在维持人的内在尊严上，1957年，无须一兵一卒，却将中国的知识分子打败了！”

这些人在改造了三十年、检讨了三十年之后，终于被“改正”被接纳了。于是他们欢欣鼓舞，同时开始了“忆苦思甜”。我觉得“改正”一词用得相当确切，主持“右派改正”工作的人真是了不起，不能不让我肃然起敬。“禅机”一书里有一章“其实是左派”告诉我们：章伯钧也好、罗隆基也好、章乃器也好、储安平也好、浦熙修也好，还有其他很多的知识人实质上都是左派，他们在解放前一直反抗政府，同情革命、支持革命，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国民党蒋介石对他们也有些无可奈何，蒋曾多次“腐蚀”拉拢他们，包括许以高官、施以厚禄，1948年时，蒋就曾派说客拜访章伯钧、罗隆基，提出除国防部部长和外交部部长之外，任何政府部长随他们俩挑，章伯钧回答得十分坚决：就是要我当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罗隆基的回答却比较风趣：要当我就当外交部长，我是学外交的，一定能把外交部长当得很好。他们没有给老蒋丝毫的面子。当面责骂老蒋、在报上发文抨击老蒋和国民党如同家常便饭。这些知识人之所以不愿意与老蒋和国民党合作，在于他们离国民党很近，看到了很多的阴暗面或者说不够完美的地方，他们觉得他们有责任改变这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当那个鸟官或者说不与老蒋合作，并没有让他们遭受什么损失，他们继续教他们的书、办他们的报、写他们的文章，国民党政权的暗杀是存在的，闻一多等人就死于暗杀。然而，知识人都明白，国民党是不可能将所有反对他们的知识人都暗杀掉的，暗杀就是偷偷摸摸，就说明他们心虚，心虚就注定会失败。因此，不合作只会给他们带来诸如“有骨气”、“有立场”之类的美誉。中国的文人们或者说知识人从来就没有形成过独立的阶级或阶层，他们习惯于成为某一阶级的附属品，在当时的中国，不依附国民党就只有依附共产党了。而且共产党是胜利者，“胜者为王”的传统观念已经融化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了，知识人也不例外，何况共产党“礼贤下士”的做派也让他们感激涕零，自以为自己在取得政权的共产党心目中举足轻重，有一种“士为知已者死”的强烈冲动。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人都是相当聪明的，传统文化的血液让他们比一般人更能察言观色，也更善于使用各种方法保护自己。这些人过去时可以目空一切、咄咄逼人，解放后只能谦虚谨慎、低三下四，其原因有很多，最大的原因恐怕还是他们所依附的主体与过去截然不同，让他们无所适从、惊惶失措，他们与其说是害怕失去权力、地位和优越的生活，还不如说害怕失去赖以依靠的主体更为确切。以刘文典为例，这个敢于踢将介石下裆的著名教授，这个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文人战斗鸡”，解放后，不仅老老实实作检查，还低三下四地认罪认罚。人还是那个人，地还是那块地，可是，表现却大相径庭，勇敢没有了，操守丢弃了，尊严不要了，只有苟活。也不能怪刘文典他们，有什么比活着还要紧的事呢？由此可见，中国很少坚守底线的知识人，除了他们要活着外，还因为他们太聪明，知道什么可为，何时可为。之前之所以大义凛然，是因为有大义凛然的空间，就算踢了老蒋也不会丢掉饭碗，更不会丢掉性命。

还有一些人，原来与我党奉行的主义毫不相干甚至有些抵触，可到了新社会，他们却一个个加入了组织，如陈垣、周培源、梁思成等等，他们锲而不舍地向组织表忠心，积极参与包括斗争恩人和朋友的行动，最终如愿以偿。就连沈从文这个“桃红作家”（郭沫若语）亦向组织提交过多份入党申请书。没写入党申请的则通过其他形式向组织靠拢，如冯友兰，在北平刚刚易帜时便向伟大领袖写过一封言辞卑下的效忠信。据说伟人只回了几十个字，其中有“好自为之”之类的词语，吓得他差点寻短见。有点不可思议。可仔细一想，也在情理之中，中国的文人历来如此，说他们“有奶便是娘”有些过分，说他们善于趋利避害、投机取巧，却是合适的。我历来主张，人的生命是第一重要的，为了保命，干出一些超出底线的事情可以理解，可是，如果是为了活得好一些甚至为了“货卖帝王家”，就有些不应该了。

我并不是在批判谁——这不是个体问题，而是群体特征，是文化传统。只是有些不理解，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是没有几个人敢于正面承认自己的错误，还是只知道诉说“苦难家史”？难道说他们的苦难就仅仅只是他们所诉说的那些？他们自己就不应该承担点什么吗？除了韦君宜在其《思痛录》和巴金在《随想录》里有所涉及、有所检讨外，几乎没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承认自己的无知，审问自己的良心。难道我们的所谓“知识分子”都是些患有选择性失忆症的人？至于他们的遭遇，那确实是相当凄惨的，应该同情，否认他们的苦似乎是泯灭良心。然而，当我们把思考的触角伸长一点之后便发现，不少苦难是他们自找的。他们中很多人是可以避免苦难的，他们却选择了奔赴苦难，还有不少人不远万里从海外赶过来飞蛾赴火，像陈梦家，像曾任“伪军”中校翻译官的穆旦。不能把苦难一古脑儿推给历史推给组织，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同时，苦难也不是躲避责任的借口。

我一直认为，把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那批人划为“右派”确实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没有什么比“改正”对他们更好的补偿了。记得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看到了丁玲的言论及她解放前的一些活动记录之后，便对朋友说，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左派啊，将她划为右派那真是天大的笑话。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文学青年，对文学以外的东西知之甚少，对很多“右派”的历史都还不了解，原以为他们真的很右，现在看来真正的右派并不多，就这个层面上来讲，他们也被冤枉得不轻。

           （2011年5月初稿，2025年9月修改）

倪章荣，笔名楚梦。男，湖南澧县人，居长沙。作家，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在《中国作家》、《芙蓉》、《芒种》、《作品》、《绿洲》、《湘江文艺》、《湖南文学》、《厦门文学》、《南方文学》、《佛山文艺》、《西北军事文学》、《同舟共进》、《书屋》、《看世界》、《粤海风》等国内刊物及《领导者》、《阳光》、《二十一世纪评论》、《世界华文文学》、《新中原报》等香港、美国、加拿大、东南亚中英文期刊发表文学和文史作品200余万字。著有《邪雨》、《红色引擎》、《许佳的夜晚》、《去和爸爸过年》、《旧鬼》、《在军营里成长》、《1976年的秋天》、《陪葬》、《温床》、《无毒蛇》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发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国宪政》、《孙中山与中国现当代政治格局》、《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写民国史》、《辛亥革命深思录》、《“五权”与“三权”》、《关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思考》、《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一个伫立在法理之上的国家》、《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等文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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