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红莲

我经商这些年，店面像候鸟一般辗转不定。而待得最久的，是在潜阳西路的燃煤公司门面，一扎根就是十年。这里的老板李忠义，四十多岁的单身汉，脸上似乎永远蒙着一层洗不净的煤末，笑起来时，眼角的皱纹里都像是藏着黑灰，可他那双眼，透着别样的明亮与实在。

刚搬到这儿第二年，我头一回听说李忠义被人叫“李大糊涂”。那时的潜阳西路远比不上现在繁华，燃煤公司的老场子在老城区边缘，门口是条土路，一下雨就满是泥坑，拉煤的卡车轰隆隆开过去，黑泥水能溅起半人高。可即便条件艰苦，来买煤的人依旧络绎不绝，附近居民、小饭馆，还有几家小工厂，都指着这儿供煤呢。

后来，一群西装革履的人频繁在老场子周围晃悠，一打听，原来是投资商看中了这块地。当时老城区改造正进行得热火朝天，这儿临街，不管是建商铺还是盖小区，商业价值都高得很。物资局的人多次找李忠义谈，只要他点头同意迁厂，不仅能拿到一笔丰厚的补偿款，职工们也能每人拿到好几万的安置费。

消息一传开，厂里职工都沸腾了。有家里等着用钱给老人治病的，有盘算着拿安置费做点小生意的，还有年轻人想着拿了钱去别的城市闯荡，几乎没人不盼着迁厂。可李忠义却怎么都不松口，还是每天天不亮就到厂里，带着工人卸煤、过秤、制蜂窝煤、送煤，跟投资商和补偿款的事儿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似的。

隔壁卖杂货的王婶和厂里老会计熟，常听老会计念叨：“李忠义就是个糊涂蛋！这么好的事儿摆在眼前都不接，那笔补偿款够他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了，职工们也能跟着沾光，他偏要犯轴！”有一回我给李忠义送店里的日用品，正好碰到几个职工围着劝他：“李哥，您就别死脑筋了，这迁厂对大家都有好处，您还犹豫啥呢？”

李忠义当时正蹲在煤堆上抽烟，烟卷都快烧到指尖了，他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空，好半天才开口：“厂子要是拆了，咱们这些人去哪儿？你们当中有几个除了制煤球、送煤啥都不会的，拿了安置费能撑多久？再找份安稳工作可不容易。”

有人反驳：“可物资局说能给咱们安排工作啊！”李忠义笑了笑，把烟蒂摁在煤堆上，黑灰顺着指缝簌簌往下掉：“安排的工作能有在这儿踏实？咱们在这儿干了这么多年，轻车熟路，去了新地方，还能这么自在？”

没多久，物资局通知李忠义去西城外过百里长渠的地方挑新厂址，随他选。大家都以为他会挑块平坦又交通便利的地，没想到他最后选的竟是一块紧挨着殡仪馆的水洼地。那地方野芦苇长得比人还高，一到雨季就积水成渊，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消息一公布，全厂职工彻底炸了锅。有性子急的当场就和他吵起来：“李忠义！你是不是疯了？选这么个破地方，旁边就是殡仪馆，谁还来咱们这儿买煤？你这不是把大家往绝路上逼吗？”还有人眼眶泛红，苦劝道：“李哥，我们知道您想让大伙有个饭碗，可也不能选这么个晦气的地方啊！”

李忠义没跟大家吵，默默收拾好东西，第二天一大早，就带着几个人去了那块水洼地。后来听送煤的司机说，那地方车根本进不去，芦苇长得比人还高，脚下的泥能陷到脚踝。可李忠义就带着大家在那儿搭起帐篷，白天砍芦苇、填洼地，晚上就挤在帐篷里，每天身上都沾满了泥和芦苇屑。

那段时间，背后叫他“李大糊涂”的人越来越多，都觉得他脑子不清楚，放着康庄大道不走，偏要往泥坑里跳。就连水妹有时也忍不住劝他，水妹是李忠义师父的女儿，也是厂里的职工，模样长得白净，面容姣好，和李忠义一起坐煤山上，像天山的月亮；她笑起来还有两个小酒窝，和其他浑身沾满煤末的职工截然不同。她在厂里负责记账，做事干净利落，大家都挺喜欢她。

水妹找过李忠义好几回，劝道：“忠义哥，要不您再跟物资局领导说说，换个地方吧？那地方实在太偏了，往后生意肯定难做。”李忠义每次都只是摇摇头，坚定地说：“再难也能挺过去，等厂子建起来，大家就明白了。”

那时水妹对李忠义的心思，不少人都看在眼里。她常常给李忠义带自家做的饭菜，李忠义加班时，她也陪着一起算账，还帮着整理煤场的台账。有次我和邻店闲聊，他说：“你瞧水妹对李忠义多好，他俩要是能成，倒也是一桩美事。”可李忠义却好像从来没往那方面想过，对水妹的好总是客气又疏离。

后来有一天，水妹红着眼眶向李忠义表白了。我是从厂里的门房大叔那儿听说的，门房大叔说，那天水妹在李忠义的办公室里待了好久，出来时眼睛肿得像核桃。李忠义出来后，脸色也十分难看，闷头就往煤堆走去，在上面躺了一下午，谁叫都不应。

再后来，水妹便很少主动找李忠义了，只是工作上对接记账的事时，话也少了许多。又过了半年，水妹突然宣布自己要结婚了，对象是个开饭店的老板，看着倒也实在。结婚前一天，水妹找李忠义谈了一次，没人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只知道那天晚上，水妹与李忠义共度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两人却仿若陌生人，谁都没再提起昨晚的事。

水妹结婚那天，李忠义没去，只是让会计代他随了份礼，自己在煤堆上躺了一整天，滴水未进。从那以后，大家更觉得李忠义糊涂，放着水妹这么好的姑娘不珍惜，非要守着那个破厂子，还选了块那么晦气的地，不是糊涂是什么？

     二、李大本事

真正让大家改口叫李忠义“李大本事”，是在新厂建成后的第三年。

当初他力排众议，带着职工们在那块水洼地上建厂时，根本没人相信能成功。一开始，大家干活都带着怨气，有人消极怠工，有人私下抱怨，还有人偷偷找别的工作，想着实在不行就另谋出路。可李忠义什么也没说，自己带头干，每天最早到工地，最晚离开，搬砖、填土、盖厂房，重活累活抢着干。

有一回下大雨，刚填好的洼地又积满了水，好几根刚立起的柱子都歪了。李忠义披着雨衣在雨里守了一夜，指挥大家排水、加固柱子。第二天清晨，他嘴唇冻得发紫，高烧近四十度，却还坚持去工地，说：“这柱子不弄好，厂房就没法盖，咱们不能停。”

慢慢地，职工们被他的干劲打动，没人再抱怨，都齐心协力跟着他干。有的职工家里有搞建筑的亲戚，就主动请来帮忙；有的职工自掏腰包购置工具；还有的职工把自家三轮车开来拉材料。就这么靠着众人的齐心协力，历经一年多，新的厂房、煤场、办公宿舍楼还真就拔地而起了。

新厂建成后，李忠义又马不停蹄地跑起了销路。因为离市区远，又挨着殡仪馆，一开始确实没什么人愿意来买煤。李忠义就带着人一家一家地跑，附近的村子、镇上的饭馆，还有一些小工厂，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有时候为了拉到一个客户，他能在人家门口等上半天，详细介绍自家煤的质量好、价格公道，还承诺免费送货上门。

有一次，镇上一家大型食品厂的锅炉突然出故障，急需一批优质煤应急，可当时好多煤场都没货，食品厂老板急得焦头烂额。李忠义听说后，立刻组织人员把最好的煤装车，亲自押车送去，还帮忙联系了维修锅炉的师傅。问题解决后，食品厂老板感激得不行，不仅和他们签了长期供货合同，还介绍了好几个客户。

慢慢地，新厂的生意越来越好，甚至超过了以前在老城区的时候。职工们的工资涨了，福利也越来越好，不仅有了养老保险，逢年过节还能领到米面油。这时候，大家才明白李忠义当初的良苦用心，再也没人叫他“李大糊涂”，都改口叫他“李大本事”，夸他有远见、有能力，把一个没人看好的破厂子经营得这么出色。

后来，物资局撤销，燃煤厂划归轻工局，可轻工局没精力管他们，基本就放任着。这时候，其他单位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食品厂、供销社、粮管所等单位的职工，好多人的档案关系乱七八糟，到了退休年龄却办不了退休手续，急得没办法。

可燃煤厂的职工却没这烦恼，因为李忠义一直把大家的档案管理得井井有条，每次单位有变动，他都第一时间去对接，整理清楚后存放在安全的地方。有职工要办退休手续，他还亲自陪着跑流程，帮忙准备材料。那时候，李忠义在职工心里的地位更高了，大家都说，有李忠义在，就像有了主心骨，心里特别踏实。

还有一次，厂里有个女职工和老公吵架，被老公赶出家门，没地方去，就回到厂里宿舍。她老公随后找来，在宿舍楼下大吵大闹，非要她回去。女职工气不过，去找李忠义要了一件他穿过的上衣扔在床上，故意气老公说：“我不回去了，我跟李厂长过了！”

她老公一看，顿时火冒三丈，冲进宿舍和女职工吵得更凶，还差点和赶来劝架的李忠义动手。李忠义没生气，只是耐心地跟她老公讲道理：“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吵架的？有话好好说，别动手，更别赶人走。她在厂里这么多年，就跟我妹妹一样，我怎么可能跟她有别的关系？”

后来，在李忠义的调解下，夫妻俩和好了。女职工对李忠义感激得不行，说：“李厂长，这次真是多亏了您，还让您背了这么个黑锅。”李忠义笑着说：“没事，只要你们两口子好好的，背个黑锅算啥？”

这事过后，大家更觉得李忠义为人和善，不仅有本事，还热心肠，愿意为职工出头。那时候，厂里有不少单身女工都对李忠义有意思，有人甚至主动表白，想和他过一辈子，可都被他拒绝了。他身边不缺女人，经常有单身女子来厂里找他，陪他喝酒、聊天，甚至过夜，可他就是不结婚，也不生孩子。

有人问他为啥，他总是笑着回答：“一个人过挺好，自由自在，还能多照顾照顾厂里的职工。”可大家都知道，他心里一直放不下水妹。水妹结婚后，李忠义经常去水妹饭店送煤。每次送煤时，他都会在饭馆里坐一会儿，和水妹聊几句，问问她的生活情况，却从不提以前的事。

水妹的大儿子出生后，李忠义去探望过几次，每次都给孩子带些玩具和零食。大家都说，水妹的大儿子长得和李忠义特别像，尤其是眼睛和嘴巴，简直一模一样。李忠义自己也清楚，可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只是每次看到那个孩子，眼神就变得格外温柔。

      三、李大明白

随着城市不断发展，西城外的那块地慢慢成了市中心，周围高楼大厦林立，商场、学校、医院也都建起来了。这时候，大家才真正明白李忠义当初选址的深意，开始叫他“李大明白”。

因为新厂挨着殡仪馆，好多开发商觉得这地方不吉利，不愿意来开发，所以十几年来，周围变化日新月异，可燃煤厂却一直平平稳稳，没受到什么影响，生意照常做。其他一起迁厂的单位，不少因为城市发展被拆除了，职工们要么下岗，要么被分流，只有燃煤厂的职工一直有安稳的工作。

有一次，一个实力很强的开发商找到李忠义，想买下燃煤厂的地皮盖高档小区。开发商出价很高，还承诺只要李忠义同意，不仅会给厂里一笔巨额补偿，还会给每个职工安排一套房子，外加一笔安置费。

职工们又心动了，毕竟那时候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好了些，谁不想住上宽敞明亮的新房，手里再有点钱呢？有职工找到李忠义，说：“李厂长，这次要不就同意吧？咱们在这儿干了这么多年，也该享享清福了。”

李忠义没马上答应，而是把职工们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会上，他语重心长地说：“我知道大家都想改善生活，可咱们得想清楚，厂子没了，咱们这些人怎么办？虽说开发商答应给大家安排房子和安置费，可安置费花完了，大家能干啥？咱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快五十了，再找工作可不容易，到时候一家人的生计怎么维持？”

他顿了顿，接着又说：“我不是不同意卖地，但必须让开发商保证，咱们所有职工都能有个安稳的归宿。要么给大家安排一份稳定的工作，要么给大家足够的养老金，保障大家以后的生活。不然，这地坚决不能卖。”

开发商听了李忠义的条件后，犹豫了好久，最后放弃了，觉得他的要求太高，不划算。职工们一开始有点失望，可后来仔细想想，觉得李忠义说得在理，安稳的生活比一时的利益重要多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质疑李忠义的决定，都觉得他眼光长远、考虑周全，是当之无愧的“李大明白”。

可城市发展的脚步谁也挡不住。几年后，市里规划建设一个大型停车场，燃煤厂的这块地被选中了。这一次，不管李忠义怎么努力，都没办法保住厂子了。市里的人多次和他谈，说这是市里的统一规划，必须执行，但会给厂里和职工们足够的补偿。

李忠义知道，这次厂子是真保不住了。他不再反对，只是和市里的人协商了很久，最后达成协议：开发商必须给每个职工缴纳满十五年的养老保险，再给一笔丰厚的安置费，保证大家退休后的生活。

协议签的那天，李忠义一个人在厂里走了一圈。他从大门走到煤场，又从煤场走到厂房、办公室、宿舍楼，在每个地方都站了好久。他摸着曾经用来卸煤的机器，看着办公室里那张陪了他十几年的桌子，又走到宿舍楼前，想起以前职工们在这儿有说有笑的场景，不知不觉，眼眶就红了。

他是第一个来这个厂子的，也将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离开时，他锁上了大门，把那枚陪了他十几年的公章小心地放进衣兜。那枚公章是燃煤厂的象征，也是职工们心里的念想，他说要好好保存，留个纪念。

后来听说，李忠义回了老家，在山里租了一片荒山，养了上万只山鸡。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喂鸡、打扫鸡舍，忙得脚不沾地，比在燃煤厂的时候还累，可他却乐在其中。有人去看过他，说他虽然晒黑了、变瘦了，但精神头特别好，一说起山鸡，眼里都是笑意。

我后来也搬离了潜阳西路的门面，去了一个大市场做生意。但我经常会开车回到以前的燃煤厂，现在这儿已经变成一个大型停车场了，以前燃煤厂的痕迹一点儿都没了。我会把车停在角落，坐在车里静静地待一会儿，回忆那些过去的日子，想起李忠义，想起那些在燃煤厂工作的职工们，想起曾经的烟火人间。

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个和李忠义长得很像的年轻人偶尔来停车场转转，眼神里满是好奇。我知道，那大概是水妹的大儿子，他可能听说了这里以前的故事，来看看。没去打扰他，只是在心里默默想着，李忠义在山里盼着儿子去看他，说不定哪一天，他们就相认了。

李忠义这一生，有人说他糊涂，有人夸他有本事，有人叫他明白。但在我的心里，他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人，一个为了职工们能有个安稳的家，愿意付出一切的好厂长。他就像那高耸的煤山，虽然不显眼，却撑起了很多人的生活，也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