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精神与沂蒙精神的双重艺术奏鸣
——在李毅然长篇小说《闪光的高原》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2025年9月21日）
李恒昌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文学界的同仁们：
今年是我国“三线”建设启动60周年的重要节点。在这样一个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与精神传承的时刻，我们齐聚一堂，围绕李毅然女士的长篇小说《闪光的高原》展开研讨，具有特殊且深远的意义。这部作品以边疆建设为核心题材，是近年来文学创作中鲜见的、聚焦“三线”建设历史的佳作，它不仅用文字复刻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建设岁月，更让沉睡在历史深处的“三线精神”与“沂蒙精神”重新焕发光彩，为当代读者理解民族精神传承提供了鲜活的文学样本。
一、一部献给“三线”建设的时代颂歌
提及新中国的边疆建设，绕不开“三线”建设这一宏大历史命题。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我国在中西部十三个省、自治区开展了以备战为指导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这便是“三线”建设——它分为“大三线”与“小三线”，虽如今对许多人而言已渐趋遥远，却始终是国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无数建设者及其后代心底难以磨灭的印记。《闪光的高原》没有选择全景式铺陈“三线”建设的宏大叙事，而是以“以小见大”的巧思，将焦点对准一座“小三线”钢铁企业——玉明钢铁厂，通过山东籍退伍军人及其家属的建设历程，让“三线”建设的历史细节与精神内核变得可感、可触。
玉明钢铁厂的建设历程，正是彼时众多三线企业的缩影。当年这些企业的创建条件基本一致，建设者们坚守在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中，经历了无水、无电、无路、无住房等极端艰苦条件，用血汗乃至生命建起一个个企业，逐渐改善了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经济薄弱、科技文化落后等局面，所在地区也逐渐因企业的发展壮大而闻名。而支撑他们克服万难的，正是“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线精神”三——这一精神后来与“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洪救灾精神一同被列为新时代大力弘扬的民族精神，足见其对当代中国历史与社会的深远影响。
小说对“三线精神”的书写，还融入了朴素而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怀。周华胜带领匡照明、刘大龙、金明顺等人用石头堆出三米长、三米宽的“祖国万岁”四个大字，成为戈壁滩上特殊的景致；当女儿问他为何堆字时，他指着心口说“因为这里装着祖国”，还叮嘱“有国才有家，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那就彻底黑了心”。这四个“石头字”不仅是建设者爱国情怀的载体，更成了精神传承的符号——玉钢职工会带孩子来看，外地游客也会来观赏，大人们一遍遍向孩子讲述其中的含义。作者在结尾处特意写道，周华胜带孩子们下山时，“看到一些家长带着孩子陆续朝这边走来”，这一画面意味深长：爱国主义的种子，正随着“石头字”的故事代代传递，而三线精神也在这种传递中，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二、人物塑造与精神品质的深度挖掘
《闪光的高原》对“三线”建设的颂歌，并非悬浮于宏大叙事之上，而是深深植根于鲜活的人物塑造与精神品质的挖掘之中。小说通过周华胜、王秀英、常德、张德义等一系列普通建设者的群像，让“三线精神”从抽象的概念，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人的精神”。
男主人公周华胜是山东籍退伍军人，也是小说精神品质的核心载体。从修路工、建筑工，到安装工、炉前工，他在玉明钢铁厂的每个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将对事业的执着刻进了日常。最令人动容的，是他在“小家”与“大家”之间的艰难抉择：高炉首次大修的关键时期，他的儿子患上脑炎，可他为了不耽误工期，没能及时带孩子就医，导致普通脑炎转化为毒性脑膜炎，七岁的爱子不幸夭折。妻子因此精神几近失常，周华胜的内心也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作为父亲，他对儿子充满愧疚；但作为炼铁工人，他对自己的事业问心无愧。这个细节深刻展现了“三线”建设者“无私奉献”的本质：他们不是没有亲情，而是将对家人的爱，融入了对祖国、对边疆建设的更大责任之中。
除了周华胜，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各有闪光点：常德、张德义等退伍军人与周华胜并肩作战，在艰苦环境中始终保持着军人的坚韧；北京军区给水团的官兵们千里迢迢来到戈壁，为建设者打出“希望井”，体现了军民同心的协作精神；就连玉钢的普通职工，也在日复一日的辛劳中坚守着“把钢铁厂建好”的信念。这些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兢兢业业”“不离不弃”的日常，拼凑出三线建设者群体的精神图谱——他们的精神品质，是在克服生存困境、完成历史使命的过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因此更具感染力。
小说对精神品质的挖掘，还体现在对“爱国”的具象化表达上。在周华胜们眼中，爱国从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把钢铁厂建好”的每一个日夜，是“为军工企业提供合格生铁”的每一次坚守，是用石头堆出“祖国万岁”的每一颗真心。这种书写让时代精神有了落地的根基，也让读者更能理解：“三线”建设者的精神品质，本质上是对“责任”与“信念”的坚守，是普通人在特殊历史时期绽放的人性光芒。
三、“三线精神”与“沂蒙精神”的双重共振
《闪光的高原》最具匠心之处，在于李毅然没有将叙事局限于“三线精神”的单一表达，而是巧妙地将“三线精神”与“沂蒙精神”有机融合，让两种精神形成“双重奏鸣”，共同成为推动边疆建设的动力，也让民族精神的传承有了更丰富的维度。
“三线精神”与“沂蒙精神”虽源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却有着共同的核心——“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这种共通性，在周华胜与妻子王秀英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周华胜的“无私奉献”体现在对钢铁厂建设的坚守上，而王秀英的“无私奉献”则带着鲜明的沂蒙印记——她主动把白面、鸡蛋和饭菜送到武装部，希望转交给北京军区给水团的官兵。面对官兵的婉拒，她真诚地说：“连长，你看看你们，一个个黑瘦黑瘦的，很令人心疼。爱护军队是老百姓应尽之责，如果你们不收东西，会令我们心里更难受。”短短几句话，不仅传递出沂蒙人民“爱军拥军”的传统，更让“沂蒙精神”的“无私”与“线精神”三的“奉献”形成了呼应——在边疆建设的语境中，“沂蒙精神”不再是地域化的精神符号，而是成为了建设者群体共同的精神滋养。
李毅然将“沂蒙精神”融入作品，或许与其父亲那辈的退伍兵及其家属支援边疆建设有关，但最主要的还在于她有颗对齐鲁大地、对沂蒙家乡的赤子之心——这份情感让她能够精准捕捉齐鲁儿女在边疆建设中的特质，真实再现他们的付出。在小说中，山东籍建设者不仅是“三线”建设的参与者，更是“沂蒙精神”的传播者：他们把沂蒙人民“吃苦耐劳”“拥军爱军”的品质带到戈壁滩，用行动证明“沂蒙精神不止在沂蒙，更能在边疆扎根”。从玉明钢铁厂的初期建设到后期转型，“沂蒙精神”始终与“三线精神”相伴——它让建设者们在艰苦中保持着对他人的善意，在坚守中不忘“军民同心”的初心，也让“三线”建设的历史叙事，多了一层“地域精神与家国精神交融”的深度。
这种“双重精神”的书写，不仅拓展了“沂蒙精神”的传承时空，更让“三线精神”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根基。当周华胜在戈壁滩上坚守时，他身上既有“三线”建设者的“创业”勇气，也有沂蒙儿女的“坚韧”品格；当王秀英为官兵送物资时，她的行动既是对沂蒙传统的延续，也是对“三线”建设“团结协作”精神的践行。两种精神相互支撑、相互成就，共同构成了边疆建设者的精神底色，也让《闪光的高原》成为一部展现民族精神薪火相传的文学作品。
各位同仁，《闪光的高原》之所以动人，不仅因为它记录了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更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三线精神”与“沂蒙精神”从未过时。在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建设岁月，看到的不只是戈壁滩上建起的钢铁厂，更是一代人为祖国奉献的赤诚；感受到的不只是两种精神的共鸣，更是民族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承与创新。李毅然用五年时间写下这部作品，既是对父辈建设者的致敬，也是对当代读者的提醒——那些融入血脉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我们前行的力量。
相信这次研讨会，不仅能让更多人了解《闪光的高原》的价值，更能让“三线精神”与“沂蒙精神”的“双重奏鸣”，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谢谢大家！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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