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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穆宗被迫开放月港“海禁”
作者：李铁
由于沿海地区民间开放海上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明穆宗登基后不久，认识到“倭寇”屡打不绝的现实，决定在南方沿海地区选个地方，实行有限的对外开放，废除“海禁”。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允许民间商人从福建漳州的月港（今福建海澄）出发，去西洋经商，史称“隆庆开关”。
月港自然条件并不好，与内地相隔崇山峻岭，远离内陆商品货源地，既没有直接的出海口，也不是深水良港，到海外贸易的船只需要先由好几条小船牵引，到厦门港口才能成行。不过正是由于太偏僻，明朝官员一直不太注意，这里没人管，于是成为走私活动最猖獗最活跃的地区。16世纪初葡萄牙人东来以后，月港成为福建沿海最主要的走私贸易港口，很多漳州人靠在月港走私发家致富。
“隆庆开关”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地位，但明朝政府规定，开放的地点仅限于月港。同时，明朝政府仍绝对禁止任何人去日本贸易，所有出海船只若私自前往，则以“通倭”罪论处，再有就是必须交很多税款，并且不得携带任何违禁物品。
严格的限制集中体现在“船引”发放上。“船引”就是许可证，是官方发的出海贸易执照，凡打算出海的商人，都必须事先提出申请，经批准后由海防机构发给“船引”。申领过程中，所有事项必须严格登记，不得遗漏，凡是领到“船引”的海商，都必须交纳“引税”，也就是向政府交纳出海贸易经营税。最初规定每张“船引”纳税银是3两白银，后来增加到6两。
明朝政府对“船引”发放总量也进行了严格控制。起初，每年发放的“船引”总量是50张，后来由于申请出海的人太多，又将“船引”发放数量扩大。万历三年（1575年）增加到100份，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再增至137份，以后，又进一步增加到210个。但这不包括未经批准的商船，有很多人拿不到“船引”，也冒险外出。若把外国来商船也算上，到17世纪初，每年往来于月港的中外商船数目应当在300多艘次左右。
发放“船引”的同时，明政府也给海商制定了十分苛刻的出海贸易规则。可以说，从出海船只数量到贸易路程，从出海时间到贸易货物品种，都有严格规定。根据“船引”所限定的地点，当时从月港出发的海商可以前往东、西洋的一些港口与国家，但绝对禁止前往日本。
从月港输出的主要物资有丝绸、布匹、瓷器、茶叶之类，输入的物产品种也很多，在国外海商看到什么买什么，品种大大超过以往。
月港开放虽对漳州、泉州有利，但对其他地区的海商严格禁止。有几个杭州人搭乘月港出海的商船去了遏罗（泰国）、吕宋，卖丝织品获利丰厚，回国后，他们被明朝以“通番律”论罪，因为他们仍然不能随便出海贸易。当时，船引发放有严格检定，只能发给漳州、泉州附近的人，就连福州的商民也被排斥在“船引”发放范围外，不可以随便出海。
明廷虽然禁止出海船只去日本，但商民一出海，行踪就难以控制了。他们出海后有时先往向南走，然后再转头东去日本。明朝政府越是禁止去日本，在日本的贸易利润就越高，去的人也就越多。明代后期，去日本的商民十分踊跃，在那里住下来的华侨也就越来越多，长崎甚至大约有二三万人之多。
虽然有诸多限制，月港也只是一个小港口，但“隆庆开关”毕竟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得到朝廷认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规定，过去的走私活动就会被视为合法，这使明朝的民间贸易迅速发展。隆庆初年，月港“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许多国家缺乏名优商品，不能满足中国船商的需求，只好以白银支付给前来贸易的人，这导致世界各地的白银大量流入明朝。据估计，“隆庆开关”以后的70多年间，自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国输入明朝的银元至少在1亿元以上。同时，西方的先进火器也在这个时期进入中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明朝军队战斗力。
明朝末期，荷兰战船开到福建澎湖列岛一带海面，并于天启四年（1624年）占据台湾。由于荷兰人的不断骚扰，漳州地区的海外贸易遭到严重的打击，月港也因此走向衰落。崇祯六年（1633年），明政府宣布关闭“洋市”，月港又和原来一样，成为民间海上商业贸易的走私海港。
现在有些人给“隆庆开关”很高的评价，主要原因是人们往往认为“海禁”是从明朝初年开始的，而“隆庆开关”打破了这一传统，所以意义非凡。
其实，月港的开放并不允许漳、泉二府以外地区的商民参与，它只是明廷和海商们斗争的妥协结果，是不得已的做法。明廷是想用月港地区的开放来成就全国绝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海禁”，这只能导致走私贸易的再度兴起。明末东南沿海各地走私贸易与海寇商人活动兴盛，都和“隆庆开关”有很大关系。
文/李铁
编辑/王孝付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作者李铁，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硕士毕业，在甘肃新华社分社担任10年一线记者，熟悉西北5省特别是甘肃一草一木，冒着生命危险去过甘肃很多偏远地方，2002年到北京工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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