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都瑞金：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预演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六周年
铁七师 余开华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关键节点如璀璨星辰，照亮民族前行的漫漫征途；总有一些伟大实践似巍峨丰碑，镌刻着时代的深刻印记。1931年11月7日，赣南群山环抱的瑞金迎来历史性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此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国家形态开展执政实践，犹如一声划破长夜的号角，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版图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党史专家曾以“上海建党，开天辟地；南昌建军，惊天动地；瑞金建政，翻天覆地；北京建国，改天换地”精辟概括这段历史的分量。这座因“掘地得金、金为瑞”得名的小城，以其独特的地理禀赋与革命底蕴，成为中国革命从局部执政迈向全国政权的关键枢纽。在叶坪村那座500平方米的谢氏宗祠里，中国共产党人撬动了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权建设实践。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瑞金的燎原之势，这条用理想与鲜血铺就的道路，不仅重塑了现代中国的政治基因，更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写下开创性篇章。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既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尝试，更是党探索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瑞金时曾深刻指出：“要从瑞金开始追根溯源，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这段实践所积累的执政经验，如同一颗火种，穿越历史烽烟，最终燎原成新中国的朝阳，为今日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深厚根基。
一、革命转折点：从井冈山到赣南的破局之路
（一）战略转移：突破重围的艰难抉择
1929年1月，井冈山的寒冬中，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突破国民党军事“会剿”，向赣南闽西挺进。这支衣衫褴褛却信念如钢的队伍，在敌军围追堵截中艰难转战，处境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层层设防，妄图将红军扼杀在摇篮之中。红军战士们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时刻警惕敌人的偷袭。然而，他们凭借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和灵活的战术，一次次化险为夷。他们翻山越岭，昼伏夜出，与敌人斗智斗勇。在行军过程中，战士们互相扶持，克服了饥饿、寒冷和疲惫等重重困难。
（二）大柏地之战：绝境中的辉煌转折
2月10日，红四军在大柏地麻子坳布下“口袋阵”，以少胜多歼灭敌军两个团，俘敌800余人、缴枪800余支，取得下山以来首次大捷。陈毅赞誉此役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毛泽东重返战场时挥毫写下“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的壮丽词章，字里行间犹见硝烟。这场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让战士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同时，它也打破了国民党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为红军在赣南闽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红军通过巧妙的战术安排，利用地形优势，将敌人引入预设的包围圈，然后发起猛烈攻击，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三）根据地发展：革命形势的高涨
随着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鄂豫皖、洪湖湘鄂西和闽浙赣等根据地也迅速壮大。到1931年，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管辖人口近千万。革命形势的高涨催生迫切需求：如何将分散的苏维埃区域凝聚成统一的国家力量？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但缺乏统一的领导和协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革命的发展。因此，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成为当务之急。各根据地的红军和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为统一政权的建立贡献力量。
（四）战略转变：从城市到农村的理论突破
1930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深刻指出：“以前中央机械地设想中央政府应设在武汉、长沙等大城市，殊不知在苏区建立中央政府才能更兴奋苏维埃区域的群众，影响全国工农。”会议决定“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以统一各苏区党的领导。这一决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城市中心论”向“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彻底转变，为中国革命劈开了新航道。此前，党内部分同志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影响，认为革命应该在城市中爆发并取得胜利。然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城市被敌人严密控制，农村则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通过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势力范围，最终夺取全国政权，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这一战略转变，为在赣南腹地建立全国性政权铺平了道路。
二、从地方到中央：瑞金成为红色首都的必然
（一）备选与转折：邓小平的拨乱反正
历史的选择往往在必然与偶然中交织。最初，党中央计划在福建长汀建立首都，瑞金仅是备选。改变这一格局的关键，是1931年8月抵达瑞金作为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面对原县委书记李添富大搞“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造成的恐怖局面，他以非凡政治勇气拨乱反正：立即停止滥杀无辜，释放300多名被关押的干部群众；推行土地改革，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公平原则；喊出“大家都要有口饭吃”的朴素口号，迅速团结各阶层力量。李添富的错误行为导致瑞金社会动荡，人心惶惶。他滥用职权，随意抓捕和杀害干部群众，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邓小平的到来，犹如一场及时雨，稳定了局势，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他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的需求和疾苦，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恢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
（二）民心所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短短三个月，瑞金从“人人自危”变为“政通人和”。当毛泽东、朱德率部途经瑞金时，看到的是群众自发捐献的2万多元现洋、500多担粮食、1万多斤食盐和800多床棉被——这份滚烫的信任，比任何战略分析都更有说服力。群众的支持是革命成功的根本保障。他们深知，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摆脱剥削和压迫，过上好日子。因此，他们不惜倾其所有，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这些物资是群众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他们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拥护和热爱。
（三）战略优势：地理位置与局势稳定
再加上瑞金地处赣南盆地、三面环山的战略位置，以及第三次反“围剿”后相对稳定的局势，党中央最终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定在瑞金。瑞金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一定的天然屏障，便于防守。同时，相对稳定的局势为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里建立首都，既可以有效地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又可以保障政权的安全。敌人很难对瑞金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而红军则可以依托有利地形进行防御和反击。
（四）历史时刻：共和国的正式诞生
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当天，叶坪谢氏宗祠迎来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时刻。610名代表在“主会场（谢家祠堂）与为迷惑敌人而设置的假会场（长汀开阔地）”的虚实布局中，完成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议程。大会通过《宪法大纲》，宣告“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选举产生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外交、军事、财政等九部一局。美国记者斯诺后来惊叹：“在没有港口、没有铁路的山林里建立起一个共和国，这是建国史上的奇迹！”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的诞生。
三、治国理政的预演：马背上诞生的现代国家雏形
在叶坪与沙洲坝的黄土地上，以谢氏宗祠为起点，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人类政治史上罕见的制度创新。这个被称为“马背上的共和国”的政权，以瑞金为首都实际执政约三年（1931-1934），却创造了彪炳史册的治国经验。
（一）政权建设的开创性实践
——国体政体奠基：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明确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体与政体：国体上，它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属于劳苦民众，军阀、官僚等剥削者被剥夺政治权利；政体上，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权力，其下的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这种架构从根本上区别于封建政权和资产阶级政权，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障，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运用，更是结合中国国情的伟大实践，成为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民主制度探索：建立村、区、县三级代表选举制度，创新“豆选法”（用豆子代替选票）保障文盲群体的民主权利，为后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基础。选举以工厂、居民区为单位，代表有明确任期，需定期向选民报告工作，选民有权罢免不合格代表——这种“看得见的民主”，让劳苦大众第一次感受到主人翁的尊严。
——法治体系奠基：颁布130余部法律法规，涵盖土地、劳动、婚姻等领域。其中《婚姻条例》打破千年封建枷锁，明确“婚姻自由”“一夫一妻”，仅瑞金县就有3000多名妇女凭此条例解除封建婚姻。这些法规构建起基本法律框架，为社会秩序提供了刚性保障。
——廉政机制创新：建立中央审计委员会，查处谢步陞贪污案（苏区首个重大贪腐案）等大案；推行“干部交食宿费”制度，审计报告曾自豪地称其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这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作风，成为党执政的重要口碑。
（二）经济建设的突破性成就
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下，苏维埃政府开创性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用智慧打破“困死苏区”的企图：
——农业基础：推行土地改革让农民“耕者有其田”，颁布《土地法》明确分配原则，兴修水利2000多处，开垦荒地20多万亩，粮食产量较之前提升20%以上。《红色中华》报曾报道：“今年收成普遍增加一成半，有些地方增加二成。”宁都县农民李才莲家分得6亩良田后，主动送儿子参加红军，这正是“经济基础决定政治认同”的生动写照。
——工业起步：创办中央印刷厂、中央被服厂、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等公营企业。其中被服厂月产军服4000套；中央印刷厂能印制纸币、书籍，高峰期有100多名工人，保障了苏区的文化与金融需求；造纸厂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木资源，解决了苏区纸张匮乏的问题。
——贸易突破：设立对外贸易局，在赣县江口等地设立分局，用赣南钨砂、粮食、烟叶、樟脑等换回食盐、药品、布匹、军需品。仅1933年，就通过秘密商道运回300多万斤食盐，缓解了“无盐之痛”。据统计，1933年4月至7月，对外贸易局输出商品价值近130万元，输入商品价值120余万元。
——金融创新：建立国家银行及闽西工农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苏区纸币，并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如闽西工农银行发行20万股，每股1元），创建红色金融体系。这些银行吸收存款、发放低利贷款支持生产和合作社发展，稳定了苏区金融秩序。
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总结经济政策时强调：“进行一切可能的经济建设，集中力量供给战争；极力改良民众生活；对私人经济只要不违法，不但不阻止且提倡奖励。”这些思想后来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源头。
（三）社会文化的革命性变革
——教育普及：提出“每个乡要有一个列宁小学”的目标，使苏区青壮年文盲率从80%降至30%以下。中央教育部编印了《共产儿童读本》《工农读本》等教材。1934年初统计，中央苏区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沙洲坝村民杨荣显从未上过学，在夜校学会写“工农兵”三个字后，逢人就说：“这是咱穷人的字！”
——妇女解放：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后发展为《婚姻法》），废除童养媳、蓄婢纳妾等陋习，规定结婚离婚自由、一夫一妻、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并保障妇女的土地权、财产权。《婚姻条例》规定“女子有参加社会活动的自由”。瑞金县有1.2万名妇女参加洗衣队、救护队，甚至加入红军。兴国县妇女在春耕运动中承担了80%的农田劳动。这种解放不仅是法律层面的，更让女性真正走出家庭，成为社会建设的力量。
——传媒与文艺：创建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即新华社前身），发行《红色中华》报（最高发行量达4万份）；创办《青年实话》《斗争》等刊物；红军剧社用山歌、活报剧宣传革命，创作了《送郎当红军》《十送红军》等经典作品。斯诺曾评价“这是最有力的宣传武器”。这些载体让革命思想穿透山林，抵达每个角落。
苏区呈现的崭新气象，让毛泽东自豪宣告：“谁要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这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百业凋敝形成鲜明对比。
四、星火传承：从苏维埃血脉到共和国基因
瑞金不仅是制度创新的试验田，更是锻造治国人才的革命熔炉。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苏区精神逐渐沉淀，成为穿越时空的精神密码。
（一）干部作风的永恒典范
——毛泽东为叶坪村谢大娘家设计“屋顶明瓦”，让昏暗的老屋透进阳光——这个细节里，藏着“关心群众生活”的执政初心。
——1933年毛泽东带领军民在沙洲坝挖井，结束村民饮用脏塘水的历史。“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民谣流传至今，红井成为党与人民血肉相连的象征。
——周恩来曾说“中国外国不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京”，这句朴素的话里，是革命者对理想家园的坚定信念。
（二）人才摇篮的历史贡献
中央苏区锻造了新中国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开国领袖在此积累执政经验；十大元帅中9位、十大将中8位曾在此战斗；120余位新中国省部级领导干部从这里走出。他们将苏区的实践经验带到全国，比如“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都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正如张爱萍将军所言：“没有瑞金那一段，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哪里出来？”
五、历史转折与精神永存：长征中的涅槃与新时代的回响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苏区迎来鼎盛时期：控制区域6万平方公里，人口300万，红军正规军10万人。然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10日，中央机关从瑞金云石山启程长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入战略转移阶段。
政权延续与升华：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成立西北办事处延续政权职能；
——为促成全民族抗战，1937年9月改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苏维埃形式光荣完成历史使命。
（一）政策转型中的精神延续
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民族矛盾上升的现实，将苏维埃政策调整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后来在陕甘宁边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智慧，正是从瑞金时期的实践中提炼而来，为最终取得全国政权奠定基础。
（二）当代老区的振兴之路
新时代的瑞金继续传承红色基因，用发展成果诠释“初心”：
——叶坪乡黄沙村从2011年人均收入2230元的贫困村，发展为2020年人均收入15160元的小康村，村民住上小楼、家门口就业，实现了“宜居梦”“致富梦”。
——华屋村依托红色资源发展蔬菜大棚，打造“华嬷嬷泡菜”品牌，年产值达300万元，20多户村民通过产业脱贫。
——大柏地村将战场遗址改造成“战地课堂”，2024年接待学员1.5万人次，带动全村20%农户通过餐饮、住宿增收——红色基因正在转化为发展动能。
（三）国家治理的基因图谱
从苏维埃到新时代，制度基因的传承脉络清晰可见：
——群众路线：从瑞金时期“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到脱贫攻坚“一个都不能少”，始终以人民为中心。
——民主实践：从“豆选法”到基层民主协商制度，民主形式不断丰富，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从未改变。
——廉政建设：从“空前的廉洁政府”到全面从严治党，“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延续着“清正为民”的追求。
六、永恒的红色坐标：历史启示与时代价值
当晨曦洒落叶坪革命旧址群的青砖灰瓦，高耸的红五星与现代楼宇交相辉映，历史与现实在此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1937）虽以瑞金为首都仅三年，却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路：它验证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正确性，预演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形态，淬炼了党的执政骨干，孕育了苏区精神的宝贵财富。从瑞金燃起的星火，最终燎原成新中国的朝阳——这场伟大预演所开创的制度探索、积累的治国经验、凝结的为民初心，穿越长征的烽火与抗战的洪流，已融入共和国七十六载春秋的血脉根基。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六周年之际，回望叶坪谢氏宗祠那盏不灭的油灯，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民共和国的基因，早已在那片红色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而守护初心、践行使命，正是对这段光辉历史最好的致敬与传承。
作者余开华，1969年至1973年服役于铁七师三十三团。1974年入湖南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建筑施工教研室主任等职。现已退休。
责编：槛外人 2025-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