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东南名家
非虚构散文之二
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
◎吕永超 中国作协会员
在名冠神州的大冶钢厂宽阔厂区内，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默默矗立。斜阳为它们投下长长的影子，被时光浸透的铁黑色更加深沉、质感。
“汉冶萍煤铁厂矿”，是“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的一般简称，“汉冶萍公司”“汉冶萍”则是它最简的称谓。它始建于189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采用新式机械设备进行大规模生产的钢铁联合企业，也是亚洲最早贯通炼钢、冶铁、采煤全产业链的工业“巡洋舰”。它名字的中心词语，来源于三大核心组成部分：“汉”为汉阳铁厂，炉火照天；“冶”为大冶铁矿，矿脉深沉；“萍”为萍乡煤矿，乌金涌动。这三者构成了一个从原料（煤、铁矿石）开采，到冶炼加工的完整工业链条，共同托起了一个民族的实业救国梦。
它的诞生，浸染了晚清洋务重臣张之洞“自强求富”的洋务理想，也怀揣着洋务派实业家盛宣怀以商拯国的实业抱负。它是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却又充满悲剧色彩的工业具擘，象征一个古老帝国迈向现代化的雄心，但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它又是一曲饱含血泪的工业悲歌。
（一）
历史总是充满骨感。在张之洞和盛宣怀的时代，中国正深陷困境：洋务运动急需大量钢铁，然而国内土铁质量堪忧，不得不耗费巨资从西方进口。“即便是洋针这样的小物件，每年流入中国也价值七十余万银元。”更为严峻的是，一旦外国煤铁断供，众多工厂将面临停工困境。然而，钢铁工业作为近代工业的基石，发展本土钢铁产业逐渐成为洋务派乃至全社会的迫切愿望。
满怀壮志的盛宣怀以实业家的敏锐眼光，在大冶钢厂毗邻的广济盘塘设立了“湖北开采煤铁总局”。他四处奔波，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尽显潇洒风范。受聘的英国矿师郭师敦于1877年秋呈上勘矿报告：“大冶县境内铁矿资源丰富……目前已探明铁层铁脉储量约五百余万吨。若以两座熔炉进行冶炼，足可供应百年之需。”此地铁矿石品位高达60%—66%，与世界上最好的70%品位铁矿相媲美，足以与英、美等国的上等铁矿一争高下。
在晚清时期，权臣张之洞于五十二岁高龄被调任为湖广总督，由此在湖北掀起了洋务运动的热潮，为中国近代史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四年后，他亲自主持兴建的汉阳铁厂正式投产，这位在京城官场中曾经八面玲珑的政客，此时却以一副古风翩翩的形象示人。
然而，随着“定远号”铁舰在刘公岛附近海域的沉沦，李鸿章的政治光环逐渐黯淡。而他一手提拔的淮系干员盛宣怀，也因此陷入了一场政治风波。幸运的是，在北京一处古色古香的公馆客厅中，盛宣怀在茶香缭绕中与张之洞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接管汉阳铁厂，并将其由官办转为官督商办。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1896年5月，它在中国近代实业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遗憾的是，汉阳铁厂出产的钢材质量堪忧，外观虽美却不堪大用，轻者出现裂痕，重者直接断裂。尽管朝廷严令各地督抚必须购买汉阳铁厂的产品以维护国家利益，但面对如此劣质的产品，谁又敢轻易购买呢？这不禁让人质疑汉阳铁厂的存在意义。盛宣怀如同被困笼中的野兽，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
当盛宣怀正忙于矿务与铁路事务，心力交瘁之际，他的父亲盛康离世。他必须归家，恪守孝礼。这本是遵循传统、尽孝道的寻常之举，却意外地开启了他与袁世凯之间的分歧。
在商界游刃有余的盛宣怀，面对袁世凯的强势却显得力不从心。在他守孝期间，袁世凯迅速行动，安插亲信，夺取了原本属于盛宣怀的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的实际控制权，并明确规定轮、电二局不得再向汉阳铁厂提供资金援助，更不允许以其资产作为抵押。面对袁世凯的强势打压，精明的盛宣怀只能无奈叹息，感慨袁世凯的手段狠辣，翻云覆雨。曾经的“知己”如今变为对手，官僚间的友谊竟如此脆弱。
然而，盛宣怀毕竟非凡人，他在逆境中屹立不倒，决心找出钢铁脆裂的根源。百思不得其解的他，决定向国外的同行求教。在《铁厂派员出洋片》中，他极力推荐精通英法双语、深谙洋务、工科知识丰富的李维格出国学习考察，以期探究钢铁制造的精髓，“他们为何如此优良？我们为何如此粗劣？他们为何如此精湛？我们为何如此粗糙？借鉴他人的经验，我们可以改正自己的错误。”
李维格的欧洲之行如同夜行得烛，终于揭示了钢材易脆易断的罪魁祸首——磷。
盛宣怀采纳了李维格的建议，购置新设备，改造旧炉，改进工艺，以去除重磷矿石中的磷质。困扰了十多年的难题终于迎刃而解。1908年，中国首家集煤炭、铁矿、钢铁于一体的大型联合钢铁企业应运而生。盛宣怀亲自前往湖北检验新钢，为产品质量能与欧洲相媲美而自豪，为来访的东西方人士称赞中国产品也能达到如此水平而高兴。他还亲临萍乡煤矿，乘坐电车深入矿井四里多，亲手取出大块煤炭，为那绵延十里的荒山和如梳齿般密集的炉厂而赞颂。他顺势提出在大冶这一铁矿产地兴建新铁厂的计划，以解决汉阳铁厂炼铁设备与炼钢设备不匹配的问题。于是，在1913年，大冶钢厂的前身大冶钢铁厂在黄石西塞山下的袁家湖应运而生。
盛宣怀为筹建大冶钢铁厂，不惜斥巨资购得大冶铁矿的丰富矿石资源与汉阳铁厂数百万吨生铁，并以此作为抵押，向日本借贷了巨额的1500万日元。这一举措，虽在表面上显现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张与发展，然而其背后却暗藏着与日本势力深层次的纠缠。这种纠缠的起源，不仅与袁世凯对盛宣怀的强势压迫有关，更离不开日本驻华公使等人对盛宣怀展开的猛烈攻势。曾几何时，盛宣怀对借洋债可能引发的“外人执政”风险心存顾虑，然而最终却仍未能逃脱日本侵略者的狡猾圈套，遗憾地“败走麦城”。
如今，当我们站在汉冶萍广场上，眼前呈现的是一幅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画卷。一侧，现代化生产车间繁忙而有序，为国产C919大型客机、港珠澳大桥以及“神舟”“天宫”“嫦娥”等国之重器提供着坚实的特种钢材支撑；而另一侧，则是历经百年风雨、如今仅余断壁残垣的汉冶萍高炉遗址。这两座始建于1921年的巍峨炼铁高炉，是当时的“亚洲第一高炉”，曾是中国工业史上的骄傲，它们在短短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炼出了25.8万多吨生铁，大部分被运往日本以偿还那笔沉重的日债。
1938年夏，日军逼近黄石石灰窑，对黄石港上游江面实施了严密的空中封锁。7月28日，蒋介石向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主任杨继曾发出急电，指示道：“鉴于汉冶萍公司大冶化铁炉等设备拆卸困难，应立即着手准备爆破事宜。”随后，国民党武汉卫戍总司令部迅速派遣爆破队伍，将化铁炉、热风炉等核心设备及部分厂房彻底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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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高炉的基座还在，露出的混凝土钢筋，乌黑油亮。它告诉我们，记忆是不会生锈的——尽管这个空间里曾经是机车轰鸣、铁水奔流，已经化为今天的游人欢笑、鸟语花香。即便是残垣断壁，它依然“填补了我国近代早期钢铁工业文物保护中的空白，具有典型性、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这自然是后话。
在国家的动荡与贫弱之中，曾盛极一时的汉冶萍公司迅速走向衰败，虽名存但已实亡。1948年年末，国民政府正式决定撤销汉冶萍公司，将其全部资产移交给新成立的华中钢铁有限公司，标志着汉冶萍公司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抗战胜利后，华中钢铁公司曾计划恢复一座高炉的冶炼作业。然而，当时已濒临崩溃的国民政府既缺乏必要的机械部件，也筹集不到足够的资金。最终，他们只能勉强拼凑起一座66立方米的小高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建立新中国之前，众多有志之士虽为救国强国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终究难以扭转乾坤。
′ （二）
在中国钢铁工业历史长河中，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存世58年（1890—1948年），先后经历了晚清政府官办的雄心、官督商办的挣扎、完全商办的转型，又历经日本侵占下的大冶矿业所掌控，最终归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华中钢铁有限公司经营。一路充满了抗争、借鉴、屈辱与觉醒，是民族工业从血与火中蹒跚起步的时代史册。
当我们翻阅这部重如钢铁的史册，百年之后依然在黄石地区的土地上，能够一一对应九处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这是天大的幸事。旧址以大冶钢厂为节点，分厂外两处，厂内七处。
它们都生在长江边。当年它们听惯了的船工号子，早已被悠长的汽笛取代，但江风里仍回荡着汉冶萍的忧愁与壮志，吹不断，吹不散。
然而，世事如西塞山脚下江流迂回，因缘际会让小红楼与汉冶萍神奇地勾连起来。
为推进大冶铁矿与大冶铁厂建设，汉冶萍公司重金招揽西方技术人才，即所谓的“洋员”。其中的天主教信徒，需每周赴小红楼参加弥撒，或静默祷告、冥思心灵。而后，他们常集聚在小红楼探讨采矿、炼铁技术，只为避开中国工人，防其“偷学”。
但小红楼是神父居所，集会多有不便。约1917年，由大冶铁厂提供特有“火砖”，在小红楼旁增建一座附属建筑（今作保安门卫室），供洋员礼拜间隙休憩和技术交流。这样，小红楼与汉冶萍，这原本平行的“铁轨”，竟在这江畔之地悄然交汇。
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汹涌而过，冲毁了小红楼附属建筑的一角。在之后的清理与维护中，人们惊异地发现，残墙中的“火砖”，竟与大冶钢厂厂区内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遗留下来的“火砖”，同出一源，都来自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由张之洞督办建立的汉阳铁厂砖厂。
故纸堆里的文字记载，与沉甸甸的火砖共同佐证，小红楼作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的一部分，于史有凭、理固宜然。它不只是那个时候天主教信徒的信仰之所，更是一段沉默而辛辣的“画外音”……
“画外音”沿江而下，被凸出的海观山撞得粉碎。江水重新组合、分流，深泓线顺右岸前行。在黄石港口集团11号码头，江涛拍打卸矿机圆形水泥墩，声如闷雷，那不是水声，是帆影、皮带运输机与码头劳工喊叫声压缩成的回响。
不错，这是卸矿机旧址，在小红楼的下游、大冶钢厂的上游。这座由贮矿仓和皮带运输机涵洞，巧妙构成的庞然大物，以独特的“L”字形姿态横卧在长江岸边，时急时缓地说着从洋务运动到殖民掠夺的沉重工业故事。
(卸矿机)
1938年秋季，日军占领黄石之后，为进一步加速对铁矿资源的掠夺，他们开始着手在“东矿码头”建造先进的机械化卸矿设备。在东西向上的位置上，设置两排共8个贮矿仓，每个矿仓分布45个卸矿口，上部铺设铁轨供火车卸矿，下方通过皮带运输机直通码头装船。在日本工程师1939年的施工日志中，详细记载着对德国技术的改良：将原设计的铸铁支架，改为铆接钢梁结构，抗压强度提升40%。然而，这一精密系统服务的却是殖民者的贪婪：1938年至1945年间，日本通过卸矿机又掠走近600万吨矿石，相当于此前38年掠夺总量的60%以上，这个用西方工业文明成果制造出的巨型装备，成了我国民族工业的绞索。
如今，在卸矿机旧址上仔细观察，清晰可见其独特的殖民建筑特征：主体结构采用日式“雨淋板”外墙与德式桁架屋顶的混搭设计，混凝土标号达到当时日本军工标准JISA5305。在3号矿仓北墙，仍可辨认出“昭和十四年三菱重工制”的钢印与张之洞时期“汉阳铁厂”铭文。
贮矿仓的混凝土墙体厚达50厘米，表面残留着铁锈色的矿渣痕迹；卸矿口的铸铁构件虽已腐蚀，但排列规整的方形孔洞仍显示出当年机械化设计的精准。皮带运输机涵洞的拱券结构，采用红砖砌筑，顶部覆以钢筋混凝土，其跨度与高度是当时工程技术的先进水平。
卸矿机旧址作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组成部分，我市曾在2018年组织专业人员清理现场，从残存的传动装置看，可见直径1.2米的铸铁齿轮，采用的是“渐开线——摆线复合齿形”，证明其传动效率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在电气控制室遗址上，发现的西门子380V接触器，其银钨合金触点，至今仍然保持良好的导电性。尤为珍贵的是，在矿仓上部的铁轨遗存，它们与36公里长、中国最早商办铁路之一的大冶铁路相连，构成近代工业运输网络的实物标本。
卸矿机旧址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重要见证。从1893年“老汉码头”，到1941年卸矿机的建成，黄石港逐渐发展为长江中游的工业枢纽。大冶铁路的修建、机械化装卸技术的引入，推动了中国近代物流体系的形成。即便在日本控制时期，缷矿机的中国工人仍通过参与设备安装与维护，掌握了部分关键技术，为抗战后工业重建积累了经验。
卸矿机旧址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暴行。日本通过“借款——控制——掠夺”的三步策略，将大冶铁矿变为“东亚共荣”谎言下的资源殖民地。卸矿机的每一吨矿石，都浸染着中国劳工的血泪，档案记载，日本占领期间实行严酷的“以人换矿”政策，矿工伤亡率常年超过30%。这种剥削不仅是经济掠夺，更是对民族尊严的践踏。
′ 今天，当我们驻足于锈迹斑驳的卸矿机前，指尖轻触那些镌刻着岁月印记的铆钉，耳畔不仅回荡着江风的呼啸，更能聆听到历史深处那自强不息与顽强抗争的钢铁般声响。
我的目光离开了卸矿机，不想说话，心里五味杂陈。朋友提醒我深呼吸，平复心情。大冶钢厂厂区内，还有七处汉冶萍旧址等待我们光临。想想也是，就来到江边，掬起一捧水洗把脸。江水滔滔，不舍昼夜，仿佛时光的本身——冲刷苦难，沉淀智慧，一路向东，不问归期。人咋就不能这样呢？
在大冶钢厂，我按图索骥，与冶炼铁炉、高炉栈桥、日式建筑、欧式建筑、瞭望塔、张之洞塑像、汉冶萍界碑，一一相视相见，一一细看细读。因历史久远，史料欠缺，读不太懂。幸好朋友陈永祥先生曾是《冶钢报》记者，家中书柜和他的肚子都有“货”。在他的帮助下，得以呈现部分旧址的壮阔与悲怆。
先说日式建筑与欧式建筑。在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中，它们并肩而存，实在是黄石地区近代工业建筑史上难得一见的景观。
欧式建筑即为欧式公事房，建于1917年，为三层砖木‘结构、三角形屋顶、别致的老虎窗和精致的石砌立面，展现了浓郁的欧洲乡村风情。那陡峭的孟莎屋顶，坡度高达60度，上面整齐排列的铸铁通风器，显得别具一格。红砖立面采用英式砌法，每块顺丁相间，而半圆形拱门则流露出明显的莱茵河地区特色。
这里曾是大冶铁厂厂部办公楼的所在地，更是盛宣怀时代管理实践的见证者。屋内保留下来的壁炉与木质地板，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的传承，透露出西方技术团队曾长期在此驻扎与工作的痕迹。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同志在视察冶钢时，曾选择这座小楼作为临时居所。七十年代末，经过精心修缮，它一度成为人们参观、缅怀伟人的地方。这里层累叠加的历史记忆，已经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
在欧式建筑的对面，是四座日式楼宇，为日氏建筑，被誉为“大”字号楼。它们始建于1917年，以双坡屋面与矩形窗为设计特色，巧妙地融合了唐宋建筑之精髓与日本明治时期的工业美学，深刻诠释了“和洋折衷”的建筑哲学。其布局呈“田”字形，以砖木为主体结构，同时运用先进的混凝土技术夯实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其屋面构造颇具匠心：外层覆盖着从日本引进的机制平瓦，内层则铺设着鄂东南地区传统的竹篾垫层。窗棂的优雅曲线，显然汲取了唐招提寺的灵感；而排水系统，则是对京都町屋经典“遣樋”设计的巧妙改进。
欧式建筑与日式建筑在此同时存在，也是不同时期外来势力在中国土地上影响力的空间映射。然而，在这其中，中国工匠以他们的智慧进行了巧妙地隐性抵抗：欧式建筑的砖雕纹样中，悄然融入了“暗八仙”等传统图案元素；日式建筑之宿舍的木构部分，则选用了本土的杉木而非日本的柳杉；在“大正楼”的门厅地板上，更是以铜条精心镶嵌出八卦图案。这种独特的“文化转译”现象，使得这些建筑不仅仅是外来形制的简单复制，更成为外来文化与本土智慧相互博弈、交融的结果。
欧式建筑与日式建筑让我的眉头刚刚舒展，却又在冶炼铁炉旧址边打了结。炼铁炉灰飞烟灭，底座残垣断壁，顿感撕裂的疼痛阵阵袭来。
1915年，盛宣怀满怀信心地委派汉冶萍公司精英，远赴大洋彼岸，为成立不到两年的大冶铁厂引进两座顶尖的固定式炼铁炉。历经6年的精心建设，这两座高炉于1921年巍然耸立，以27.44米之身躯，800立方米的容积，和每日450吨的设计产能，被誉为“亚洲第一高炉”，实打实地让中国的炼铁技术一下子站在世界的巅峰。
历史行进到1938年，日本侵略者溯江而上，进犯华中，“武汉保卫战”炮声隆隆、血流成河。日寇铁蹄踩踏黄石地区黑土地时，他们的兵锋直指大冶铁矿与大冶钢厂。为避免重要工业设施设备落入敌手，国民政府下令实施焦土抗战，对无法内迁的核心设备就地毁坏。
同年秋，在日寇逼近的硝烟中，中国守军与大冶钢厂工程人员含泪执行命令，在两座高炉里埋设炸药。引信哧哧过后，巨响震天，烟尘蔽江，钢铁巨构轰然崩塌。这是一个民族在存亡之际，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凛然抉择。
昨天的炼铁高炉，变成今天的旧址。它残骸横卧在这里，风吹雨打，巍然不动，告诉无数来人：工业重镇黄石，是如何用钢铁之躯殉国的壮烈往事……
（三）
黄石这片土地，在洋务运动时期，它便是中国近代第一批重工业城镇之一。1908年，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成立，大冶铁矿作为其“三驾马车”之一，奠定了中国民族工业的早期格局。
到1913年，汉冶萍公司筹建的大冶钢铁厂，在20世纪二十年代，已跻身长江流域乃至全国钢铁生产的重要支柱。其铁产量占长江流域半数、全国近三分之一，规模甚至超越汉阳铁厂，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一座新的里程碑。
(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局部>)
因了钢厂与高炉，汉冶萍公司深刻地重塑了这片土地的社会肌理与文化风貌。从1876年外籍矿师踏勘黄石开始，来自远方的工程师、工匠和技术人才，携带新思想、新文化汇入本土之中，悄然改变着矿冶之城的文化传统，一点一点地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黄石有幸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现场，厂房林立、机声轰鸣，更在思想与文化上，比周边地区更早地融入现代的洪流。
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一批产业工人，机器轰鸣中，是新型劳动群体的形成与知识力量的注入。这一切，深刻影响了黄石原有的矿冶生产传统，也催生了商业的兴盛与经济结构的蜕变，铺就了一条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沉重而又光辉的道路。
由此再次驻足仔细观望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它珍贵的价值令人怦然心动。珍贵，就因为它就是它，不可复制、无以替代。时间愈久远，其光芒更加璀璨。
谁也无法否定它的历史价值。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钢铁工业遗址，它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活化石，是中国近现代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见证人。在这段不可逆的历史中，没有任何遗存能够取代它的位置。
谁也无法否定它的科学价值。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作为中国现代矿冶生产活动的先行者，它是唯一一家生产经营具有跨省、跨国、跨行业经营的大型联合企业，集采铁、开煤、炼焦、冶炼钢铁于一体，兼营铁路和水上航运，以前所未有的产业格局，让世人刮目相看。
汉冶萍公司引进的设备和工艺，均属时代主流。特 别是在吸取第一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二次技术改造，首次成功建立起从采矿、生铁冶炼到轧钢的一整套技术体系，产出高质量的钢铁制品，实现了近代中国钢铁产业在“器物”层面的系统建设。
到20世纪20年代初，汉冶萍公司除拥有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三大主体厂矿外，还扩展到大冶铁厂及众多的合资、附属厂矿。汉冶萍公司总事务所设在上海，业务遍及国内多省，并远达海外。三大主体厂矿分布于湖北、江西，还审时度势地兼并合办了国内许多工矿企业。1912年，其附属厂矿遍及全国7省，或独资经营或合营或租采10多处铁矿、煤矿、镁矿和铁厂。如安徽的振冶铁矿、龙山铁矿，辽宁的海城镁矿，湖南的常耒锰矿，江苏福宁门煤矿，南京的幕阜山煤矿等。国内合资企业有江西鄱乐煤矿，河北龙烟铁矿，湖北汉口扬子机器制造公司等。1917年与国外合办的合资企业有日本九州制钢公司，曾与美国西稚图钢铁公司、香港大采洋行发生贸易关系，在日本的东京和大阪、英国的伦敦设立了事务所。真正实现了资本、资源与人才的跨域整合。
更值得称道的是其运输系统：汉冶萍构建了水铁联运体系，是中国首家采用此类现代化运输模式的企业。大冶铁矿建起湖北第一条铁路，全长36公里，由德国技术与器材支持，自成体系；水路则开辟汉申、汉冶、汉湘等多条航线，自备拖轮25艘、钢驳31艘，形成高效运输网络。萍乡煤矿创建初期，运输主要依靠水路，开辟了汉湘水运航线。煤炭依靠肩挑车推到萍城长潭码头，然后再装船运往汉口、长沙等地。1899年，萍乡至安源铁路开通，全长7.23公里，是江西省第一条铁路，且为我国煤矿最早自办的专用铁路之一。安源煤焦先用火车运抵萍乡城西，然后改取水道顺渌江至株洲，再转湘江、越洞庭、过岳阳，最后沿长江到达汉阳。汉湘航线长约千里，设株洲、长沙、岳州(阳)、汉阳运输所。1905年，株萍铁路全线通车，全长90.29公里，沿途共设9站。1909年粤汉铁路长(沙)株(洲)段通车，并与株萍铁路相衔。此后，萍矿的焦炭由株萍、粤汉两路联运，直达武昌，1913年，大冶铁矿开炉炼铁，又由武昌运萍煤抵大冶石灰窑。公司销往日本的铁矿石、生铁，用轮驳运往芜湖，再装日轮出口，并设芜湖转运站。
而散落在大冶钢厂内的日式建筑、欧式建筑，不仅是这段历史的物证，更以其独特的形制，成为中国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遗产，还为那段融合东西的工业岁月提供了硬核证明。
谁也不能否定它的社会价值。汉冶萍公司，是一根深扎于近代中国大地上的钢铁脊梁，在新式钢铁生产史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1915年之前，它是这片土地上唯一以新法炼钢制铁的钢铁联合企业，一枝独秀地引领中国工业化。其后，本溪湖煤铁公司和鞍山铁厂相继建成投产，虽然规模较大，但实际上完全被日本控制。1923年以前，汉冶萍公司的钢铁产量占据了中国新式钢铁总产量的大半份额；1937年之前，汉冶萍公司拥有最大规模的炼铁高炉。汉冶萍，始终烙印着民族工业的初心。
当然，汉冶萍公司的影响，远不止于辉煌时期。在全国军民抗战的血雨腥风中，当技术外援几乎断绝、为抵抗外敌不得不在大后方自建钢铁企业的时候，汉冶萍虽已式微，但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自己使命。它所留存下来的设备、积累的技术经验，尤其是那一代由它培育出来的本土工程师与产业工人，成为战时钢铁厂建设最珍贵的燎原星火。他们参与设计、协助建造，将中国人的钢铁意志，熔铸进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战。
汉冶萍的技术与产品，早已赢得国内外同行的认可。1912年，汉冶萍的钢铁产品荣获巴拿马世博会奖章。1914年，在意大利罗马世博会中，萍乡的焦炭、大冶铁矿的砂与汉阳钢铁同获最优奖。当时，欧美冶金专家普赞汉阳铁厂的产品，上海各铸造厂家非汉阳铁厂生铁不用。贯穿南北的京汉铁路，其钢轨大部分来自汉冶萍公司；赫赫有名的“汉阳造”步枪，也是采用汉阳钢材锻造而成的。
谁也不能否定它的文化价值。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汉冶萍从官办、官督商办走向股份制商办，始终与中国的社会制度变迁和思想浪潮紧密相连。作为中国现代工业化进程的起点，汉冶萍煤铁厂矿诞生于传统与近代激烈碰撞的时代背景下，深受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实用经世思想的浸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新式机械进行大规模生产的钢铁联合企业。
‘汉冶萍在保留土法炼钢的同时，又引领新式钢铁的潮流，成为外来文化与本土实践相融合的生动场景。它被誉为“东亚第一雄厂”，既是炼钢、冶铁、采煤的联合企业，又是一座文化的熔炉，在熊熊炉火中，淬炼了一个民族走向工业文明的钢铁般意志与金色梦想。′′
在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上行走，我从冶炼铁炉混凝土基座的钢筋皱纹、高炉栈桥挑起的时空烟云、日式与欧式建筑比肩而立的岁月肌理、张之洞塑像的肃穆凝望里，见到了遗存当年真实的样子，似乎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那个时代一群人的精神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