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北关小学后才知道，五、六年级不在本校，而是在北什方院，它的北侧就是闻名全国的太原钢铁厂。上学路途较远，中途还要过一条小河：北沙河。这是一座破旧的寺庙，教学设施简陋，课桌椅也是长条桌、长条凳。学生大多是大北关的，也有几个北门街的。不几天，我就和大家混熟了，经常一起上学，一起回家。课间休息时，就一起爬上旁边的一座砖塔上去玩。

        学校没有食堂，离家远点的同学都从家里带饭，由学校给热一下。同学中有带炒菜的，也有像我一样只带馒头或窝头，再加点咸菜的。那时好像也没有谁叫苦，我更不觉得有什么苦。有学上了，心里美还美不过来呢，那里会有什么苦不苦的想法和感觉呢？

        邻居郭厚卿老师是父亲学校中师部的有名的语文教师，在路上碰见父亲，问：“老郝，你儿子好多天不见，哪里去了？”父亲回答说：“到大北关小学上高小了。”郭老师说：“你就这么一个儿子，就不怕让河漂上走了？你也真放心啊！这样吧，我给国师附小说说，让他到咱们附小上学吧。”

        国民师范附属小学，按今天的说法，那是一座重点学校，很有名，要进去，不容易。当然得经过严格的考试。考试情况我一点也不记得了，后来听父亲说，考过以后，教导处张主任曾找他谈话，问他：“老郝，你儿子在家上过高小没有？”父亲怕学校不收我，就撒了个慌，回答说：“上过。不过，乡下学校水平低，他没学好。”张主任笑笑说：“老郝，这你哄不了我，他没有上过高小。算术题的卷子，他的答案都是对的，但是计算的式子不对，得数都对，是他心里切算出来的。让他来上学吧，努力些就是了。”

        这样，我就进了国民师范附小，还是读五年级第二学期。

        两个星期没有去大北关小学了，也不好意思去给学校讲自己上了国师附小，书钱也还没有交，交吧，眼下又没有钱，觉得有点没脸见人，对不起老师，正不知怎么办是好。这时，大北关小学的老师听我的同学说我已上了国师附小，就委托同学叫我把书退回去，还让同学对我说，你能上国师附小好，向你表示祝贺。大北关小学的老师既没有向我要一分钱，也没有一点责备我的意思，还对我表示祝贺，让我无比感动。世上真的就有这么好的教师，对一个贫寒家庭出身的孩子如此关爱，如此体贴，热诚相助。师德至伟，大爱深挚，至今想起，或每每向他人提起，仍然令我心潮激荡，热泪盈眶。

        我土头土脑，操着浓重的乡音，在附小同学中是个异类，但并没有受到任何歧视，很快就融入了这个新的集体之中。我在老家时做过幻灯，在好不容易拣到的破玻璃片上画上个小人，用纸卷个筒，端着油灯往土墙上一照，和家人与同学自娱自乐。来到大城市，玻璃纸到处都可以拣到，纸盒、玻璃也有的是。我做了个幻灯盒，在玻璃纸上画上个什么，晚上拿到学校去演，很受同学欢迎。那时社会文化生活非常贫乏，就这么个东西，伙伴们看了都还挺高兴。国师副校长的女儿是我校六年级学生，听说还对他人夸我说：“老郝的儿子可好哩，还会演幻灯呢。”

        国师附小学习条件和环境很好，老师个个教学有方，我很爱听，学习热情高涨。我虽然没有上过五年级第一学期，但好像也没有觉得学习有多难，语文、历史、地理学得最好，小考没有下过90分。学校大操场四周的粉墙上画满了地图，地理课作业主要就是画地图，很容易就能把山川地貌、地名、交通、物产等等背个滚瓜烂熟。算术、自然学得也不错。最头疼的是体育，跑不快，跳不高，耐力和速度都不行。小孩大都爱夸奖，老师越夸奖，就越努力，成绩就越好。体育老师不喜欢我，我也就不喜欢体育，同其它各科相比成绩最差。期末考试结果，我在班上排名第一。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我想大家也不会想到。

        放寒假了。住在我家隔壁的国民师范教导处王凤莲老师对我父亲说：“老郝，今年春季国师初师部要招一个班新生，让你儿子报名考一下，如能考上的话，你家的生活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困难了。”父亲说：“他还有一年没上，没有学过，怕不行吧？”王老师说：“你把他的语文、算术作业拿来我看看。”王老师看后对父亲说：“语文还差不多，算术没学过，差得远。还有40来天，你赶紧找人给他补习一下，还来得及。”

        父亲找了学校中师部一位叫吕养谦的学生给我辅导算术。他满脸麻子，当过技术员，数理化学得好，同父亲关系不错。教材是从街上买来的一本小升初数学指南，整天钻在父亲锅炉房旁边的小黑屋里，在吕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了起来。书中尽是一些我从来没有学过的知识，什么鸡兔同笼啊，火车相向运行啊，等等。吕老师热心教我帮我，完全是义务劳动，分文不取，他知道我家也无钱可付。就这样，突击了近一个月，便匆匆走进了考场。

        那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至今我依然清楚地记得，老师带着我们踏着厚厚的积雪静静地向考场走去，只听见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心在嗵嗵嗵嗵地跳。那种紧张的心情，是我一生之中仅有的一次体验。

        语文卷子似乎还不难，算术卷子有几道题一看就有点发懵。考试结果，父亲跟有关老师打听了一下，说是语文还可以，问题不大，算术不及格。管数学的王伯鸿老师查了一下我的卷子，对父亲说，一道难题他倒是做对了，容易做的题反倒没有做好，我还给他找回3分。

        接下来是复试。共两项，一项是面试，有语文、历史、地理知识，好对付；还有速算，就有点难。老师问：多少加多少，减多少，再乘多少、除多少，等于多少？测试你的计算速度、反应灵敏度，越快越准确得分越高。看老师表情，还算可以。另一项是体育，考带球投篮。要命！我从乡下来，只玩过棉花一团用线缠成的“皮球”，从来没有摸过篮球，不会带球跑，更不会投篮。从球场这头到那头，开始是拍着球怎么也跑不起来，待到带球跑起来了，到篮下了，球又控制不住，出界了！场上一片哄笑。我急得浑身发热，头上直冒汗。赶紧拣回球来投篮，球又不听使唤，一个都投不进去。这时，哨音响了，时间到了。场上又是一阵哄笑。真是出尽洋相、丢死人了！体育老师虽然同我家是邻居，同父亲关系也挺好，但考试面前人人平等，也只能给个不及格。

        考试录取名单公布了，大红榜贴在校门外的南墙上。这次原定招一个班，因报名人数太多，听说有1800多人，最后决定招两个班。民间有个传说：“太原成立了个国民师范，街上拉洋车的少了一半。”上国师的大多是贫苦人家的子弟，薄一波、徐向前、程子华以及杜润生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都曾是这个学校的学生。那时穷人多，上师范吃公费，很受追捧，能考上国师是很幸运的事情。我深知自己不行，看榜时不是从前面往后面看，而是从后面往前面看，很快就在备取生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排在备取生稍微靠前的位置上。略感高兴，总比榜上无名好，还是有被录取的希望的。

        但开学快一个月了，我还是没有被录取。一个老师的孩子，是我在国师附小同班同学，已经去上课了，可我还没有进去。我在附小的班主任冯明秀老师为我打抱不平，对父亲说：“他和你的孩子都是我的学生，他的学习不如你儿子，他能上，你儿子为什么不能上？我要找校长去说！”最终他还是没敢去找校长说。父亲着急得很，也不敢去找校长。有位老师看不惯，气不平，硬是一把将父亲推进了校长办公室，父亲这才壮着胆子向教导处丁主任提出了我的入学请求。丁主任说他事情多，记不住，等那天开会研究，看到校长来的时候，再到办公室来给他提个醒。一天，父亲看见校长来了，丁主任也来了，就去找他们，刚到门口，丁主任抬头看见了父亲，就说：“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很快，我的入学问题就解决了。

        上了国师，是我的命运的大转折，对我来说简直就像进了天堂。每月6·5元的伙食费，午饭、晚饭不是二米（大米加小米）饭，就是拳4两面一个的大馒头，还有一大勺菜，有时还有肉，对我这个在老家从来没有吃过肉的孩子来说，每天都像过大年似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课本也是学校发，作业本得自己买，到街上买点废品账本，废旧纸张，订个本子，就解决了。学校还用伙食结余，给全校每个学生做过一套蓝色斜纹布的衣服，国庆、五一游行时穿上，胸前戴上“国师”校徽，队伍整齐雄壮，那是相当的自豪。

        母亲来太原送我上学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家庭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好日子开始了。但很不幸，过了还不到一年，母亲就因积劳成疾，突然撒手人寰了。她患的是肺炎，并非不治之症，只因无钱上医院治疗，结果错失良机不治身亡，年仅46岁。

        母亲的去世，对我是个天大的打击。她死于1952年1月28日。我记下了那个痛苦的终身难忘的场景。在那个阴郁的晚上，母亲躺在炕上，眼里流出别前的眼泪，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孩子，……我是不行了，……以后你要好好听你爹的话。……你已经长大了，我死了也不结记你了……”我听着，心如刀绞，不觉眼泪淋漓，跪在母亲身旁，说：“娘，你不会死，你会好的，再打上一针盘尼西林就好了……”母亲摸着我的头，对父亲说：“我是不行了，不要……瞎花钱了，给我买不起棺材，可以买一领席子卷一下，省点钱让你们以后花，你们以后会困难的……”我更哭成了一团，父亲眼睛也红了，对母亲说：“不要紧，我一定经营他成人。”第二天中午，母亲就和我们永别了。

        我知道，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当运送母亲的遗体去埋葬时，我已经没有了眼泪。我只有将悲痛化为力量，刻苦学习，增长本领，作为对母亲的报答。

        我更知道，没有母亲的引领，我就不知学习的重要，就不会在苦难中坚持上学。是她为我开辟了前进的路，是她铸就了我刚直不阿、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灵魂。

        为补贴家用，寒假我为老师集训服务，暑假到建筑工地挖地基赚钱，一立方1元，那年夏天赚了18元，相当于我们差不多3个月的饭钱。

        我上学晚，又是个跳级生，读书太少，基础很差，也许还算努力吧，进入初师，考试成绩很快就进到班上前几名。初师毕业，因年龄较小，可以上中师，毫不费力经统一考试，分配到太原第一师范。那是一座以教学质量著称的名校，我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中师毕业，又正好赶上那年高校扩招，允许师范生报考师范类高校的有关专业。我和父亲商量后决计一试，没有想到，结果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更没有想到，一开学，系里就指定我为学习班长，一班之长。过去我从来没有当过班长和团支书记，顶多就是个支部学习委员。

        考过之后，经和父亲商议，我背着用小被子包着的母亲的遗骨，循着当年的来路，将她送回了老家，安葬在故乡的土地上。这们，不论我考到哪里，或分配到何地工作，都可放心走向远方。

        我深深感到，人的一生，充满变数，在转弯的地方走向何处，作何选择，偶然因素作用很大。如果当初母亲不带我从农村闯入城市谋求出路，仍旧在家种地，我可能就会终身务农；如果报社容纳我当个勤杂人员，打水扫地，我可能就会以此为生；如果机器厂不嫌我瘦弱无力，收我当个锻工，我可能将成为一名工人；如果裁缝师父善待我，我可能就会成为一名裁缝，终此一生……不论哪条路能行得通，我都不会走向后来的生涯。诸多偶然的叠加，造成了某种必然。我要感谢我在人生路遇到的每个人，每个帮助过我或没有帮助过我的人，甚至包括那位裁缝师傅。

        当然，人的一生，如同一个国家的历史一样，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只有结果，没有“如果”。就我来说，如果说其中也包含着某种必然因素的话，那就是在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和家庭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心中燃烧着一团火：我要上学，我要读书，做一个对祖国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

        我有机会得以上学读书，首先要感谢母亲和父亲的见识、决断和毅力，同时，也要感谢我在一路上所遇到的那么多的贤师，那么多的好人，没有他们的关心、爱护、支持和帮助，没有他们那种不求任何回报的诚挚扶持，我这个穷孩子就很难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登进学校大门。从初师到中师，从中师到师范大学，整整10年啊，如果没有人民的供养，我根本就上不了学，从而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我。我常常说：“我是吃人民的小米长大的。”对祖国、对人民、对党常怀感恩之心。我的一切都是祖国、人民和党给的，我的一切属于祖国、属于人民、属于党。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想着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      （完）   （2010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