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文四班（散文）

  文/黄合永

       那年，我在铜鼓县黄毗小学做民办教师。某日，从省报上看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国家要恢复高考了！我们几位年轻老师异常兴奋。尽管心里没底，也不管结果如何，终归是要一搏的。离高考仅剩一个月时间了。那天我跟家里说了我要参加高考的事，家里人都非常支持。母亲没文化，不太明白高考是怎么回事，她只要儿子有出息就好。父亲是个实在人，话也说得很实在。他说，合永虽说如今在村里学校当民办老师，但这终究是没有保障的，还是农村户口，还是吃农村粮。如果上面派公办老师下来，你照样要回家种田。我当然明白，像我们这种出生在农村的青年，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要想跳出“农门”，只有高考这一条路，别无选择！大哥有文化，看问题更透彻。大哥对我说，你读了高中，又做了几年老师，有些功底。不能局限于黄毗这个小天地，应该有更大的舞台。家人的支持鼓励，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其实我想参加高考还有更深层的一个原因。我虽然生长在黄毗，但我是铜鼓街上白屋里黄家，是黄庭坚直系后裔。我们的祖地在修水双井，北宋年间黄氏一门48进士，那可是赫赫有名的华夏第一进士村！千古家训犹在耳旁回响：穷不读书，穷根难断；富不读书，富不长久。读书是普通人逆风翻盘的唯一“捷径”。现在高考的机遇来了，我绝不可以错过。

        一个月后，我们这批被文革耽误的青年，终于走进了久违的高考考场。我未能进入大学校门，被录取在宜春师范学校。

        1978年初春，我来到了宜春师范读书。跟我一起录取在中文班的有李如意、陈云海、邱新华、张常萍以及长林厂的唐光华等6名铜鼓同学。当年的宜春师范座落在风光旖旎的化成岩下。宜春师范实际是与宜春师专合在一起的。我们师范中文班与师专中文系教室同在一个楼层，任课老师也大都是师专的老师。我们班主任叫王菊花，是一位刚从北师大毕业的美女老师，身材高挑，两条长长的辫子。王老师是北方人，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看上去王老师的年龄与我们不相上下。她性情谦和、待人真诚。除了班上的集体活动，我跟王老师基本上没什么交集。唐光华、李如意他们与王老师接触比较多，也更有共同话题。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王菊花老师原本就是长林厂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王老师任我们《文艺理论》课，可能是没做过老师的缘故，粉笔字也写得不是很漂亮。板书时，字越写越高，直到写不到黑板了，颠起脚来写，才发现是字行写歪了。尽管如此，同学们仍非常尊重她。

      那时候的宜春，远没有现在繁华，仅有丁字型的两条街。出了师专校门，穿过双桥，转弯便来到了街上。横贯东西的中山路是条主要街道，电影院那一段是最繁华的，青龙商场都还是后来才有的。我们在宜春师范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当时的宜春，当时的宜春师范，还有班主任王老师的大致模样，至今我还有朦朦胧胧的印象。

      大概是宜春师专要扩大办学规模，1978年冬，宜春师范与宜春师专分家。 某日，学校通知，宜春师范6个班整体搬迁至高安师范。那天，几百人，十几辆大巴车，浩浩荡荡从宜春驶向高安。

      高安师范座落于赣中瓷都高安市城北，依山傍水，环境优美。高安师范是所百年老校，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学校肇始于1906年，前身为高安进修书院附设高安传习所。1946年由“高安乡村师范”正式更名为“江西省高安师范学校”，至1949年5月高安解放。学校校址为“风仪书院”。

        宜春师范并入后，高安师范有4个中文班，4个理化班，2个文艺班，2个体育班。那时候，中小学教师奇缺。学校给我们这一届定位的培养目标就是初中教师。我们从宜春转过来的编为中文四班，班长戴胜金，团支部书记刘绍德。班主任朱桃生老师教《古代汉语》。朱老师是一位非常有涵养，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中等个子，性格温和，模样和蔼可亲， 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耀着智慧的光茫。我们用的《古代汉语》教材，厚厚上下二册，就是朱老师主编的。朱老师是高安本地人，他非常关心班上的每一个学生。因为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学生，大都有些工作经历，各方面都比较成熟。我们对老师也特别尊重。所以朱老师与我们的关系也是亦师亦友。朱老师治学严谨，授课时语速舒缓，力求每句话都表达精准，而且没有废话。课后他又跟同学们亲切交谈，聊宜春各地的风土人情，方言俚语。在我眼里，朱老师既是一个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的老师，又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长者。他的举手投足、言行举止，生动诠释了“师范”教育的深刻内涵。师者如炬，以德行昭日月，以文化润山河。朱老师的师者形象，在我脑海中烙下深深的印记，对我以后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文四班是个优秀的集体。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学生，同学之间的年龄、阅历都有较大差距。但有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在入学前，大都有过一段工作经历。因此，我们没有一般学生的幼稚和青涩，各方面体现出成熟和稳重。我和袁小虎是上下铺，又有着共同的话题，喜欢聊文学创作。还有万载的李德全也一样，因而我们自然成了走得比较近的朋友。先是我的一首小诗，被高安文化馆贴在老城楼门洞两侧的“文艺园地”上，非常引人注目。因为那个门洞是城北过浮桥到城南繁华街市的必经之地。小虎、德全对我很是羡慕，我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后来我就往报社副刊投稿。结果可以想象，我收到的总是报社退稿的牛皮纸大信封。我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想打退堂鼓了。谁知柳暗花明又一村。某日，出人意料地收到《江西日报》一个大信封，撕开一看，是一份大报纸，文艺版上赫然印着我的名字！这下我可出名了！在我们中文四班同学当中，掀起了阵阵涟漪。尔后又不时有我的名字出现在《江西日报》、《赣中报》、《萍乡群众文艺》等报刊。当时觉得很荣耀，很有成就感。其实到现在看来，虽然我的小诗印成了铅字，那只不过是些豆腐块而已，大概是报刊编辑对我积极投稿的鼓励罢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在我们中文四班，我只是平庸之辈，井底之蛙。先说袁小虎吧，他平时说话风趣幽默，语言活泼，虽不显山不露水，但眉宇间充满着睿智。毕业离校的头天晚上，我、小虎、德全三人，每人拿一床草席，躺在学校大门左侧的运动场草坪上，高谈阔论，做着文学梦。后来各自到工作岗位，我和德全虽在工作上也算过得去，德全做了万载广电局长，我则从西向乡级初中进了县城。但我们俩的文学梦却未能实现。小虎这位在学校不显山露水的同学却了不得，不只仕途顺利，先后担任了袁州区宣传部副部长，区文化局长。而且文学创作大丰收，在《四川文学》、《人民日报海外版》、《散文》等100多家报刊杂志发表作品，多篇作品还被《散文海外版》《读者》《青年文摘》等知名刊物选用。还有《真正的施主》收入北京版语文课本。《一个夜晚》入选香港语文资源库。《一只杯和半只碗》入选人教版阅读教材。他早已是江西作家协会会员，还曾担任袁州区作协主席。小虎一鸣惊人，圆了他的文学梦，令人赞叹不已。 新余的杨国生同学，从分宜农村穷山沟里走出来，师范毕业后，供职于新余市财政局，“踏踏实实做事，勤勤恳恳做人”。工作之余，勤于笔耕，先后出版了《财苑漫笔》和《亲情乡情闲情》、《境乃心悟》散文集。我们班学习委员张有清，毕业后在宜春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退休后，笔耕不辍，发表大量诗词和时评杂文。张有清政治灵敏，关注国际国内大事，杂文文笔犀利，字字珠玑，切中要害。他成为宜春乃至江西全省知名的时评作家。周晓芬，是一位来自分宜的才女。她的文章笔触细腻，情景交融，感染力强，常常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誉。她曾经为她周氏族人写过一篇文章，那文笔真是了得，引经据典，谈古论今，词句工整，语言超凡脱俗，显示其深厚的文字功底和文学素养。她在分宜一中长期担任高三把关老师，教学成绩显著，是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声誉传遍新余。

      以上所以说的袁小虎、杨国生、张有清、周晓芬等，只是我们中文四班的几个代表，还有戴胜金、刘绍德、杨文华、汤兰香、辛慧芬、魏文星、李如意、唐光华、袁平、张常萍、谢明军等一大批优秀人才。还有班上年龄最小的张志群，以及那位女生刘志玲，因她老家在海南，大家便以地名称呼她为“海南岛”，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高安是一座古城。那座浮桥既是连通南北的必经之路，也是广大市民休闲的乐园。从高安师范大门过去几百米，穿过古城楼高大的门洞，往下走10余级石台阶，便来到了名闻遐迩的浮桥。浮桥是由一艘艘木船连接而成，船下是奔流不息的锦江，正所谓水涨船高。那天晚上发生在浮桥上惊心动魄的一幕，至今定格在我的脑际。那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夜晚，浮桥上到处是乘凉的人。光着上身躺着的、坐着的，千姿百态。人们海阔天空天南地北地聊着。那天是周末，我与几位同学一起，也在浮桥上坐着闲聊。“有人落水了，快救人”！突然一声尖叫划破夜空，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人群中有个身影一个箭步上前，纵身一跃跳入河中……，不多久，落水儿童救上来了。后来我得知，那位奋不顾身抢救落水儿童的英雄，就是我们高安师范的校友！他受到了学校和当地政府的表彰。虽然这只是我师范学习生活中的一个插曲，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对这位校友表示深深的敬意！同时也感叹我们生活的时代还是好人多！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往事如烟，我们所经历的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在记忆深处大都已成碎片。但我们在师范学习生活的每一个日日夜夜，曾经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学习的同窗学友，像一部老版的影片，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放映。朋友，如今我们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分散在五湖四海的同学，你们都好吗？我们的中文四班，我们的青葱岁月，你是否还能记起？

      作者简介：黄合永，江西铜鼓人，大学毕业，中学高级教师，从教40年，现退休赋闲在家，重拾少年文学梦。宜春市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江西作家》、《江西作家文坛》、《江苏广播电视报.文艺副刊》、《宜春文艺》《文笔精华》《西部风》等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