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泉城,归于山河
三段不朽的英雄回响
文//花茶
泉城风骨,山河回响
有些记忆,与土地血脉相连。读女作家严民最近所写的三篇抗战文章,最先感受到的不是战火的喧嚣,而是来自齐鲁大地的独特气息。这些故事的起点,都在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在战争到来之前,它承载了宁静的岁月和年轻的梦想。
辛锐,这位后来名列国家著名抗日英烈名录的巾帼英雄,最初的身份是大明湖畔的大家闺秀,祖父是济南商会会长辛铸九。她的人生本该是诗书琴画,16岁举办个人画展,做书画家是她最纯粹的向往。同样在这片水土上,另一位居住大明湖西岸二道虹桥旁的方叔洪,童年是制锦市小学作文优秀的学霸,高中毕业时却已成为即将投笔从戎的爱国青年。
济南,是他们精神世界的原乡,是抹不去的和平幸福时光。它赋予了辛锐艺术灵气,也见证了方叔洪从书生到救国青年的转变。然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却将他们从温润的泉城,推向了沂蒙的崇山峻岭。
辛锐奔赴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是《大众日报》的创始人之一、能歌善舞的姊妹剧团团长。方叔洪在经历了台儿庄大战的血火洗礼后,同样奉命率部进入鲁南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地理空间的转换,标志着人生的巨变。从城市的文化滋养,到山区的浴血奋战,最终辛锐在火红峪的山洞里拉响手榴弹;方叔洪在沂源县冯家场被围困饮弹自尽;他们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红色的沂蒙山地!

如果说济南是理想的摇篮,沂蒙山是牺牲的祭坛,那么刘知侠笔下的微山湖,则是另一种形态的战场。那里没有高山壁垒,却有纵横的铁道线和浩渺的芦苇荡。刘知侠出身于铁道工人之家, 16岁参加抗战,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去文协工作。1943年山东军区召开战斗英雄大会,知侠由此结识了铁道游击队队员。他曾两次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敌人封锁线,与铁道游击队队员并肩战斗。1948年知侠作为解放济南的战士,进入泉城。此后于大明湖畔住所动笔,撰写《铁道游击队》,传颂了 “爬飞车、搞机枪,闯火车、炸桥梁”的民间英雄。
这三种地理空间——城市、山地、平湖,恰好构成了山东抗战的立体图景。它们不仅是故事的背景,更是塑造英雄性格,决定斗争方式的关键所在。泉城的文化底蕴孕育了辛锐和方叔洪的家国情怀,沂蒙的险峻地形,决定了他们在最残酷的阵地上反击扫荡,而微山湖的广阔水陆,则催生了铁道游击队抗日的传奇。地理,在此刻成为了命运的另一种述写。
亲历者的真情与温度
这三篇文章之所以打动人心,在于它们不是冰冷的历史陈述,而是带着亲历者的体温,通过个人化的视角,让我们触摸到了历史的细节和质感,这也正是其独特的史料价值所在。关于方叔洪将军的记述,几乎完全是建立在作者父亲严薇青教授的回忆里。我们看到的方叔洪,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将领,他既是那个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少年方范,也是提起代抄作文往事时“只是淡淡一笑”的青年,更是从日本士官学校归来,身材魁梧,声音洪亮的军官。这些碎片化的记忆,如同家庭相册里的老照片,虽不完整,却无比真切,让我们得以窥见了英雄成长的轨迹。同样,关于刘知侠的记述,也充满了个人交往的温情。作者回忆起儿时与这位“知侠伯伯”的会面,一句“爱看书,好啊!等长大了再学着写书吧!”的鼓励,不仅是对一个孩子的期许,更像是两代文化人之间一种不经意的传承。使我们看到的知侠,不仅是《铁道游击队》的作者,更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和蔼长辈。尤为感人的是“芳林嫂”刘桂清老人在十年浩劫中,冒着巨大风险,收留落难的刘知侠和铁道游击队政委,甚至为了保护他们,让他们于一墙之隔,而互不知晓。这些充满人情味的细节,是超越时代的忠诚与善良,为宏大的历史叙事注入了最宝贵的真实感。
在记述辛锐烈士的文章里,也有不少令人心碎的细节。丈夫陈明奔赴战场时,因她之前流产而特意叮嘱“一定要爱惜身体,顺利生下孩子”,并为未出世的孩子取名“新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被困山洞的辛锐,轻轻抚摸着腹部,对孩子低语:“新新啊,你跟着娘遭罪了。等抗战胜利了,俺带着你和你爸回济南,看看大明湖……”。这细节,将一位女英雄还原成了一位妻子和母亲。同样,在她们最艰难的困境中,乡亲们送来了“几床棉被和地瓜干”,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却折射出军民之间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而这些“小事”恰恰是官方史书容易忽略的,作家严民却细腻地将它们构成了具有浓浓人情味的历史血肉。这种“带着体温的历史”,比任何数据和年表都更能长久地留在人们心中,因为它连接的不是我们的理智,而是我们共通的人性!
英雄精神的两种永生
英雄的生命,如何超越死亡?严民所撰这三篇文章,恰好为我们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却又彼此关联的“永生”之道。
第一种,是通过最决绝的牺牲,将生命的瞬间化为永恒的丰碑。辛锐和方叔洪的人生,都终结于惨烈的战斗和主动的选择。他们的牺牲,是个人意志的终极体现,以毁灭自身的方式,捍卫了不可摧毁的精神。这种精神,被国家和人民所铭记,他们的名字都镌刻在了国家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上。这是一种以“在场”的方式实现的永生——用最壮烈的方式永远留在了民族的集体记忆里。
而刘知侠则代表了第二种永生之道:通过文字和艺术,为英雄的精神铸就永不磨灭的灵魂。知侠曾是一名手握钢枪的战士,但他最终的武器是笔,以名著《铁道游击队》为那些抗战英雄们,找到了可以永久流传的文化载体,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成为象征着人民智慧和勇气的文化符号。
这两种永生,看似不同,实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辛锐和方叔洪们的壮烈牺牲,是故事的内核,是民族精神的源泉。而刘知侠们的倾心创作,则是将这些内核打磨、提炼,并传播出去的渠道。没有前者的行动,后者的书写便会空洞无物;而没有后者的记录与升华,前者的牺牲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模糊,最终只剩下一个纪念碑上的名字——英雄们用生命写下史诗,作家们则用笔让史诗传颂。
无疑,作家严民所撰写的抗战故事,也正是在参与这个不朽的循环。她以一个老济南人的身份,力求使家乡抗战烈士的英名和精神世代相传,获得真正的永生!
(本文为读者“花茶”为《不是崩木哏》公众号文章所撰写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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