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实行佛道并重的政策，使用道教名词“开皇”作为开国年号，标志着朝庭将道教理论作为治国方略。开启了中国道教隋吝兴盛的历史。

隋文帝重用道士，兴建宫观。他相信符箓科谶，道士张宾、焦子顺等人向其密告符命，为杨坚称帝争取舆论。隋炀帝杨广沿袭了这一政策，敬重王远知、孔道茂等道士，还幻想长生不老，迷恋金丹仙药。

隋朝也是道教发展的转折时期。隋朝统治者利用道教为其服务，为唐朝统治者崇道树立了榜样，也为唐朝道教以茅山宗为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隋末许多道士投靠李渊父子麾下，编造了李氏为王的谶语神话。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制定了尊奉道教为皇家宗教的崇道政策：尊老子为其先祖，宣称自己是“神仙之苗裔”，表明“道大佛小”；颁布《先老后释诏》规定“老先、次孔、末后释宗”。从此，道教一步一步走向鼎盛。

唐太宗李世民也重申“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再次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李世民采用道家清静无为、垂拱而治的治国政策，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晚年李世民更是热衷于长生方术，大量服食丹药。

唐高宗李治继续奉行崇道政策：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首开给老子册封尊号之先河；尊《老子》为上经，令王公官僚学习，规定为科举考试内容；提高道士地位，在各地兴建道观。武则天依靠佛教徒为“武周革命”大造舆论，故而削弱道教。唐中宗、唐睿宗恢复崇道政策。

唐玄宗李隆基开创了“开元盛世”，道教也在其推动下达到全盛，社会上的崇道之风发展到极致。唐玄宗的崇道政策有：神话祖先“玄元皇帝”，掀起崇拜热潮；提高道士的地位，使之享受皇家特权；规定道举制度，以“四子真经”开科取士；规定《道德经》为诸经之首，并亲自作注颁布天下；积极搜集整理道经，编纂了历史上第一部道藏《开元道藏》；大力倡导斋醮，制作道教音乐，制定道教节日。

另一方面，盛唐时期高道辈出，他们从哲学、丹道、斋醮各方面大大推进了道教建设。以“重玄”思想注解《道德经》的重玄学在唐朝得到大发展，代表人物是成玄英、李荣和王玄览。成玄英的“重玄之道”包罗了宇宙论、政治论、人生论诸多内容，融合道家老庄哲学和佛教中观哲学、儒家思想，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李荣的重玄学充满了中道精神，认为“道”是体用一源、体用兼备的。王玄览在“道体论”的指导下，阐述了“道物”、“有无”、“心性”等问题，提出了“修变求不变”的修仙理论。司马承祯著有《坐忘论》、《天隐子》，提出了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七个修道层次和斋戒、安处、存想、坐忘、神解五个修仙渐门，他的“安心坐忘”、“主静去欲”的修炼方法成为宋元内丹学的先驱。

此外，孟安排、张万福、李筌、吴筠等人也对道教教义、修炼、斋醮各方面做出了贡献。

隋唐时期道教学者为科学技术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宾的开皇历、傅仁均的戊寅元历和李淳风的麒麟历，推动了天文历法的发展；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对医药学和养生学有着巨大的贡献；张果老提出的九转丹成法促进了炼丹术和化学的发展。

此时的道教派别以茅山宗和楼观派最兴盛，备受李唐皇室推崇，天师道也开始活动于社会，各道派在理论教义和斋醮仪式上呈现出相互交叉融合的特点。

安史之乱使唐朝由极盛走向衰落，也使道教遭受破坏，但中晚唐的统治者继续沿用“尊祖”、“崇本”的崇道政策。其中，唐武宗是中晚唐的皇帝中崇道最突出的：他采取措施，崇奉圣祖老子；亲受符箓，宠信道士；筑造宫观，炼丹服药；此外他还在会昌（841—846）年间下诏废除佛教。

唐代道教的发展在贞元、元和以降的晚唐时代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这一倾向直接引起了建制道教神圣性的丧失及其本身的衰落，同时，这一进程为新的道教思想与修道方式的产生、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兵祸连连，道教更是遭受劫难，但不少帝王仍因袭唐朝崇道之风，如后唐明宗李嗣源、后晋高祖石敬瑭、后周世宗柴荣、闽王王璘、前蜀王建父子等。其中后周世宗柴荣崇道最为突出，他对自己取得帝位进行神化，对高道陈抟加以礼待；同时，由于佛教的种种弊端尤其是财政问题，他采取措施大规模毁坏佛寺佛像，限制佛教发展。

中晚唐时期外丹术、黄白术达到巅峰，唐朝的内丹术逐渐兴起并呈现繁荣景象，促成外丹术向内丹术过渡的代表人物是崔希范、彭晓、钟离权和吕洞宾。崔希范的《入药镜》提出只有修炼精气神才能忘形养神而归长生久视之道；彭晓提出“金液还丹是白日冲天之道”，将《参同契》上的概念重新用内丹学来定义；钟离权和吕洞宾的内丹思想体现在《钟吕传道集》中，全书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基础、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系统完整地论述了内丹学说。

唐末的杜光庭（618一907年）对道教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将以往各种老子的神话传说系统化，使老子形象道、神、人三位一体；对历代研究《道德经》的情况作了总结；从神仙实有、仙道多途和历代崇道方面宣传道教；编集《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阐述道教仙界；对斋醮科仪进行修订，使道教斋醮科仪变得成熟。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兵祸连连，道教更是遭受劫难，但不少帝王仍因袭唐朝崇道之风，其中后周世宗柴荣崇道最为突出，他对自己取得帝位进行神化，对高道陈抟加以礼待；同时，由于佛教的种种弊端尤其是财政问题，他采取措施大规模毁坏佛寺佛像，限制佛教发展。

中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一些著名道教学者致力于道教神话、理论、道术、斋醮的研究和建设，为维护道教信仰做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兵祸连年，朝庭对是教的态度以及道教世俗化的倾向，使得所有努力都难改变其去向衰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