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2025年7月6日在《西北城际头条》上发表《看孙子》以后，内心未平，因为文中的一句感叹：不知怎的，老来更容易感动激动，本为当时直觉，却搅动了我的心思。
我借在孙子就读学校参加活动之机，利用课间，在人老腿慢，楼上楼下楼里楼外地折腾，几分钟里竟然见到孙子，了一心愿。但后来不能平静的，倒不是了却心愿的满足，而是我无尽的感动感激。
起初感动于我去卫生间之际赶上课间休息，又凑巧我有了看孙子的时间，不由感谢老天；然后，感动感激一帮素不相识同学的热情帮忙；接着想到感谢培养他们的老师、家长和学校。进而想到，我还应感谢老年大学提供的机会；感谢我们二胡班师生集体努力让我得以抓住机会；后来想到正在苦求生存的加沙人民，由心地感谢我们和平的国家…
再往前，想到战争年代，若在那时，随时性命难保，岂会有看孙子的奢望。进而不由对自己发出终极一问：如果战争年代被敌人抓捕施以严刑，皮鞭抽、老虎凳、烫烙铁、下竹签，甚至像731恶魔般的残害，自己到底能成为赵一曼还是甫志高？想来想去，虽自觉有点意志，我也不敢确定回答。平日里受点小伤，扎个小刺，医院打针，歪了脚脖，上火牙痛，胃痛发作…都往往疼痛难忍，严刑之下能够若何，只有真正的严刑以后才能知道。
又想现在，无论可能的赵一曼，也无论可能的甫志高，都是一样的光鲜幸福美满，还能借机看看孙子。能够如此，说到底，不是凭着自己的本事，而是国家、时代让我无需面对赵一曼还是甫志高那样的决绝选择，才让自己免于可能错误选择后的痛苦与尴尬，才无所顾忌地活成个人样。如此，不能不感动感激缔造了我们党、国家和时代的先烈先辈们。
感激先辈自然想到父母。我的生身父母在国民政府决口黄河阻挡日军进攻的黄水之难中，幸得保命逃出。当然，逃难的不只我们一家，也不只一村一县一省。虽与那些殒命黄水的乡亲相比，我们家算是幸运，但未及准备瞬间出走，裹在几百万计的逃难大军之中，沿途吃什么喝什么，不用细说，便可想而知。大哥说中途无奈，全家人靠着我最小的姐姐换得的一袋馍馍挨到西安。我的出生让生母遭难无力救治身亡，翌年生父因为生计，自己生疮不敢停歇无钱医治殒命。
我的养父在自己40多岁，明知我为他养老无望的情况下，收留了我，结果在我高中即将毕业那年他老人家因病去世。30年后一次我偶遇乡亲马叔被告知：“你爹当年曾给我说：‘俺孩儿要是用钱找你，你就给他，回来我就还你’”。那时我在距家近10公里的县城读书，与马叔上班的单位相距百米。这一托付父亲虽未曾告我，但以父亲乐善好施多做少说的心性，我确信无疑。他老人家因生计无法顾及到校看我，心却一直都在我的身上。
我的生身父母未得福报早早殒命，养身父母未及享受亦匆匆离世，留给我深深的遗憾，因此，与养父母相依为命的日子永远不敢忘怀。
当年，我们一家人借住地道般的残破窑洞，雨天，向窑内倒灌；一尺见方的近地小窗，用泥抹边固定的一块玻璃，被泥水溅上漫下；一扇绳绑断转满身窟窿的门扇，夜里用杠子顶着；紧靠门外的鸡堂子动不动半夜传来鼠狼拉鸡的惊叫，我被吓得失魂落魄，害得母亲敲盆为我叫魂；逢年过节，反扣谱蓝底上几个陶碗盛菜，以砖头为登，折用树枝补筷子不足，招待客人；窑里养牛养羊，人畜同住…
后来，我在单位上班，开始拿了工资，有间房子，一下子有了从地下到天上的感觉，别提有多高兴。一家六口住十来平米的一间房子，屋内床连床几为通铺，孩子渐大，在外借住。有年腊月三十，我突有想法，一家人常年分住，能不能团圆一晚，于是，想让平日在外借住的孩子回来打一晚地铺。孩子们不习惯，不愿意，为了好反倒惹得一家不快。
其实，日常吃饭比住房还麻烦。蜂煤炉放在门外廊檐底下，封炉子试来试去总难把握，严了闷死炉火，留缝吧蜂煤又易燃尽熄灭。最尴尬的是早晨灭火，各家都急着上班忙于做饭，不好借火，就得自己去生。因为烟大会影响邻居，炉子得挪到空旷点的地方。几次赶上硬柴完了，用废纸去生，纸不耐火，又总是等不及炉膛烧热，就急着夹煤进去，便很快灭火，再点，再灭。即使炉子生着了，也只能留待中午使用，生火呛得鼻涕眼泪，还抹成花脸，一家人早晨终是没能有口热饭热水，啃着冷馍去上学上班。尽管如此，比残窑苦度要好得多，心中仍是满足。
上班第一年，我每月28元的试用期工资，要养一家6口是不够用的，好在家中有地，吃粮可以少花钱，其余用度尽量节省，一年后转正，每月39.5元，紧巴的日子稍松一点，也很高兴。如此一年又一年39.5元的月工资没有调升，其间，赶上我母亲瘫痪，全力救治借账近千元，弄到俩孩子小学学费一共3元来钱，没赶上我发工资，妻子只好掏枕芯卖破烂凑数。直到大儿子上初中时家里依然拮据，校服没钱，儿子自己捡破烂买了一顶帽子，成了学校早操队伍中少有的土八路。过了近10年，每月工资调升到45.5元，我兴奋不已，曾对妻子说过：“如果给我每月调升到50元，我就给国家好好干一辈子！。”
单位对我的照顾尤其让我感动感激。我在第一个工作单位待了三年，每年春节前单位都通知我补个申请，去领困难补助。正常情况下，应该先交困难申请，再由单位研究决定。我第一年不知情没有申请，后两年是考虑到自己已享受过困难补助不愿再申请，结果单位为我连年破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赶上部分调资，我因为妻子生了4胎，知道自己调资无望，压根没想。但后来工资调升竟然有我，当时只知道是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忙。大约30年后才无意间得知帮忙的细节，是单位和同志们帮我调查，去医院开证明，说明我的妻子因为身体原因不能流产手术。如此帮我还30年间没人对我说起。回想当年，大家说我工作好，其实，领导和同志们比我更好。我每每想起过，不知道怎么感激他们才对。
后来的工作生活中，我遇到贵人一位接着一位，给我指点、帮助、提携…
老了，爱回忆了，经历的往事，想起一件，感动感激一番，再想起一件，又感动感激一番，想来想去，没有不让我感动感激的，感动感激于是成了我的生活习惯。
细想起来，不仅老来感动感激，年轻时也感动感激，但似有不同。老来的感动感激是一味的。当年的感动感激有过反复递进。那个过程里，好日子过着过着对难日子的记忆就有点淡了，好日子过着过着也就不觉得那么好了，还慢慢地生出不满足，甚至埋怨来。
虽有反复，终能自我惊醒，也有坚持。在我每月工资290元的时候辞职离开单位自谋职业。对此，妻子几次用我曾经“每月50元干一辈子”的话取笑于我。虽然她是玩笑，但我内心检讨。尽管有客观原因，比如我4个孩子，当时想着一个孩子上学、工作、住房、结婚最少4件大事，我就有16件，2年一件的话办完也得30多年。两年时间我无法筹够操办下一件大事的所需资金，尤其是住房。不得已辞职找个能多挣点钱的地方。尽管原因客观，但还是因失诺而自责。
自那以后小心承诺。后来多年里，我走南闯北国内国外，凡到之处，经常会有庙宇，多有许愿很灵之处，但我从不许愿。一是觉得没啥许的。我辞职以后经济压力缓解，也就剩下“平安”的愿望，心想只要自己存善念做善事，不愁平安不与相伴，无需求神佛保佑。二是怕再失信。许愿就得还愿，到时能否还原不得而知。既如此，干脆不许愿，也让自己能够不失信地轻松活着。
当然，也常遇另类的事，比如前天一次公交小遇。一人离座下车，过道上站着老人、持爱心卡者等等，离座位最近的一位年轻女性，很快拉了身边孩子一把，孩子利索地坐上了黄色座椅。年轻女性肩上有一书包，应该是送孩子上学的妈妈。孩子落座时没有顾及周围需要帮助的人，连自己的妈妈也没有谦让，完全一副旁若无人理直气壮的样子。由此也想到更有甚者，毒蔬菜、毒水果、毒食品、假药品、损人利己、骗人戏法、欺行霸市、不正之风、行贿受贿、贪污腐败、娱乐至上、精神涣散…我们的党、国家和社会也存在着毛病、问题，甚或严重问题，不由生出担心。再想到自古医不自治，现在，党和国家不仅在自治，还在给自己做手术，又不由感动感激。
如此，我生、我长、我存的终生经历中，日常生活的微小细节中，从身边向外无限延伸的生活社会环境中，无不充满着值得的感动感激。越老经得越多，感动感激自然也就多了起来。
不过，也为孙子担忧。自己陪父母受过些难，又既历清苦、清明，也经富足、腐败，一生中还曾摇摇摆摆。再观孙子，从小没有苦受，长大一下子投入社会染缸，他将来会怎么样呢？
作者简介
李斌旭，长安区王曲街办皇甫村人，生于1947年4月27日，先后在长安县政府、酒店就职，曾于5家省市学协会兼职，西安作协会员，长安政协文史员，专业文章、文史资料、散文等散见，专著《享受管理》200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关注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