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 历
作者/重阳
昨夜整理储藏室，在蒙尘的杂物堆里，竟翻出一本1992年的挂历。塑封页面早已泛黄卷边，轻轻一抖，便有细碎的光阴簌簌落下。十二个月的美人图依旧明艳——穿旗袍的女子执纨扇立于荷塘边，眉眼含笑，那一笑，便凝固了三十三年。
正上三年级的小外孙一伊跑来，指着问：“这是谁的画？”我说是一本旧挂历。她眨着清澈的眼睛反问：“挂历是什么？”我一时怔住。是啊，挂历是什么？连我自己，也已许多年不曾见过了。生于数字时代的她，又怎会知道。解释许久，一伊似懂非懂地说：“就像我们班的每周课程表吧。”我点头：“也算吧。”
一本旧挂历，勾起无数记忆。上世纪90年代初，寻常人家的客厅总要留一面最醒目的墙给挂历。元旦前夕，人们会精心选购几本，作为走亲访友的礼品。牛皮纸包裹的不只是十二张彩页，更是对崭新岁月最郑重的期许。挂历，是那个年代辞旧迎新的紧俏礼品。
那时我刚成家不久，每年挑选挂历都格外用心——山水要清朗，美人须端庄，若遇上名家书画，更要反复比对。曾买过一本世界风光，维也纳金色大厅、阿尔卑斯雪峰、塞纳河柔波，就这样在斑驳的墙面上轮番流转。每次凝视，总不敢相信世上真有如此美丽的地方。
回老家定西时，也不忘选几本适合农村的挂历。一家人围坐八仙桌吃晚饭，目光常飘向那本新挂历。父亲说他讨饭时去过青海湖一带，觉得这照片不太像；母亲念叨着哪天能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就见大光景了。这些在现代人看来再简单不过的愿望，在挂历的光影里、在父母额头的皱纹里悄悄生根。我暗自想着：抽空一定要带他们去青海湖和北京，可时光无情，不过几年，父母相继离世，他们的愿景终未实现。
千禧年春节去姑父家，在北京工作的表妹将他们兄弟姐妹几家的合影制成挂历挂在墙上，让我大开眼界。姑父一家在玉湖公园拍的全家福就在封面，小小挂历让整个屋子都暖了。年近八十的姑姑穿着簇新棉袄，特意翻到三月的页面，笑得合不笼嘴：“你看我这孙娃子，笑得多心疼！”说着就抹眼泪。我悄声问表妹你把孩子没带回来？表妹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出国了。过一小会儿，姑姑拉我再翻挂历让我看一遍，还是那句话，还是抹眼泪。
曾查过相关资料，挂历在国内流行可以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但它的雏形更早。在唐代永贞年间，人们在历书的空白处记录一天发生的大事和月令、节气等，挂在显眼位置以示提醒，这应该是挂历的早期形式。宋朝时，年画开始流行；到明朝，有的商号在年画下边印上年月历，这就和现代挂历十分接近了。到了清朝，彩印套色年画问世，年画画面占上部三分之二，下部三分之一则有日期和节令，这就算是定型的挂历了。
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曾有复制的《清明上河图》挂历，价格贵到二三十元，还很难买到，这多少也带着文化饥渴的痕迹；90年代几乎让港星美照占据了主流，流淌着开放的气息。再后来兴起的家庭照、个人写真、自创书画作品等，也在宣告着个体意识的苏醒。从纸张看，最初是简单硬纸，后变哑光、亮光，乃至宣纸、铜版镶金边……挂历越来越厚、质量越来越好，可它在墙上的停留时间却越来越短。它的变迁，俨然一部微缩社会史。倒是想不起来，从什么时候开始，挂历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我将那本1992年的挂历重新卷好，系上丝带。这不是怀旧，而是对一段特定时空的郑重告别。挂历的每一页，都是一个小小的窗口，透过它，能窥见那个时代的风貌与情感。那时物质虽不丰盈，日子也简单，却充满对美好的向往与生活的仪式感。每当新年换上挂历，就如同为平凡的日子注入新的希望。那日期格子里，生长着滚烫的憧憬；一方纸页间，传递着家庭的温度；每次看它，总会有不同的风景。
电子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世界变得太快。不得不承认，有些事物正以更快的速度悄然退场。如今手机锁屏上瞬息万变的数字，再也勾勒不出“一月一翻”的庄重仪式。年轻一代难以理解：那个时代的长辈，在换下旧挂历时的莫名惆怅，与翻开新挂历时对每一个日子密密匝匝的希望。（2025.0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