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花季
农科院中学的成长漂流记
作者/余成刚
常说初中是人生的花季,而我的花季,是由三块不同的花布拼凑而成的。从八一酒厂子弟小学到八一棉纺厂中学,再到农科院中学,并非孟母三迁的佳话,而是一个12岁少年在时代与自我的夹缝中,一段真实笨拙的成长漂流时光。
从纺中“逃离”来到农科院中学后,我在纺中那种自卑、压抑和彷徨的感觉顿时云开雾散。因为新疆农科院是我们酒厂的前主管单位,之前名称是五七农场,而我们单位最早是五七农场5连;兵团恢复后,酒厂划归当时的兵团直属独立团,也就是现在的第八师152团,五七农场也成为兵团农科院并存在至今。我可以自豪地算是农科院中学的子弟。
学校里分为院内子弟和农试场子弟的阶级区别:院内子弟的父母基本是知识分子,农试场子弟的父母大多是农工。所以同学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鸿沟,而我却能在其中左右逢源,获得很多珍贵的友谊。
我转学来到农科院中学后,因在纺中没有认真静下心读书,便和家中商量重读了一届初二。我被分到了初二(2)班,第一天报到我就不陌生——学校和班级里有酒厂子弟,还有一些和酒厂职工有亲属关系的同学,熟悉而又亲切,感觉我来晚了似的。
数学唐老师:绵中带刚的“湘味”教学
班主任老师是一位小个子湖南人,说一口带有湖南味儿的普通话,他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唐老师的女儿唐翀同学也在我们班,可能是经常吃“小灶”,唐同学学习非常优秀,现在在上海交大任教。
唐老师的教学绵中带刚,既有书卷气,又有湘辣味儿:自觉的同学会被唐老师吸引,成绩保持稳定;愚钝的还是埋头干自己的事,把成绩搁在一边。现在的唐老师退休后定居北京,给唐同学带孩子,过着闲怡弄孙的舒适生活。
英语缪老师我是熟悉的,他和我家邻居是亲戚,经常走动。他的教学风格特别有趣:他将全班每个同学都配上英语名字,课堂上提问都是直呼英文名,用英语提问并要求英文作答。
起英文名时,缪老师没啥讲究,全凭喜好:长得好的名字起得就动听,唐翀同学长相温婉,她的英文名是戴安娜;开朗阳光的周江燕同学英文名字叫Joan;甜美娇小的朱英同学叫Susie;我的发小聂志刚同学长相俊朗,就叫做杰克;班级里有位健壮、头发有点自来卷的李军同学,就叫做詹姆斯;而我属于大众脸,就被缪老师称为大卫(David)。
多年以后同学聚会,我们还用英文名相称,那是我们农科院中学这一届同学独有的亲切。刚才提到的詹姆斯同学记性不好,有一次他问我的英文名,我用英语正确发音回答,他憨厚地说:“对对对,我就记得叫‘爹地’!”让我们笑坏了肚子。(很可惜这位同学去年因病去世,我们很惋惜并深深怀念。)
缪老师还想办法将兵团农学院当时仅有的几位外教请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既提高了大家的学习兴趣,也让我们渐渐喜欢上了英语课。缪老师后来成为我们农科院中学的校长,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
语文老师也是(1)班班主任,郑老师对我帮助很大。她讲授语文课时,因我是复读生,对知识点领会较快,她就特意培养我的写作兴趣,还经常推荐我参加全市的中学生作文竞赛。
她的女儿巩一笑同学就在(1)班,同样在既是班主任又是妈妈的照顾下,巩同学学习成绩优秀,现在定居荷兰;郑老师的儿子、巩同学的弟弟,现在是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一名优秀的法官。
我对郑老师的感念一直没有忘却,总想着有机会回报,不幸的是她在三年前因病离世,让我唏嘘不已。谨以此文对郑老师加以深切怀念。
青春期被误解是难免的,而关于学校保卫任老师的记忆,始终带着一丝复杂的重量。任老师平时总黑着脸,显得格外严肃,负责学校的保卫工作,同学们见了他都有些怵。
记得有一回,他突然把我叫去办公室询问,说有同学举报我偷自行车。这分明是诬陷,我至今都没找到那个匿名举报我的同学,哪怕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能大声且坚定地说:“我没有!”任老师见我拒不承认,认定我是在对抗他,竟拿出电棒对着抽屉的把手“滋滋”放电,那电流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刺耳。可我本身没做亏心事,无论他如何施压,都没有顺着他的意思“交代”。
见实在没办法撬开我的嘴,当天下午,他径直去了我家。直到晚饭时,我才在家中的餐桌上见到了正在和父亲推杯换盏的任老师——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为了平息这件事,缴纳了30元罚款。我红着眼眶和父亲保证自己没干过,父亲拍了拍我的肩,他是了解我的,只叮嘱道:“在学校里一定要结交好的朋友,否则危害终生。”
多年后,有一次母亲住院,我去医院陪护,竟偶遇了(1)班同学任晓敏——她正是任老师的女儿。那天她面容疲惫,眼底带着难掩的伤感,我忍不住询问,才得知任老师已是肺癌晚期,晓敏同学是出来为父亲准备寿衣的。闻此消息,我心里一沉,转身去医院花店买了一束鲜花,跟着她来到病房。
彼时任老师早已陷入昏迷,可当我走到病床边,他竟突然睁开双眼,直直地盯着我,然后清晰地叫出了我的名字:“你来了。”顿了顿,他又轻声说:“刚才梦到了在家乡河北老宅子的枣树上打枣,枣子掉了一地……”话音落下没多久,他便又陷入了昏迷,半小时后,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上学时,我因那桩误解对他满心抵触,可那一刻,看着病床上没了气息的他,听着他最后念着家乡的枣树,心里没有半分怨怼,只剩满溢的悲凉。原来那些曾以为解不开的结,在生命的尽头,都化作了一声轻轻的叹息。
- 体育邬老师:一位蒙古族老师,是同学们最敬重的老师。他指导并发现了很多体育尖子,在他的培养下,不少同学进入体校,还在自治区乃至全国体育大赛上取得了好成绩。很多同学也在他的影响下,成为了像他一样的体育老师。他经常告诫同学们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人生就像长跑,顺风时要迈开步子大步跑,积蓄力量;逆风时别慌着抱怨,沉下心调整气息、努力摆臂小步跑,把阻力变成推着你向前的劲儿;最关键的是碰到极点时——那种嗓子冒烟、腿像灌了铅的难受劲儿,很多人都败在了这里。可你只要咬着牙再坚持几分钟,扛过那个坎儿,剩下的路一定会越来越轻松,风都会顺着你的方向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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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闫老师:我们同学称他为“农科院的阎维文”,他的名字和那位歌唱家就中间字不同。闫老师性格开朗,校园里经常可以听到他洪亮高亢的歌声。现在他定居北京,闲暇时还教授小学生打乒乓球,日子过得充实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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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郭老师:同学们对他的印象不在于教学,而在于他在学校门口开的小卖部——大大泡泡糖、明信片等,都是我们最开心的记忆。他懂得同学们的喜好,总会及时进货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见郭老师,聊起家庭情况时,他满眼自豪地告诉我,他的儿子现在在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是位副处级公务员。祝福郭老师。
历史吴老师:瘦高个,一口浓重的陕西关中方言。他一开口,同学们就仿佛进入了大秦时代,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
在纺中上初二时,我在班里年纪小;来到农科院中学复读初二,我的眼里有了比我小的同学,大家关系处得十分融洽,常常在一起游戏打闹。记忆里,“好学”是他们的标志:
一脸稚气的郑伟同学,如今定居上海,事业发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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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气的罗明同学,定居青岛,工作和家庭都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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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唱歌的林杰“林嘎子”,那时就痴迷音乐,现在定居大理,继续创作并演绎他的文化,日子逍遥自在;
- 同样喜欢音乐的鲍军同学,虽然对音乐半途而废,但在乌鲁木齐的他,依然每天咿咿呀呀地欢唱。
很多上海知青子弟落实政策回到上海后,从事教育、商业等行业,都安稳地安下了身心;留下来的同学也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断进步。我们班没有一位同学因违规违法受到制裁,真正做到了“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课间与假期:流行文化的陪伴
学习之余的趣事最是难忘。同学们闲暇的时光,就是抄歌词——厚厚的笔记本上,抄满了当时的流行歌词:《青苹果乐园》《再回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让我一次爱个够》《安妮》……小虎队、赵传、王杰、庾澄庆、童安格,是同学们课间谈论的焦点。
暑假里,电视机里的动画片更是将我们牢牢吸引:《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花仙子》《聪明的一休》《邋遢大王》,每一部都刻着童年的印记;而《大西洋底来的人》里的迈克·哈里斯,更让我们对世界产生了无限好奇。那时的我,陶醉在幸福的青春期里,现在每当听到这些所谓的“老歌”,旋律响起时,那股青春的香甜感就会涌上心头。
青春期懵懂的感情也在同学之间悄然发芽。我属于开窍晚的男生,有些男女同学之间先是传小纸条、眉目传情,后来发展热络了,就约着看电影——这项活动,在当时被定义为“标准的官宣恋爱关系”。其实那时不成熟的这种关系,我如今非常理解:青春的喜欢并不是为了拥有,而是只为心跳的那一刻。
这种心跳我也有过:那时,我内心暗暗喜欢一个大眼睛小学妹,但怕被人取笑,就把这份小心思埋在心底。每到课间,我就倚在我们班门口二楼的栏杆上偷偷向下观望,希望能找到她的身影。有一次她出现了,还抬头向上瞧,正好和我搜寻的目光相对——那一刻我的心“怦怦”乱跳,像是做了亏心事一样赶紧躲到班里,直到上课铃声响起,我的心还没平复下来。
- 有一天在课桌里发现一张小纸条,打开来看,是直白的喜欢,落款是(1)班一位女同学张银铃。我想起来了,她人如其名,是一位很清秀的同学,我们没说过话,她对我的印象是“内向”。我正思量着如何回复,我的同桌——性格热心外向的桑丽红同学一把抢走纸条,和几位女同学分享起来。接下来,这件事传遍了整个年级。这对我影响不大,可对张同学的伤害却是巨大的:每次相遇,她总是避开我的眼神,偶尔交集,眼里也充满哀怨。我们毕业后再没有见面,我一直想对她说:“还好吗?我真不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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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一个小学妹塞给我一张纸条,约我看电影,我没有回复。过了几天,她又来直接表达“处朋友”的意愿,我说“咱们还小,好好学习吧”——这算是拒绝了。小学妹红着眼圈走了,第二天她递给我一封信,信背面写了个大大的“恨”字。现在想来,青春期的情感,真是滚烫又炙热。
跟男同学在一起,不仅有打篮球、踢足球、在水泥乒乓球台打球的欢乐,更有暗藏在暖气供应管道里的“秘密基地”——那是我们的专属领地:在这里弹吉他、偷着学抽烟、谈论对女同学的喜欢,还经常把家里的咸菜等拿来,配着我从厂子里“窃得”的白酒,听着单卡录音机里的歌曲,好不自在。
咸菜吃腻了,就想办法“改善伙食”:我们几个男同学佯装踢足球,把副校长家出来觅食的小公鸡“踢”晕,带到基地做成叫花鸡,吃得满嘴流油,开心得不得了。
疯过之后,就去院里的澡堂洗澡。澡堂是有间隔的,唯独挂衣服下方放鞋子的地方是通的。方凯同学发现那里放着一双新皮鞋,就没客气地“顺”走了。过了一阵,澡堂里传来历史老师那浓浓的陕西口音:“哪个不要脸的东西,偷了我的新皮鞋?额刚花十五元买的新皮鞋!”我们听后,偷偷笑了很久。
学生支农是新疆,尤其是兵团孩子必须经历的,我们也不例外。拾棉花、捡辣椒、摘啤酒花、收西红柿,我们都经历过。如今回想起来,没记住条件的艰苦,只留下同学们在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那时只要能在一起,就是开心,也因此干了不少荒唐事:给棉花袋子里塞石头、往啤酒花里掺杂物,都是为了偷懒加重量、早点完成任务。
那时在连队小卖部买东西,除了白酒没过期,其它商品都是过期的;饭菜单调得只有清澈的冬瓜汤。但我们就是开心,就是难忘。
师生箴言与人生回响
体育邬老师当年那句关于长跑的告诫,早已超越了体育课的范畴,成了我人生路上的“指南针”。后来每次遇到顺境,我会记得趁机“大步跑”,抓住机遇积累底气;碰着挫折、觉得撑不下去时,就想起他说的“调整气息小步跑”,不再慌着后退,而是沉下心一点点往前挪;每当走到“极点”般的困局里,那句“再坚持几分钟”就会在耳边响起——正是这份从少年时记下的信念,让我扛过了工作上的瓶颈、生活里的难坎,慢慢活成了能迎风也能抗逆的样子。
三十多年过去了,回顾这些农科院中学的过往,依旧清晰如昨:老师和同学的面容还时常在脑海中浮现,那些课堂上的讲解、课间的嬉闹、支农时的欢笑、秘密基地里的窃窃私语,还有与任老师之间那桩误解的和解,都化作了对青春最深刻的眷恋。
那不是一段完美无缺的时光,有笨拙的成长,有懵懂的遗憾,有荒唐的小事,也有曾解不开的误会,却因为有了一群可爱的老师、一群真诚的同学,而成为了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它像一本泛黄却依旧鲜活的相册,每一页都写满了青春的热烈与纯粹,每当翻开,心中便满是温暖与怀念——那是属于我的花季,是永远留在记忆里的、农科院中学的少年时光。
作者简介
余成刚,新疆石河子市人。1975年出生1991年入伍,任坦克第12师47团坦克一营文书。退伍后历任乌苏啤酒公司新疆区负责人,新疆机场集团乌鲁木齐机场营销运营总监,现任北京逸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法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文学新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