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珠里的岁月长

吴伦林

        整理旧物件时，一只铁盒从衣柜深处被翻岀来，掀开盖子的瞬间，七八颗五颜六色的玻璃弹珠（我们小时候称其为溜溜蛋）顿时映入眼帘。阳光穿透珠体，映出细碎的光斑一一这是我和季汝明童年时代友谊的最鲜活的印记。

       恍惚间，当年蝉鸣聒噪的午后又在眼前铺开：我们蹲在巷口凉蓬下，用铁锹凿岀浅浅圆坑，攥着弹珠瞄准、发力，输赢的吆喝声连同快乐的欢笑声混着风，飘得老远老远。

       汝明是我的发小。我俩同住在徐圩盐场方南工区丁三圩，两家靠得很近，推开窗户就能看见彼此，我们如同整天黏在一起的“连体兄弟”。我比他大一岁，个头却矮他一点。建国初期物资匮乏，父母忙着工作，我们的童年处于“放散牛”状态，却从不觉得苦。斗鸡、捉迷藏、摔纸牌玩得开心，最爱的还是蹲在地上打弹珠，不知不觉就到了上学的年纪。

        学校在三华里外的朱二圩。圩与圩之间没有正经道路，我们上下学只能在纵横阡陌的狭窄格埝上穿行。我和汝明同班又同桌，夏天顶着烈日、冬天冒着寒风、风雨天踏着泥泞，往返于家与学校之间。汝明性子温和，说话慢声细语，却有股不服输的韧劲一一遇到难题总爱琢磨，不弄懂不罢休。放学后我常去他家一起做作业，他像小老师似的，帮我解惑答疑。

       那时学校号召学雷锋，我俩从不落后：放学后做完家庭作业，经常到八卦滩上，将散落的盐竿归笼起来交给生产小组里；为了防止原盐质量下降，我们还爬到高高的盐廪上将混在盐堆里的泥蛋检出来。夏收时我们到后五圩大队帮助农民收麦子，手磨出血泡也不喊累。还有一次，我们抬着积来的满满一筐肥料，准备送到十几华里外的东陬山生产大队。我在前汝明在后，开始时觉得担子不是很重，可走着走着，肩头觉得越来越沉，步子也渐渐地慢了下来。这时，汝明乘我不注意，悄悄将筐绳向自已一侧挪了挪，当我感到重量减轻后，便放下担子要将筐绳拉回原位。汝明笑着对我说，别争了，一则我比你高，二则绳子靠你太近容易碰腿…...就这样，我们之间的友谊之根越扎越深。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各自走上工作岗位，他去了市房产公司，我留在盐场。虽然见面的次数少了，联系却从未中断。汝明从办事员一步步做到局领导，工作单位从市房产公司、到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再到市劳动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我的工作岗位也经常变动。但无论岗位和职务如何变化，我们之间的友情却从未淡化！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国家作出重大政策调整：中止上山下乡运动，允许知青返城。政策口子一开，积压了十余年返乡愿望的下放在各地农村的两千多万知青，如同决堤的洪水，汇聚成了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回流。但是，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接收单位，下放在农场的我大姐夫妻二人仍然不能回城，全家急得团团转。当前汝明在市机关工作，听我介绍完情况后，二话不说就帮着联系工作单位，很快就让大姐全家如愿以偿。

       我退休后想用文字记录往事，以便消磨时间。汝明得知后十分高兴，立即打来电话予以鼓励，并精选了八本写作指导书，从北京邮来。正是这份支持，让我有了创作的动力，最终出版了首部作品集一一《家乡深情》，圆了我的写作梦。

       最让我难忘的是去年。我在北京做完手术，按规定十天后要回医院取病理报告、听取主治医师关于下一步的治疗意见。当时我身体比较虚弱，为了减少奔波带来的劳顿，我请汝明帮助办理，他立马应允下来。八月的北京，气温高达三十七八度，他既要陪护住院的女儿、照顾身体染疾的老伴，却还挤出时间，顶着烈日两次去医院，往返几十公里，帮我取回病理报告、打印几十页病历，还在午休前找到主治医师，详细记录对我的病情分析和治疗建议。

         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的处境，这令我感动万分、彻夜难眠。可是汝明却淡然一笑，道：“你能把这件关乎身体健康的重要事情交给我办，说明了你对我的信任，更证明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还是像从前一样纯真”。

        童年玩弹珠的时光在记忆中显得格外漫长，它也寄托了我们对纯真年代的怀念和对光阴流逝的感慨。如今，每当我看到案头摆放着的这几颗五颜六色的弹珠，总会想起与汝明儿时一起趴在地上玩弹珠的情景。那时，攥着这些圆溜溜的玻璃球，就以为握住了世上的快乐；后来经历了太多的世态炎凉才明白，真正值得珍惜的，不仅仅只有玩弹珠时快乐，还有那个从缝上开裆裤起就知心、且在日后漫长岁月里始终把自己放在心上的人。

2025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