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语与例外
湖南常德 严清舫
不管一位作者文学创作的水平如何，动笔之先，总会有一些思想上的萌动、情感上的冲动，接下来付诸写作直至文稿完成，无异于女人的十月怀胎，充满着酸甜苦辣：无异于一朝分娩，喜极爱极……甚至表现出过度的妇人之仁和溺爱。这在外人看来，很可能觉得有些愚蠢和可笑，而对于一位“母亲”来说，却是再也正常不过。
我见证了近三十年中国基础教育的现状，且大部分时间身处其中，有一个最基本的感受和感慨：这教育，真的不是这样搞的！那么，不是这样搞又要怎样搞呢？我也曾经做过一些思考和实践，不求领导赏识、肯定、提拔和重用，但求问心无愧，有所思有所为有所值。总是觉得，官场也好，商场也好，情场也罢，赌场也罢，尚可允许和存在尔虞我诈，但独独就是教育下一代的事情，不能有丝毫的欺蒙和游戏。可是现实并非如此，这种不应该有的现象比比皆是，不良世俗的影响，已经把假话（即白话）渗透和充斥到了教育体系的方方面面、各个环节、血脉、细胞、神经末梢……怀着批判的态度，我就写了这个严肃不讨好的题材，取名为《白话连天》。“位卑未敢忘忧国”，我甚至时时为自己有这样一份忧国忧民的心思而激动不已。
然而不幸出语成谶，“白话连天”成了一句谶语，《白话连天》不幸落入了“白话连天”的预言之中。我太菜鸟了，十分信任地把文稿交给了一家文化公司，委托他们代理出版事宜，不料一拖就是两年。其间，我无数次催问，得到的是无数次“专业”的、“合理化”的解释。后来证实，这些解释，全是谎言和托词，可谓是《白话连天》遭遇连天白话，我成了这家文化公司的牺牲品，书稿卡在那家文化公司债务纠纷的链条中，进退不得，出版几近流产。那一段时间，我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连天的白话正一点一点地摧折着我的自信，连天的白话像千万条虫子，正一毫一毫地啮噬着我的心。
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来自济南的长途电话，那个人核实了我的名字，然后说，他叫赵庆君，是《白话连天》的主编，人家的书都出版了，为什么我不同他联系，商议校稿和出片等项事宜？我蒙在鼓里，也备感委屈：我不知道呀！赵老师马上笑了，说：是不知道。接着，跟我讲了他同文化公司的交涉，也是久拖不决，索要我的电话，虚与委蛇，也不提供。后来，他是通过他一位叫戴志刚的常德朋友找到我的电话的。戴志刚先生我也不认识，我们又不在一个县，真不知这位现在我仍未谋面的戴志刚先生，是怎样找到我的电话号码的，真是难为他了。
我第一次同赵庆君老师接触，就受到了他咄咄逼人的责问，而后，又得到了他真实信息的通报，而后，又得到了他精心的指点和建议……真是百感交集，深深地感到了他是一个十分豪爽、热心、坦诚、容人、敬业、热情的人，让我见识了一个标准的山东男子汉，结识了一个血性的梁山信义人。我们一见如故，聊得十分投机，马上开始了工作。通过视频，两人对照《白话连天》的文稿，一句一句，一段一段校对，26万字的书稿，用了整整两个通宵才完成。这样的工作强度，对于我一个普通的作者，偶尔为之，还是吃得消的，但是赵老师作为多套丛书的主编，要面对五湖四海的许许多多的作者，长时间地进行这样高强度的工作，怎么能够吃得消呢？我心中油然而生无限的感动和敬佩。
好事多磨，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那家文化公司是一个麻纱团，其中的纠纷不清，我的出版事宜还不能从那些本与我毫不相干的纠结中解脱出来，“白话连天”还在继续，《白话连天》的胶片始终出不来。我和赵老师协同作战，轮番同这家文化公司交涉，“道士遇着鬼，法子都使尽”，直到过了2009年的元旦，事情才有了一些眉目。2009年3月，赵老师来常德组稿，终于给我带来了好消息，带来了样书。我急忙赶到常德，同赵老师见了面，住了一晚，畅谈了一夜。
回首《白话连天》的问世，我真的是有说不完的感慨。在这个充满欺诈的商业社会，在这个人心浮躁的尘世，人的诚信和敬业等等优秀的品质逐渐被人抛弃，渐渐成为稀缺资源的时候，赵老师成为了一个难得的例外。《白话连天》是一部忠实于现实的小说，是一种谶语，是一种批判，更是一种心愿，无非就是期望在我们的社会和周围，能够大大地出现“白话连天”的例外。
（严清舫，男，1965年出生，湖南澧县人，教师。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过散文、小说一百多篇，长篇小说《白话连天》获第八届丁玲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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