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山虎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西安，城墙根下还堆着煤灰。父亲带我来小南门建蜂窝煤棚，黄泥砌的墙总掺着碎麦秸，风一过就扑簌簌往下掉渣。那时城里四个门的名字我还记不全，只晓得东大街有家通宵食堂，蓝漆木门上的玻璃裂着纹，像老人眼角笑出的褶。夜深收工后，几个灰头土脸的年轻人踩着三轮车穿过窄巷，车斗里的煤渣随颠簸滚落，在石板路上拖出蜿蜒的黑线。

     食堂里飘着白菜煮粉条的雾气，八分钱一碗的素面撒着炸脆的葱花。穿劳动布褂子的老师傅握长柄铁勺搅动大锅，蒸汽熏得墙上奖状卷了边，隐约露出“先进班组”几个红字。我们蹲在条凳上扒饭时，门外总传来马蹄声——郊区菜农赶着车进城送萝卜，车辕上挂的煤油灯晃得墙上影子乱颤。这便是我对长安最初的印象：一座在夜色里咀嚼着艰辛与温饱的城。

     南门城墙根的蜂窝煤棚如今早拆了，原址立着仿古茶馆。可每回路过，我还能听见当年夯土的声音——父亲弓着背抡石杵，汗珠子砸在模具里湿了煤末。他教我把煤饼码成蜂窝状，“留出气眼，火才旺”。暮色里蹲着看煤炉渐红，忽明忽暗的光影爬上城墙砖缝，那砖上还留着不知哪朝哪代的匠人指印。

     通宵食堂旧址变成了连锁超市，我却总在冷藏柜前闻到旧时光的气味。七十年代的冬夜，我们裹着棉大衣挤在油乎乎的方桌前，看对面纺织厂女工捧着搪瓷缸暖手。有个常来买烤红薯的跛脚大爷，总用报纸包了分我们半个。去年故地重游，竟在超市门口遇见他孙子摆摊，铁皮桶烤出的焦香依旧，只是包装纸换成了印二维码的塑料袋。 

     如今的八仙庵早市，还能寻见旧时烟火。卖镜糕的推车仍是木制蒸笼，只是顶棚加装了LED灯。白发老妪递来竹签时，手腕上的银镯碰着蒸屉叮当响，让我想起当年食堂老师傅搅面的铜勺声。转角修鞋摊的老赵头，四十年前就在这钉掌子。他指给我看棚顶锈铁皮上的凹痕：“那场雹子记得不？七六年夏天，冰疙瘩砸穿了煤棚顶。”

     书院门对面的羊肉泡馍馆里，于师傅的儿子接手了店面。电子屏叫号器亮着红字，但掰馍的规矩没变——瓷碗底画着九宫格，馍块需掐成黄豆大。后厨飘来的香还是茴香配桂叶，只是添了料理机绞肉的嗡鸣。穿汉服打卡的年轻人举着手机直播，背景音里混着老主顾吸溜汤汁的响动，像是新旧长安在同一个碗里打旋儿。 

     护城河畔的旧货市集周末开张，我在此淘到过七十年代的蜂窝煤模具。铁皮上的编号被岁月啃得模糊，却还夹着半张发黄的《安全生产守则》。邻摊卖旧书的老刘认出我来：“哟，煤棚小子都成老头啦！”他摊上有本1978年的《陕西日报》，刊登着东大街拓宽改造的新闻，豆腐块大小的文章里藏着我们拆煤棚的往事。

     大雁塔下的咖啡馆坐着写生的美院学生，画板边立着平板电脑。我驻足看他们勾勒飞檐时，听见两个年轻人争论：“传统建筑该全盘保留还是创新改造？”忽然想起四十年前那个雨夜，我们蹲在煤棚里躲雨，父亲望着漏水的棚顶说：“往后这城要变样，但人总得记得打地基的砖是怎么垒的。”

     冬至再访湘子庙，炭火盆换成了电暖器，但庙檐下的腊梅香如昨。更夫老周的儿子接了他的梆子，巡逻时却爱哼抖音神曲。他笑着给我看智能手表上的巡更系统，表带下隐约露出父亲传给他的铜铃铛，走夜路时仍会不自觉地用手护住，怕惊了暗处的魂。

     通宵食堂旧址那条街，如今遍布网红拍照点。霓虹灯牌映在仿古青砖上，恍如当年煤油灯与月光交织的夜。我在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买了关东煮，玻璃窗上自己的倒影与七十年代那个捧搪瓷缸的青年重叠。街角突然传来烤红薯的香气，抬头见电子屏正播放旧城改造纪录片——镜头里赫然闪过我们建煤棚的斑驳旧照。

     长安城里的烟火从未离散，它融在城墙砖的裂纹里，飘在羊肉泡馍的老汤中，藏在更夫新旧交替的梆子声间。当我抚摸儿子设计的3D打印版含光门模型时，他问我当年煤棚的模样。我指着投影屏上复建的虚拟长安，却在咖啡杯升腾的热气里，看清了小南门前那个满头煤灰的青春倒影。暮色中的城墙上空，无人机群在夜空中变幻，时而化作盛唐的宫灯，时而化作蜂窝煤的网格，古今交织的光影引得路人驻足。穿汉服的姑娘举着雪糕走过，包装纸上的大明宫复原图与她的笑靥相映成趣。护城河畔，游船的霓虹倒映水面，船头传来的埙声，竟与当年食堂大爷烤红薯时哼的秦腔暗合。这座城的呼吸，是煤火熏黑的砖缝里渗出的坚韧，是羊肉泡馍老汤中翻滚的温情，是更夫梆子声里绵延的守望。它从未消散，只是以新的方式，在每一代人的记忆中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