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沧桑李家湾

赵志超

李家湾（网络图）

李家湾位于湘潭县云湖桥镇东石村，犹如一块碧玉，藏在湘中大地的褶皱里。百年风雨掠过这片土地，将晚清大宅院的兴衰、学堂的更迭、游子的足迹与时代的印记，一一镌刻进时光的年轮。如今，虽不闻当年的琅琅书声，不见旧时的青砖黛瓦，但唯有“李家湾”三字，仍像一根细密的丝线，牵动着我心中最柔软的乡愁——那是我少年时光的底色，是我人生最初的课堂。

李家湾的根，深扎在晚清一座宏大的李姓宅院里。那屋子依着地势铺展，上、中、下三梯栋层层递进，左、中、右三直排规整铺开，右、后、左三方以多边屋代替围墙，延伸至门前的月塘边，折出四分之一弧度，恰似一双守护家园的臂膀。近百间房屋错落有致，28个大小天井与花台点缀其中，既通风透光，又藏着中式建筑的古朴雅致。大门处的麻石门当、骑鼓厚重威严，超厚杉木制成的门页用扁铁铆合，推阖时“吱呀”作响，似在诉说着大宅的过往；前栋檐口与风火墙前，雕龙绣凤，彩绘八仙的纹样虽经风雨洗礼早已褪色，却仍能窥见当年的匠心。

20世纪70年代，我走进了这所名叫“东方红”的山村学校，并在这里度过了两年的初中时光。那时的我，总爱摩挲着教室门框上的木纹，思量那木头里藏着多少故事。

1957年5月，李家湾完小高一班学生毕业照。（吴东林供稿）

李家湾的月塘，约有六亩水面，水清如镜，默默映照着大宅的百年兴衰。塘边立着一棵树龄两百年以上的古樟，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曾被县林业局挂牌保护多年，也是我上学时最熟悉的“伙伴”。1945年7月29日，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到达湖南，由宁乡新田湾冒雨急行军，分两路过境烟山，分别于李家湾大屋和小楠竹山宿营。在当地老人的记忆里，八路军战士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李家湾还主动帮老百姓挑水、打扫卫生。大宅门前的古樟下或许还留存着战士们歇脚的痕迹，那些温暖的身影，后来总让我想起课本里“军民鱼水情”的字句，悄悄在心里种下了“责任”的种子。可惜的是，2018年，李家湾组清淤月塘时，误将污泥堆于树周，因养分过剩，导致古樟悄然枯萎，数年后枯死。那年，当我回乡路过李家湾瞭望月塘时，只见寥落的月塘边空空荡荡，我心里也随之空空落落——那是陪伴我度过无数个上学清晨的老樟树啊！

李家湾的命运，总与“文脉”二字紧密相连，而我最珍视的，是它作为“东方红学校”的那段时光。1940年，本地名流周凌亨买下这幢大屋，供家人居住。1954年这里成了李家湾完全小学，1966年前后升格为初中，“文革”期间更名为东方红学校。至于为什么命名为“东方红”，我想大概与学校所处的位置东塘大队有关——这个带有时代色彩的校名，比起土气的“东塘”二字，应当说是“洋气”多了。

1974年9月，12岁的我，便踩着晨露，怯生生踏入了这所学校的大门。学校里有初中，也有小学，每天都很热闹。我们同年级有两个班：初八班，学生来自东塘、黄金、天星三个大队；初九班，学生来自响塘（寒婆）、群力（石家）、石牛三个大队。时任校长陈大炎，身材高大，头发有些稀疏，讲起话来不紧不慢，却很有力度，在师生中亦有威信。从与高年级同学的交谈中得知，前任校长叫陈方选，是一位民主人士，也是一位献身教育的女老师，一辈子没结婚，却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她为人谦和，心地善良，在师生中拥有很好的口碑。

2012年4月，吴东林老师（前排右一）与1957年李家湾完小首届同学合影于楠竹山镇。（吴东林供稿）

至于班主任老师，前后换了几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吴东林老师。吴老师是土生土长的烟山人，家住天星大队（今属黄金村），1957年毕业于李家湾完小。他擅长写作，才气纵横，教我们写作文，有时还亲自写脚本，如快板、“三句半”等，供学生排演节目；他还有管理才干，能发挥班干部作用，让学生自我管理，把班务搞得井井有条。遗憾的是，吴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学期，便调到公社改行搞行政去了。后来，他在云湖桥镇民政所长任上退休；退休后，还担任过镇文联副主席。如今，吴老师年逾八旬，身体尚健，偶尔还写些诗文。

我的老家在石牛大队梅子生产队，离李家湾有近十华里，每天上学，是我少年记忆中最深刻的“修行”。母亲为了养家糊口、偿还家中建房欠下的债务，长期在外做缝纫，靠手艺挣钱养家，家里做饭、喂猪、洗衣服等家务活，便落在了我和读小学的妹妹身上。每天天刚蒙蒙亮，我就摸黑起床生火，炉锅在灶上“咕嘟”冒热气时，我一边喂猪一边盼着饭熟，等不及炒菜，便就着一碗蒸熟的盐辣椒扒拉几口饭，揣上一只煨得软糯的红薯出门了；有时实在赶不及，便抓个生红薯塞进书包，连跑带赶地追上同路上学的同学，一齐奔向李家湾的学堂。

我至今还能清晰地理出上学的每一段路：翻过屋后的小山，露水打湿了裤脚；过一条小水圳，走上韶山灌区渠道，能看见渠水映着晨光；下了渠道，来到小楠竹山，沿着田埂穿过田垄，走上一条机耕道，泥土的腥气混着稻花香，随着晨风飘来；来到石牛坝，向右折，过坝桥，沿着一条机耕道笔直地向谭家坳方向前行，其间需经过桥湾里、谭家木，方到达东塘大队易家冲。抬眼望去，隔垅的李家湾遥遥在望，学校门前的池塘和樟树映入眼帘。

那时，我还是个懵懂少年，漫漫上学路，茫茫学子心，却藏着我年少时的“三怕”。

一怕上学迟到。那时家里没有手表、闹钟，全凭有线广播报时，若是早上起床迟了、吃饭慢了，就得一路狂奔。为了省时间，我常追着过路的手扶拖拉机跑，机器“突突”的声响里，我铆足劲往前冲，追上了就赶紧抓住车斗边缘纵身一跃，爬上车去，能少走三四里路；可要是车跑得快，手一滑，没抓稳，便会摔在砂石路上，时常磕得手脚血淋淋的。我的膝盖上至今还留着一块疤痕，那是一次没爬上车去，脚踢到石头摔的，膝上鲜血直冒，痛得我直流眼泪，伤口隔了一个多月才愈合。每次结痂发痒时，我都忍不住摸一摸，便想起自己当时怕迟到、忍着疼一瘸一拐往学校赶的情景。好不容易到了易家冲，还需沿着灵官坝过垅，方能抵达月塘。此时，远处传来清脆的“预备铃”声，我的心跟着提了起来——生怕因为迟到挨老师批评，甚至被罚站。

二怕天气变化。春天下雨时，道路泥泞，田埂滑得像抹了油似的。不小心一跤摔下去，满身泥水，书包里的课本、作业本全泡湿了，上课时只能用手一点点捋干纸页。夏天的雨更急，“孩儿脸似的”说变就变，我经常没带雨伞或雨衣，就得冒雨跑。到了学校，浑身已湿透，没有干衣服换，只能穿着湿衣服上课，后背贴在椅背上凉飕飕的，靠着体温慢慢把衣服沤干；下课铃一响，我便去跑步，或与同学做“挤油渣”的游戏，以保持体温。放学回家，有时也遇雨，路上还可以找地方躲躲雨，等雨停了再走。

三怕饿肚子。那时周一到周五全天上课，只有周六读半天书；学校没有学生食堂，中午全靠自己带饭，或以干粮充饥。家里条件好的同学，用竹编饭笼装着热饭，里面温着几片腊肉或豆腐香干，好下饭；而我，只能啃着早上带去的红薯，硬邦邦的生红薯，咬得牙齿生疼，有时牙齿都弄掉了，满嘴血污，便用课间接的凉水漱口了事。看着同桌小口嚼着豆腐干，我心里又羡慕又馋，可也懂家里的难处，从不敢跟父亲提“要带饭菜”的要求。放学回家途中，经过谭家木，路边有家商店，同学们时常光顾店里，买些副食品充饥解馋。我也偶尔进店去，用卖牙膏皮、鸡内金和捡废塑料换来的零钱，买一两粮票、五分钱的法饼，以饱口福。一口咬下去，酥软香甜，那滋味让我至今仍然记得——那是我年少时最奢侈的“幸福感”。

家里让送饭的机会很少，于我来说，简直是奢望。唯有一次，那天午后，父亲去公社矽砂矿运矽砂，路过东塘，特意绕道李家湾，走到教室门口，掏出一个搪瓷碗，里面盛着热乎的红萝卜炒腊肉，还有一个冒油的盐鸭蛋。在同学们的注视下，我蹲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吃，腊肉的香、鸭蛋的咸，带着父亲的体温，那一刻我鼻子发酸，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沉甸甸的父爱——那是我少年时光中最温馨的记忆。

学校里的时光，苦却鲜活，至今想来仍然滚烫。我们曾趴在课桌上写作文，评湘剧《园丁之歌》。起初说它是“毒草”，让同学们批“师道尊严”；后来又说它是好戏，班主任俞英是一位好老师，把一个“淘气”的学生陶利教育成了听话的好学生。究其原因，还是这出戏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充分肯定——1974年，毛主席到长沙养病，住了114天，其间看了《园丁之歌》，称它是一出好戏。我至今还记得，当初老师读报纸时的情景，读到精彩处，全班同学一片欢呼声。

最难忘的是学校组织看电影《闪闪的红星》，我们搬着小板凳挤在操场上，银幕上潘冬子举着红星奔跑时，全场都静悄悄的。看到潘冬子勇斗胡汉三，不少同学攥紧了拳头，我也跟着热血沸腾。老师教我们唱电影主题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党的教导记心头......”又教我们唱电影插曲《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我们扯着嗓子唱，把每一句歌词都记得牢牢的，至今难忘；歌声飘出教室，飘过高高的风火墙，连月塘边的老樟树都好像在听。潘冬子的形象在我心中越来越高大，简直成了我的偶像。那一年，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我发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电影歌曲的旋律，仿佛刻进了我的骨子；后来无论遇到什么难处，想起“党的光辉照万代”的歌词，我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那是李家湾的课堂，教给我的第一份“勇敢”。

那时，学校文化生活少，排演样板戏是最热闹的事。班上挑选了几个性格活泼的同学，排演京剧《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的片段。没有道具，就用纸糊枪；没有戏服，就把家里大人的蓝布衫翻了出来；老师和会乐器的同学凑成临时乐队，锣鼓敲得咚咚响，二胡却拉得跑调，笛子也吹得气促，可每个人都演得投入。女同学找来围巾当肚兜，扮演的阿庆嫂机智勇敢，还像模像样；演刁参谋长的男同学，弄来一根剥皮的电线，制成金丝眼镜架在鼻梁上，那样子有些滑稽；演胡司令的男同学，记不住对话就偷偷把台词写在手心，边演边看。演出时，全校师生及周围社员家的孩子都围拢来看热闹，掌声、笑声盖过乐器声。在学校文艺汇演上，班主任吴冬林老师精心指导，同学们还排演过宣传计划生育的“三句半”，那个矮个子同学，敲着小锣当“逗哏”，逗得大家笑个不停。

最难忘的是勤工俭学，全班同学挑着箢箕，步行四华里，到位于桐子坪的公社矽砂矿去挑矽砂坯。从矿底到矿上堆放矽砂坯的地方，来回三百米，一担坯子上百斤重，我们用箢箕挑着坯子跑来跑去，肩膀被扁担压得又红又肿，汗水湿透了衣裳，也决不叫一声苦。可拿到用“苦力”换来的微薄收入时，我手里攥着钱，心里满是自豪——那是李家湾教给我的“坚韧”。后来，我走向社会，无论多苦的活都敢扛，全是那时练出的性子、磨成的意志。

1957年5月，李家湾完小高二班学生毕业照。（吴东林供稿）

李家湾这片土地，不仅滋养我长大，还给了我成长的动力。新中国成立后，从李家湾及周边走出去不少优秀人才。易家冲的伍劭斌，196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韶山工作，担任过韶山区委副书记、区长；1983年后，历任湘潭市农业局局长，湘潭县县长、县委书记，湘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每当听大人说起伍劭斌的励志故事，我便暗下决心：要像他一样，好好读书，从李家湾走出去，做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时光留不住。1976年9月，我们结束了两年的初中生活，离开李家湾，进入烟山中学读高中。与此同时，黄金、天星大队的学生分流至黄金大队办学，东方红学校的规模渐渐缩小；1978年，因校舍多处成危房，学校迁至易家冲后山，原校舍的木材、砖瓦被悉数拆运过去再次使用。当我重回李家湾时，昔日的教室早已不见踪影，校域土地分给了伍、盛、谢、张四姓六户村民建房，学堂变成了寻常家园。可我总忍不住在塘边徘徊，想找到当年上课的教室位置，想再听一听“红星闪闪亮”的歌声。

如今的李家湾，已无李姓居住，老屋的痕迹早已被新房覆盖；月塘依旧，只是塘边的古樟不在了。迁建易家冲的东方红学校，后来成了烟山乡中心小学，文脉仍在延续；李家湾的旧址上，鸡犬相闻，老人在塘边休闲，妇女在门前择菜，孩子在巷子里奔跑，像极了当年的我。站在月塘边回望，晚清的雕梁、教室的灯光、学堂的书声、孩子奔跑的身影，在脑海里交织——那些赶路上学的清晨，那些啃红薯的中午，那些唱着红歌的午后，那些疼并快乐着的日子，不是褪色的回忆，而是浓缩成血脉里的基因。

李家湾的初中生活，曾教我在艰苦的日子里找甜，在艰辛的路上咬牙；那爬拖拉机的伤疤、湿冷的衣衫、香甜的法饼，还有父亲送来的饭菜，曾教会我坚韧与感恩。李家湾于我，从不是一个地名，而是我人生的起点——它给了我最朴素的教育，最温暖的记忆，让我无论走多远，都记得来时的路，记得要做一个像潘冬子那样正直、勇敢、向上的人。

这片土地的沧桑，终究化作了我前行的力量。

写于2025年10月8—9日

10月10日修改

作者简介：赵志超，湖南湘潭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湘潭市党史联络组副组长。著有《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一家人》《走出丰泽园》《播种芳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