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 灯 者

—记我的母亲一

作者：田福耕

      母亲去世已整整十年了。她八十四载的人生，终究如深秋里一片熟透的叶，带着岁月沉淀的静美，悄然飘落于大地。每当我独自走过医院小区那条林荫道，风穿过枝叶的声响里，总有着她当年轻盈的步履声音；光影斑驳的路面上，恍惚间仍能望见她粉红面颊上漾开的微笑——多年前，曾有同事远远望见，竟误以为她是哪位鹤发童颜的老教授。那份猝不及防涌上心头的暖意，时隔多年，依旧像揣在怀里的暖玉，温润着每个想起她的瞬间。 

       母亲是真的美。八十岁那年，我还常挽着她在楼下散步，经我精心染烫的头发乌亮得透着光，衬得她格外精神。时光虽在她脸颊刻下细纹，却没磨去那份鲜活——远远望去，谁能想到这是位已过八旬的老人？我总爱逗她：“妈，您年轻时这么俊，怎么就看上我爸啦？”她每次都笑着拍我一下，语气带着点嗔怪：“别瞎胡说，你爸那人，心善，靠得住。”父亲的确是个靠得住的人，高大的身影在田垄间弯了一辈子腰，把力气都耗在了养活一家九口的土地上。而七个儿女的啼哭、饥饿与冷暖，是母亲用她那看似瘦弱、实则坚韧的肩头，一扛就是几十年。

      那些家徒四壁的日子，米缸见底是常有的事。可母亲总有办法，在田埂地头寻些野菜，和着仅有的粗粮熬煮，竟也能让我们兄妹几个吃得饱暖。灶膛里的火苗跳动着，映着她瘦削却沉静的脸，仿佛再难的日子，只要经她的手，就能多出几分安稳。年关将近时，煤油灯总在窗棂下亮到深夜，母亲俯着身缝补的影子，在墙上晃啊晃——她把邻里街坊送的碎布、旧衣拆下来的布料攒着，一针一线拼拼凑凑，竟能给我们每人缝一件“新衣”。衣服虽不是崭新的，却永远洗得干干净净，叠得平平整整，让我们在拜年时，不至于比别家孩子少了体面。 

      春荒最难度日，母亲便厚着脸，挨家挨户去村里借粮。她不识字，就捡些小石子装在口袋里，借一家便放一颗，默默记着这份人情。等新粮一收，她总要第一时间挑最好的粮食，领着我们挨家送还，从不拖欠。那会儿生产队工分薄，孩子又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她从不说苦，只是每晚睡前，用温热的掌心挨个摩挲我们的头，轻声说“快睡吧，明天就好了”。就这么着，日子竟也一天天撑了过来。 

      母亲的手巧和心善，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谁家办红白事，第一个想到的掌勺人准是她——蒸的馒头暄软，炒的菜入味，总能把普通的食材做得让人惦记。邻家偶尔宰猪杀羊，念着她平日里的帮衬，常会悄悄塞些下水、板油给她。她拿回家里，在简陋的灶台上细细打理，或炒或炖，那香气能飘满整条巷子，成了我们贫寒童年里，最难忘的“盛宴”。 

     我们兄妹几个的人生路，每一步都浸着母亲的心血，更藏着她的远见。大姐早早走了，二姐年纪轻轻就远赴新疆，三姐小时候贪玩，不小心爬进火盆，烧残了右手，也早早嫁了人。只有我，成了母亲“偏爱的例外”——那会儿我总想着逃学，是母亲举着棍子，一次次把我赶回学堂。她说：“咱穷，但不能一辈子穷，读书才是出路。” 

      公社那年预选八人考大学，我落榜了，心里满是沮丧，是母亲劝我：“别灰心，路还长着呢。”后来我去了部队，又抓住机遇考上第四军医大学口腔系，成了家里第一个穿白大褂的人。直到后来，我才慢慢明白，母亲当年举着棍子逼我读书时，或许也没想过我能走出这样一条路——那是她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为我描画的、最朴素也最坚定的希望。

      等弟妹们成家时，日子早已好了起来。村里家家有余粮，不少人家还盖了新房。母亲一辈子好脸面，弟妹们的婚礼，她都办得风风光光，生怕委屈了孩子们。我当年携穿着军装的妻子回老家完婚时，整个村子都热闹极了，乡亲们都来道贺。那天母亲站在院子里，脸上的笑意像开得最盛的花，欣慰里掺着骄傲，那模样，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绚烂的风景。 

      父亲七十六岁那年，突发脑梗走了，走得干脆利落，没受什么罪。他一辈子沉默寡言，像山一样撑起这个家，对母亲的好，从不说出口，却都藏在替她扛过的重担里。父亲走后的第三年，我把母亲接到西安。后来又在临潼给她租了带暖气的二楼，还把小姨接来作伴，连外甥女也转学到了附近。从那以后，我每个月都要带着妻儿去看她，后备箱里塞满米面油，见面时塞给母亲和小姨零用钱。逢年过节，就把她们接到西安团聚，我亲自下厨炒菜，厨房里的烟火气裹着饭菜香，母亲坐在餐桌旁，含笑看着我们忙前忙后——那七年，是我生命里最饱满、最踏实的时光，总觉得日子能一直这样过下去。 

      后来小姨被新疆的表姐接走享福，临走时执意要母亲一起去。我看着母亲眼角藏不住的期待，心里纵有万般不舍，也点了头。可新疆的气候，母亲终究是不服。那三年里，她频频生病住院，我成了航空公司的常客，往返于西安和新疆之间，心里记挂的，全是她的身体。母亲八十岁生日过后，我把她接回了西安。飞机舷窗外的云海翻涌，机舱里，她的手放在我掌心，枯瘦得像老树枝，却依旧紧紧攥着我。 

      回来后，母亲的身体明显衰颓了。她常犯糊涂，胃口也差，有时好几天吃不下东西，还总是便秘。那段日子，我每晚都守在她床边。她迷糊的时候，会伸出手轻轻摩挲我的脸，嘴里断断续续地念叨：“这辈子……值了……火车软卧住过，楼房住过，儿子的新汽车坐过，贵妃池泡过，连大飞机也坐过了……”昏黄的灯光下，她脖子上的金项链闪着微光，那是妻子特意给她买的，说要让母亲晚年有几分体面。 

      等她清醒些，就总喃喃着要回家：“在这儿住着，耽误你工作……万一哪天我走了，你们要是想把我烧了，可咱乡下不兴这个……还是让我回去吧，和你爸作伴。”那些话像细针，一下下扎在我心上，疼得发颤。半年后，大哥来西安，把母亲接回了老家。之后的四年里，我只要有空就往回赶，哪怕只能在母亲炕头坐一晚，听她絮叨些陈年旧事——说我小时候逃学被她追着打，说父亲当年偷偷给她塞糖吃，说弟妹们小时候的趣事——心里才能踏实些。 

      四年后，母亲也因脑梗住进了医院。带去的钱还没花完，医生就劝我们带她回家。在弟弟家待了不到一周，一个清晨，她安详地走了。我赶回老家，倾尽全力按村里最高的规格操持了葬礼。在一片悲声和街坊邻里的喧嚷中，我送了母亲最后一程。后来又把祖父母的墓一并迁进了公墓，想着这样，后辈们清明祭扫时，就能少些跋涉之苦。 

      我的母亲一生尝尽了不幸的滋味，好在晚年享几年的福。她像一株在石缝里生长的草，以惊人的柔韧，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为我们耕耘出不被饿倒、不被冻僵的童年；她又像一盏在黑夜里燃着的灯，以温良与慧心，把七个被时代风雨吹打得东倒西歪的生命，一一扶上各自的正途。 

      棺木入土的那一刻，纷纷扬扬的纸钱像白色的蝴蝶，在坟茔上空飞旋。我站在新拢的土堆前，忽然懂了：所谓母亲，所谓坚韧与慈怀，原就是这般模样——于无尽的荒寒里，默默燃亮自己，纵使微光如豆，也足够让儿女们借着这束光，穿越漫漫长夜，抵达破晓的彼岸。如今她悄然熄灭了自己的光，却把那份暖意刻进了我们的命脉里，成了我们行走世间时，永远安稳、永远温热的地平线。

2O25年1O月5日晚

作者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