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母亲一
作者:田福耕
母亲去世已整整十年了。她八十四载的人生,终究如深秋里一片熟透的叶,带着岁月沉淀的静美,悄然飘落于大地。每当我独自走过医院小区那条林荫道,风穿过枝叶的声响里,总有着她当年轻盈的步履声音;光影斑驳的路面上,恍惚间仍能望见她粉红面颊上漾开的微笑——多年前,曾有同事远远望见,竟误以为她是哪位鹤发童颜的老教授。那份猝不及防涌上心头的暖意,时隔多年,依旧像揣在怀里的暖玉,温润着每个想起她的瞬间。
母亲是真的美。八十岁那年,我还常挽着她在楼下散步,经我精心染烫的头发乌亮得透着光,衬得她格外精神。时光虽在她脸颊刻下细纹,却没磨去那份鲜活——远远望去,谁能想到这是位已过八旬的老人?我总爱逗她:“妈,您年轻时这么俊,怎么就看上我爸啦?”她每次都笑着拍我一下,语气带着点嗔怪:“别瞎胡说,你爸那人,心善,靠得住。”父亲的确是个靠得住的人,高大的身影在田垄间弯了一辈子腰,把力气都耗在了养活一家九口的土地上。而七个儿女的啼哭、饥饿与冷暖,是母亲用她那看似瘦弱、实则坚韧的肩头,一扛就是几十年。
那些家徒四壁的日子,米缸见底是常有的事。可母亲总有办法,在田埂地头寻些野菜,和着仅有的粗粮熬煮,竟也能让我们兄妹几个吃得饱暖。灶膛里的火苗跳动着,映着她瘦削却沉静的脸,仿佛再难的日子,只要经她的手,就能多出几分安稳。年关将近时,煤油灯总在窗棂下亮到深夜,母亲俯着身缝补的影子,在墙上晃啊晃——她把邻里街坊送的碎布、旧衣拆下来的布料攒着,一针一线拼拼凑凑,竟能给我们每人缝一件“新衣”。衣服虽不是崭新的,却永远洗得干干净净,叠得平平整整,让我们在拜年时,不至于比别家孩子少了体面。
春荒最难度日,母亲便厚着脸,挨家挨户去村里借粮。她不识字,就捡些小石子装在口袋里,借一家便放一颗,默默记着这份人情。等新粮一收,她总要第一时间挑最好的粮食,领着我们挨家送还,从不拖欠。那会儿生产队工分薄,孩子又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她从不说苦,只是每晚睡前,用温热的掌心挨个摩挲我们的头,轻声说“快睡吧,明天就好了”。就这么着,日子竟也一天天撑了过来。
母亲的手巧和心善,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谁家办红白事,第一个想到的掌勺人准是她——蒸的馒头暄软,炒的菜入味,总能把普通的食材做得让人惦记。邻家偶尔宰猪杀羊,念着她平日里的帮衬,常会悄悄塞些下水、板油给她。她拿回家里,在简陋的灶台上细细打理,或炒或炖,那香气能飘满整条巷子,成了我们贫寒童年里,最难忘的“盛宴”。
我们兄妹几个的人生路,每一步都浸着母亲的心血,更藏着她的远见。大姐早早走了,二姐年纪轻轻就远赴新疆,三姐小时候贪玩,不小心爬进火盆,烧残了右手,也早早嫁了人。只有我,成了母亲“偏爱的例外”——那会儿我总想着逃学,是母亲举着棍子,一次次把我赶回学堂。她说:“咱穷,但不能一辈子穷,读书才是出路。”
公社那年预选八人考大学,我落榜了,心里满是沮丧,是母亲劝我:“别灰心,路还长着呢。”后来我去了部队,又抓住机遇考上第四军医大学口腔系,成了家里第一个穿白大褂的人。直到后来,我才慢慢明白,母亲当年举着棍子逼我读书时,或许也没想过我能走出这样一条路——那是她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为我描画的、最朴素也最坚定的希望。
等弟妹们成家时,日子早已好了起来。村里家家有余粮,不少人家还盖了新房。母亲一辈子好脸面,弟妹们的婚礼,她都办得风风光光,生怕委屈了孩子们。我当年携穿着军装的妻子回老家完婚时,整个村子都热闹极了,乡亲们都来道贺。那天母亲站在院子里,脸上的笑意像开得最盛的花,欣慰里掺着骄傲,那模样,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绚烂的风景。
父亲七十六岁那年,突发脑梗走了,走得干脆利落,没受什么罪。他一辈子沉默寡言,像山一样撑起这个家,对母亲的好,从不说出口,却都藏在替她扛过的重担里。父亲走后的第三年,我把母亲接到西安。后来又在临潼给她租了带暖气的二楼,还把小姨接来作伴,连外甥女也转学到了附近。从那以后,我每个月都要带着妻儿去看她,后备箱里塞满米面油,见面时塞给母亲和小姨零用钱。逢年过节,就把她们接到西安团聚,我亲自下厨炒菜,厨房里的烟火气裹着饭菜香,母亲坐在餐桌旁,含笑看着我们忙前忙后——那七年,是我生命里最饱满、最踏实的时光,总觉得日子能一直这样过下去。
后来小姨被新疆的表姐接走享福,临走时执意要母亲一起去。我看着母亲眼角藏不住的期待,心里纵有万般不舍,也点了头。可新疆的气候,母亲终究是不服。那三年里,她频频生病住院,我成了航空公司的常客,往返于西安和新疆之间,心里记挂的,全是她的身体。母亲八十岁生日过后,我把她接回了西安。飞机舷窗外的云海翻涌,机舱里,她的手放在我掌心,枯瘦得像老树枝,却依旧紧紧攥着我。
回来后,母亲的身体明显衰颓了。她常犯糊涂,胃口也差,有时好几天吃不下东西,还总是便秘。那段日子,我每晚都守在她床边。她迷糊的时候,会伸出手轻轻摩挲我的脸,嘴里断断续续地念叨:“这辈子……值了……火车软卧住过,楼房住过,儿子的新汽车坐过,贵妃池泡过,连大飞机也坐过了……”昏黄的灯光下,她脖子上的金项链闪着微光,那是妻子特意给她买的,说要让母亲晚年有几分体面。
等她清醒些,就总喃喃着要回家:“在这儿住着,耽误你工作……万一哪天我走了,你们要是想把我烧了,可咱乡下不兴这个……还是让我回去吧,和你爸作伴。”那些话像细针,一下下扎在我心上,疼得发颤。半年后,大哥来西安,把母亲接回了老家。之后的四年里,我只要有空就往回赶,哪怕只能在母亲炕头坐一晚,听她絮叨些陈年旧事——说我小时候逃学被她追着打,说父亲当年偷偷给她塞糖吃,说弟妹们小时候的趣事——心里才能踏实些。
四年后,母亲也因脑梗住进了医院。带去的钱还没花完,医生就劝我们带她回家。在弟弟家待了不到一周,一个清晨,她安详地走了。我赶回老家,倾尽全力按村里最高的规格操持了葬礼。在一片悲声和街坊邻里的喧嚷中,我送了母亲最后一程。后来又把祖父母的墓一并迁进了公墓,想着这样,后辈们清明祭扫时,就能少些跋涉之苦。
我的母亲一生尝尽了不幸的滋味,好在晚年享几年的福。她像一株在石缝里生长的草,以惊人的柔韧,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为我们耕耘出不被饿倒、不被冻僵的童年;她又像一盏在黑夜里燃着的灯,以温良与慧心,把七个被时代风雨吹打得东倒西歪的生命,一一扶上各自的正途。
棺木入土的那一刻,纷纷扬扬的纸钱像白色的蝴蝶,在坟茔上空飞旋。我站在新拢的土堆前,忽然懂了:所谓母亲,所谓坚韧与慈怀,原就是这般模样——于无尽的荒寒里,默默燃亮自己,纵使微光如豆,也足够让儿女们借着这束光,穿越漫漫长夜,抵达破晓的彼岸。如今她悄然熄灭了自己的光,却把那份暖意刻进了我们的命脉里,成了我们行走世间时,永远安稳、永远温热的地平线。
作者筒介
田福耕,甘肃敦煌人。1981年10月入伍。先后在陆军20师,守备1师服役。1985年10月调入47集团军炮兵旅,同年参加了老山地区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后考入原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后从事口腔临床医学工作,从军18年,主治医师,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