舂陵江面的晨雾还未散尽，欧阳玉模已经扛着锄头走在田埂上。1969年的桂阳农村，秋意渐浓，稻田里金浪翻涌，正是收割时节。他赤脚踩进泥水里，冰凉的触感让他打了个激灵——这是他在生产队劳作的第三个年头。

“玉模，今天还是你开拖拉机犁田？”同队的年轻人问道。

“是啊，昨天还剩东头那两亩地没犁完。”玉模抹了把额上的汗，从怀里掏出妻子桂仙塞给他的红薯，三两口吞下肚去。自结婚以来，他和桂仙起早贪黑，就盼着多攒些钱盖新房。每晚在油灯下数着零零散散的毛票，桂仙总会笑着说：“再加把劲，明年开春就能买梁木了。”

这天中午收工，玉模照例喝了点米酒驱寒。他酒量好，一瓶白酒下肚，照样能把犁田机开得笔直。生产队的老会计打趣道：“玉模啊，你这酒量跟犁田的技术一样，都是咱队里数一数二的！”

玉模憨厚一笑，正要答话，却见公社秘书吴元才骑着自行车急匆匆赶来。

“玉模老表！可找到你了！”吴元才跳下车，气喘吁吁地说，“快回家换身衣服，有天大的好事！”

玉模心里咯噔一下。这年头，“好事”往往意味着更多的政治任务或学习班。他默默跟着吴元才往家走，心里七上八下。

到了家，桂仙正在灶台前做饭，见公社秘书来访，忙用围裙擦手迎上来。吴元才从挎包里取出一张盖着红印的纸，郑重其事地宣布：“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聘请欧阳玉模同志为公社代课老师。明天就去常乐中学报到！”

玉模愣住了，双手在裤子上擦了又擦，才接过那张薄薄的介绍信。纸张在指尖微微颤动，汗渍慢慢晕开了墨迹。那个深埋心底的教师梦，竟在这一刻以如此突然的方式实现了。

“这、这是真的？”桂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家玉模，真能当老师了？”

吴元才笑道：“党委看中了玉模的文化底子，再说，现在学校缺老师缺得紧啊！”

送走吴元才老表，玉模在厅屋子里站了许久。暮色四合，远山如黛，他想起高中求学那个夏天，自己也曾站在讲台上，虽然只有短短两个学期。好几年了，他以为这辈子再也与教师无缘。

桂仙轻轻走到他身边：“你想去，对不对？”

玉模望着妻子，眼中闪着复杂的光：“可是盖房子的钱......”

“房子晚一年盖不打紧，”桂仙柔声道，“这是你心心念念的事，别错过了。”

那一夜，玉模辗转难眠。窗外月光如水，洒在简陋的土坯房里。他想起父亲生前常说“教书育人是最积德的事”，想起自己辍学时班主任那惋惜的眼神......天快亮时，他轻轻起身，从箱底翻出那本边角已磨损的《现代汉语词典》，小心地拂去灰尘。

常乐中学坐落在山脚下，原是一座寺庙改建的初小，玉模和桂仙在这里度过两年半的学习时光，如今挂上了中学的牌子。玉模走进校门时，正赶上早读课。琅琅书声从破旧的木窗里飘出来，让他恍惚回到了少年时代。

校长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姓周，戴着厚厚的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欧阳老师，欢迎你啊。咱们学校条件差，六个老师要教九个班，你来了就好多了。”

玉模被领到初二班的教室前。推开门，二十多双眼睛齐刷刷望过来。教室的窗户用塑料布补着破洞，课桌坑坑洼洼，墙壁上的石灰大片剥落。但这些孩子们的眼睛，却明亮得像晨星。

“同、同学们好......”玉模清了清嗓子，第一次课难免紧张，“我叫欧阳玉模，从今天起教大家语文和历史。”

一个大胆的男孩问道：“老师，你会像前一个老师那样，只让我们读语录书吗？”

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玉模看着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心里涌起一股热流。他想了想，认真答道：“该学的我们要学，但该懂的，我们也要懂。”

下课回到办公室，其他老师都去上课了。玉模坐在那张属于他的破旧办公桌前，打开教材——除了红宝书，就只有几本薄薄的省编教材。他轻轻叹了口气，从抽屉里取出自己带来的几本书：《千家诗》《水浒传》（上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一本边角卷起的《中国地理概况》。

“哟，欧阳老师藏书不少啊！”身后突然传来声音。玉模回头，见是一位戴着眼镜的年轻老师。

玉模不好意思地笑笑：“这些书是以前攒下的，现在怕是......”

这天晚上，玉模在煤油灯下备课至深夜。桂仙一边纳鞋底，一边看着他专注的侧脸，轻声说：“看你这么用心，孩子们有福了。”

桂仙虽不太明白丈夫的激动，却也跟着高兴：“那你好好教。妈说了，教书是积德的事。”

（就在这时，里屋传来婴儿的啼哭。桂仙忙放下针线，抱出才三个月大的小侄女。母亲也闻声从隔壁房间过来，接过孩子轻轻摇晃：“七红不哭，七红最乖了...”

“妈，怎么总叫‘七红’？”玉模好奇地问。

母亲笑道：“这孩子是七月初七生的，又红润健康，叫‘七红’多吉利！咱们家的第三代人，要红红火火！”

玉模看着在母亲怀中渐渐安静下来的小侄女，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个新生命的到来，仿佛给这个清贫的家注入了无限的希望。）

转眼到了1970年春天。常乐中学门口的桃花开了，粉嫩的花瓣随风飘进教室。

这天放学后，玉模跟校长汇报。

“校长，我有个想法，”玉模说，“想组织一个青年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

校长说：“谈谈你的思路。”

玉模点点头：“我观察了很久，这些学生求知欲强。我想通过这个学习小组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玉模接着说：“我们要尽快恢复团支部，有了正式组织，活动就方便多了。”

说干就干。在玉模的推动下，常乐中学文革后的第一个团支部很快成立，张智生、张经海、欧阳国良等同学成为第一批团员。学习小组也顺利组建，每周二、四下午在图书馆活动。

说是图书馆，其实只有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书架上稀稀拉拉摆着几百本书，大多是政治读物。玉模悄悄把自己珍藏的几本书带来，用旧报纸包上书皮，混在政治书籍中。

这天下午，学习小组正在讨论《实践论》，一个叫李小梅的女生突然问道：“欧阳老师，你说实践出真知，那为什么古人没上过天，却能写出‘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样的词句？”

玉模环顾四周，确认门窗关好后，才轻声说：“这就是想象力的力量。苏轼的《水调歌头》写于中秋之夜，他思念弟弟苏辙，借月抒怀...”他娓娓道来，从苏轼的生平讲到宋词的格律，孩子们听得入了迷。

“老师，”一个男生突然红着眼圈说，“要是能多学点这些，该多好...”

玉模心中一酸，正要说话，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大家慌忙收起笔记，假装在读《红旗》杂志。门被推开，是周校长。

“欧阳老师，来我办公室一下。”校长面色凝重。

玉模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校长办公室里，周校长递过一杯茶：“别紧张，是好事。”

玉模松了口气，接过茶杯的手还在微微发抖。

“你组织学习小组，恢复团支部，这些做得很好。”校长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不过，有些事要掌握分寸。我年纪大了，再过两年就退休，不想看到你们年轻人出事。”

玉模会意：“校长放心，我有分寸。”

“那就好。”校长点点头，突然换了个话题，“听说你想带学生去韶山？”

玉模眼睛一亮：“是！我想组织一次革命圣地参观，既能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也能让学生们开阔眼界。”

校长沉吟片刻：“路上安全要保证，经费也要精打细算。这样吧，我批你们三天假，其他的，你自己想办法。”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玉模激动得手心冒汗。他连夜起草方案，计算路费，安排行程。桂仙看他废寝忘食，忍不住劝道：“别太拼命，身子要紧。”

玉模头也不抬地说：“你不明白，这对孩子们太重要了。他们中很多人最远只到过桂阳县城，这次能去韶山，是一辈子难忘的经历！”

九月，秋高气爽。玉模带着初中部四十多名学生，踏上了前往韶山的征程。他们先步行到桂阳县城，再乘班车到郴州，然后转火车前往湘潭。

火车上，学生们兴奋地趴在车窗前，看着飞速后退的田野和山峦。

“老师，那就是湘江吗？”一个女生指着窗外问。

玉模点点头：“对，毛主席年轻时常在湘江游泳，‘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写的就是这里。”

在韶山毛泽东故居前，玉模组织学生们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孩子们举起右拳，稚嫩而坚定的声音在青山绿水间回荡。

返程的路上，老师悄悄对玉模说：“欧阳老师，这次活动太成功了。你看学生们，像变了个人似的。”

玉模望着车厢里虽然疲惫却依然兴奋的孩子们，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一刻，他深深体会到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的幸福。

1971年4月，桃花盛开的季节，玉模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这天放学后，周校长把他叫到办公室，满面笑容：“欧阳老师，恭喜你！经学校推荐，公社批准，你被选送到县‘五七学校’教师培训班学习！”

玉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五七学校是县里培养干部和教师的重要基地，能去那里学习，意味着可能转为公办教师！

回家告诉桂仙这个消息时，妻子高兴得直抹眼泪：“太好了！要是能转正，咱们家就踏实了！”

两个月培训期间，玉模如饥似渴地学习。虽然政治学习仍占很大比重，但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了教育学、心理学等专业知识。更幸运的是，他结识了李至元、张书优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课余时间，他们常常聚在操场的梧桐树下，讨论教学问题，畅谈教育理想。

“我觉得，这种只重政治不重知识的状况不会长久，”李至元说，“国家建设终究需要真才实学。”

张书优点头附和：“是啊，我听说北京上海有些学校已经开始重视基础课了。”

玉模默默听着，心中那个模糊的信念越来越清晰：知识的春天迟早会来，他要做好准备。

七月结业那天，县教育局办公室里人头攒动。玉模屏住呼吸，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那份沉甸甸的分配通知书。当他的目光落在“和平学区常乐中学”后面那个带着括号的称谓——“（公办教师）”时，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起来。

“怎么样？”等在外面的李至元关切地问。

玉模说不出话，只是把通知书递过去。李至元一看，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好家伙！转正了！今晚你得请客！”

玉模几乎是跑着回到常乐中学的。桂仙正在校门口张望，见他回来，忙迎上来：“分到哪儿了？”

“和平学区...公办教师！”玉模一把抱住妻子，两人在夕阳下相拥而泣。路过的人都好奇地看着这对又哭又笑的夫妻，但很快就明白过来——欧阳老师转正了！

当晚，母亲特意杀了家里唯一的老母鸡，又让玉模去打了一斤米酒。小小的土坯房里欢声笑语，连襁褓中的“七红”都咿咿呀呀地手舞足蹈。

“咱们家，总算盼到这一天了！”母亲抹着眼泪说。

转正后的玉模工作更加投入。同年年底，他又幸运地参加了湖南师范学院在五七学校举办的“流动大学”数学培训班。

师院老师的专业授课让他大开眼界。他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知识的甘霖，笔记记了厚厚三大本。培训结束时，他的结业考试成绩名列前茅。

“欧阳，你真该专门教数学，”张书优羡慕地说，“这么短时间就掌握得这么好。”

玉模笑笑：“我还是更喜欢语文。不过多学点总没坏处。”

回到常乐中学，玉模被任命为语文教研组组长。他开始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在政治课文中挖掘文学价值，在历史讲述中渗透人文精神。

1972年春，学区决定筹建常乐中学办公楼。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一切都要靠自己动手。

这天，玉模带着几个年轻老师来到朱家村烧石灰。烈日当头，窑洞边的温度高达四十多度。

“欧阳老师，您回去吧，这儿太热了！”一个老师劝道。

玉模抹了把汗，摇摇头：“没事，我年轻时什么苦没吃过？”

正说着，桂仙提着水壶走来，见状心疼地说：“你呀，总是这么拼命！”

玉模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笑道：“为了学校，值得。”

更让人感动的是，当学校急需木材时，玉模竟说服家人，把自家准备建新房用的楼板先借给学校使用。

“你疯了？”桂仙第一次跟他红了脸，“那是咱们攒了多少年才买的木料！”

玉模耐心解释：“学校急用，孩子们不能在漏风的教室里上课啊。咱们的房子晚一年盖不打紧。”

母亲叹口气，对全家人说：“玉模做得对。教书是积德的事，咱们支持他。”

就这样，常乐中学的办公楼在师生们自力更生下慢慢建起来了。上梁那天，全校师生都来围观。当那块写着“常乐中学”的牌匾被高高挂起时，玉模的眼眶湿润了。

时隔一年，校长李纯芝安排学校后勤到桥市公社购买木板还给玉模家。

三年的教师生涯，体现了玉模优秀的教学水平。1973年，玉模被调入和平学区任教学辅导员。这意味着他要经常下乡，去各个村小指导教学。

桂阳的乡村小路崎岖难行，玉模常常天不亮就出发，背着装满教案和资料的挎包，徒步几十里山路。

这天，他来到最偏远的白市村小学。所谓的学校，其实是一座废弃的庙宇，十几个不同年龄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里，由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教师同时教三个年级。

“欧阳辅导员，我们这里条件差，您多包涵。”老教师不好意思地说。

玉模摇摇头：“您一个人坚守在这里，才是最不容易的。”

听课结束后，玉模挽起袖子，帮老教师修理破损的课桌，又用带来的白纸补好了窗户。临走时，他还悄悄在讲台抽屉里塞了十元钱——那是他半个月的伙食费。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年。玉模走遍了学区内所有小学，帮助年轻教师提高业务水平，为困难学校争取资源。学区主任雷裕宗十分赏识他，常在开会时表扬：“欧阳玉模同志这种实干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1975年，玉模被调到桥市区工作。这里条件稍好，但政治气氛也更加复杂。“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接踵而至，玉模尽可能地把精力聚焦在教学业务上，努力维持着一方教育天地的相对宁静。

这年秋天，女儿阳荭该上学了。虽然家里还习惯叫她“七红”，但在入学登记表上，玉模郑重写下了“欧阳荭”这个名字。

“为什么非要改？”桂仙不解。

玉模看着蹦蹦跳跳的女儿，柔声说：“‘七红’是小名，上学了该有大名了。我希望她像彩虹一样，经历风雨后更加美丽。”

阳荭上学第一天，玉模特意请了半天假，送女儿到校门口。看着那个小小的背影背着书包走进教室，他的心中充满了期待和牵挂。

1976年9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毛泽东主席逝世了。

那天玉模正在学区开会，通讯员骑着自行车匆匆赶来，在雷主任耳边低语几句。雷主任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他站起身，声音哽咽：“同志们...毛主席...去世了...”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随即爆发出痛哭声。玉模呆呆地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一片空白。这个带领中国人民走过半个世纪的伟人，这个他从小敬仰的领袖，就这样突然离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举国哀悼。基层教育系统也陷入了一种茫然和不确定中。玉模和同事们戴着黑纱，组织学生开追悼会，但每个人心里都在问：中国将往何处去？教育将往何处去？

十月的一天，玉模在整理图书室时，无意中翻出一本破损的《教育心理学》。他轻轻抚摸着发黄的书页，心中突然涌起一个念头：知识的冬天可能要过去了。

晚上回家，他抱着阳荭，对桂仙说：“不管将来怎么变，好好教书、好好育人总不会错。”

桂仙点点头，递过一碗热汤：“只要你认为对的，就去做。我和七红都支持你。”

窗外，月色如水。舂陵江的水声隐隐传来，如同这片土地的心跳，沉稳而有力。玉模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他依然会站在讲台上，为了那些渴望知识的眼睛，为了心中不灭的教育理想。

这条路还很长，但他会坚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