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看四蹄，人看四相”这话是祖母说的。那时我约莫七八岁，正蹲在院门口看蚂蚁搬家，她坐在那张磨得油亮的竹椅上，慢悠悠地摇着蒲扇，忽然就没头没尾地说了这么一句。我抬起头，看见午后的光穿过槐树的叶子，在她青布的衣衫上投下细碎摇晃的影子。我问她，什么是“四相”？她笑了，眼角的皱纹便堆叠起来，像秋日被风吹皱的湖水。她说，骨相、肉相、气相、神相，合起来，便是一个人的“四相”了。
这解释对于一个孩子，自然是太深了。我只记住了“马看四蹄”——
邻村张老倌牵着他那匹青骢马从门前石板上走过，嘚嘚的蹄声，清脆又踏实。他总会停下来，和祖母打个招呼，然后便一定要蹲下身，托起那马的蹄子给我们看。那蹄子圆润、坚实，像上好的墨玉，边缘光滑而饱满。“好马！”他总要这么赞叹一声，用他那粗粝得像老树皮的手，爱惜地摩挲一下那蹄子的边缘。“小子，你瞧，这蹄子，这叫‘正’！走路不晃，跑起来不飘，踏在烂泥地里，也是一个印子一个坑，清清楚楚。”我似懂非懂地点头，只觉得那马蹄的确好看，比村里其他那些蹄子开裂、走路歪斜的瘦马要神气得多。
至于“人看四相”，我是后来才慢慢琢磨出一点意思的。
骨相，大约是根基。祖母常说，一个人站要有个站相，坐要有个坐相。这说的不是规矩，而是骨头里透出的一股气。村里有个石匠，姓赵，寡言少语，终日在山脚下叮叮当当地凿石头。他站在那里，背脊总是挺直的，像他手下那些尚未雕琢完成的石坯，沉甸甸的，带着山峦的重量。他打的石磨，上下两扇咬得严丝合缝，磨出的豆浆便格外醇厚；他砌的墙基，几十年风雨过去，也未见丝毫倾斜。这便是骨相了——一种内在的、支撑着一个人形貌与作为的端正架构。
肉相，便是在这骨架之上生发出来的情态了。是丰腴还是清瘦，是舒展还是拧巴。东头的王婶，脸上总是团团的，带着笑意，见谁家有难处，总要搭一把手。她蒸的馍馍，也总是发得暄暄的，又白又大，带着麦子最本真的甜香。人们都愿意亲近她。而西头那家油坊的掌柜，脸上也总是油光光的，带着笑，但那笑是浮在面上的，眼睛里的光总是滴溜溜地转，盘算着芝麻能出多少油，豆子里能掺多少糠。他的胖，便让人觉得是一种累赘的、黏腻的堆积。可见这肉相，不独是皮囊的美丑，更是骨子里性情漫溢于外的痕迹了。
前两相，还多少有些形而下的模样，可以描摹。后两相，就愈发地玄虚，却也愈发地真切了。
气相，是看不见的，但又无处不在。它是一个人周身散发的场。祖母在灶间忙碌，屋子里便弥漫着一种安稳的、带着烟火气的温暖；那赵石匠蹲在门口抽烟，沉默着，周遭便是一种山石般的沉静。而有些人，你尚未走近，便觉得一股焦躁或阴郁扑面而来，让你不由得想绕道而行。这气相，大约是日积月累的心绪，是无数次呼吸吐纳之间，生命与周遭世界交换后留下的印记。它如空气，无形无质，却分明地存在着，被每一个走近的人肺腑所感受。
最妙的，是神相。那是抛开了骨、肉、气之后，最终从一个人眼睛里，从他一颦一笑的微妙间隙里，流露出的最本质的东西。它无法伪装，也无法长久地遮掩。我后来离家读书，见过许多衣冠楚楚、谈吐不凡的人，他们的骨、肉、气三相，似乎都无可挑剔，可看着他们的眼睛，那里面有时是空的，像一口枯井；有时是乱的，藏着许多算计的星火；有时虽是满的，却是一种自得的、逼人的满，让你感到压迫。只有极少的人，你与他对坐，看着他的眼睛，会觉得那里面是一片沉静的湖，或是一座秋日朗照下的空山，让你心安，让你不自觉地也想沉静下来。
如今，祖母早已化作坟地的一杯黄土，她那个用蒲扇、槐荫和古老谚语构成的世界，也渐行渐远。我们活在一个讲究“快”的时代，三秒钟的短视频就断定一个人的趣味，一顿饭的工夫便要衡量出对方的利用价值。“四相”之说，显得如此奢侈而不合时宜。谁还有那份闲心，像张老倌端详马蹄那般，去细细品读一个人的骨、肉、气、神呢？
可当我于这城市的喧嚣中感到疲惫时，我总会想起那个午后，想起祖母的话。我渐渐明白，“马看四蹄”，看的是那份脚踏实地、始终如一的“本分”；“人看四相”，观的却是一个生命从形骸到灵魂的整体“气象”。这不是相面之术，而是一种古老的、深沉的观世智慧。它需要耐心，需要剥离浮华的眼光，也需要一颗不急于下判断的慈悲心。
夜更深了。窗外的车流声稀落下来，汇成一条倦怠的、模糊的河流。我关上台灯，让自己沉入这片混沌的黑暗里。什么也看不见，反倒好了。这时候，不用看，只需用心去感应。那骨子里的端方，皮肉下的温润，气息间的沉静，以及神采中的澄明，或许便会在这黑里，一一地浮现出来，像一颗颗遥远的、却始终在那里闪烁的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