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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祥
参观重庆渣滓洞，我浏览着监狱里的一个一个刑具，沉思良久，对身边的服务员说:“我要是被抓进来，肯定是叛徒！”
服务员冲我友善的笑笑。
我指着一个手掌大的烙铁说:“像这东西，烧得通红，往身上烫，这不是人的意志所能抗拒得了的。”
服务员似乎和我有同感，悄声说:“听我们馆长说，许多人扛不住酷刑，招了！不过，像江姐那样的人，也大有人在！”
一瞬间，做为一个男人，对江姐那样的女人，感到羞惭！
大约是1988年秋，单位到北京陆军总院查体。照B超时，发现胆囊上有息肉。医生让我第二天复查。
喝完白色的钡餐，我就躺在一个能移动的铁架床上，看到一个鹌鹑蛋稍大一点的东西，医生严肃地说:“住院手术吧！你那东西拖时间长了就癌变了！”
我惊呆了问:“手术怎么做？”
“打开胸腔，刀口大了些，得从左边拉到右边。”
回家的路上，我想像着手术医生，把各种不同的手术刀，摆来摆去，不小心还会发出金属刀具发出碰触之声，恐怖的乌云似乎布满天空，我下意识地把住院单撕得粉碎！
一年又一年的查体，B超医生都说:“你胆囊有息肉，建议手术去除。”这七八年，医生兴奋地跟我说:“现在手术不用打开胸腔了，医学进步了，只需要打两个洞！”
我说:“它不疼不痒，管它呢！”
这一拖就是三十四年！
这么多年，我认识到，医生对做手术有瘾！
又有一次，牙钻心的疼痛，我到口腔医院，挂了急诊，等了三个小时，终于轮到我了。医生扫了一下我刚照的牙齿照片说:“牙髓炎，打开吧！”
我治过几次牙髓炎，耳边似乎想起钻牙的嗞嗞声，浑身上下的神经立刻紧绷，下意识说:“疼——”
“别紧张，打麻药。”
“打麻药也疼——”我又补一句:“我是十年怕井绳！”
他指指外面说:“这么多病人都等着呢！”医生显然不耐烦了。
我知道，这时候钻牙，医生下手快、狠，那疼痛可想而知了！
我从躺椅上站起，拿起刚照的牙的底片，说:“我改日再来吧！”就在病友的蔑视不解的目光中狼狈而逃！
我曾问过一个牙科医生，刑具中要有钻牙这一项，多么坚强的人也秒怂！医生说:“德国法西斯使用过，不是疼死，就是全招了！”
到了家，我捂着疼的半边脸去理发，洗头的小姑娘告诉我，店里有一种机器，就是把一个个金属片，贴到牙周围的脸上，通上电。电是消炎的。
我问:“疼不疼？”
“不疼，就是麻酥酥的！”
做了一次，牙的痛感减轻了，连续做几次，牙竟然奇迹般不疼了！
后来我去口腔医院，医生拿着片子看看说，:“牙髓炎是不可逆的，你用电片治疗好了，医学上解释不清楚！”
我爱人的妹妹长期在美国、英国、德国居住，她说这些国家的医院有了病先让你扛着，实在扛不住了，或者是受不了了，才给你治疗或手术。
我属轻痛症患者，能够忍受精神上的摧残，肉体上不行，可就是这怕疼的毛病，使我免除了这样或那样的悲剧呦！
作者：杨玉祥
坐在大轿车里，沿着北京西边的沟里走。两山夹一水，水旁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路。颠簸了三个小时，才到一个叫柏裕的村子，再走两里地，就是山西地界了。
唱歌的，说相声的，跳舞的，书法家，画家，作家，记者，门头沟区长，都来了。名曰：文化下乡！
演出完节目，一个北京画院的专业画家，就手拿一个蒙上一层宣纸的画板，用毛笔在上面直接画。——画完不用托裱，可直接放在家里，屋里立刻有几分笔墨味道！
不一会，一幅画就跃到画板上，有山，有水，有岩石，有柏树，神采飞扬！
他站起来，环顾左右，把画送给站在他面前的白胡子山民；老人有点木纳地接过，深深的皱纹舒展开来。
旁边有人说:”这是大画家的墨宝，收藏起来，将来卖大钱！”
老人似乎心领神会地不住点头，挤出人群，往家走去。手指捏着画，画板一悠一悠地晃着！
一家大报记者想跟踪采访，也跟着老头身后往前走。
登上几个长满青苔的台阶，推开一个虚掩的门，进入一个古老的宅子，一个老太太迎上来，老头把画递给她说:“这东西，盖咱家咸菜缸合适。”
记者忙上前说:“别！别！这是艺术品！光蒙着宣纸的画板就五十元钱呢！”
老头和老太太都咂嘴，似乎惋惜说:“五十元，能买好几袋面呢！”
记者听了这话，不知道如何回答，忽然灵光一闪说:“我给你们五十元，你们把画给我，可不可以？”说完从兜里往外掏钱。
老太太上前一把，把五十元拿到手里，把画递给记者手上，唯恐记者变卦似的。
从老人家院落出来，记者窃喜并感叹，当物质还贫乏的时候，送文化下乡就有点不伦不类！
第二天吃完早餐，斋堂镇（柏裕村隶属斋堂）的镇长带我们几个人遛弯儿，沿着山坡像梯田而建的一层一层的住宅，十有八九是空的，院里杂草长得半人高了。
路过一片空场，一间房的后房墙下靠坐着二十多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每个人手里都端着一个青瓷或是白色大海碗，吸溜吸溜地喝着粥，或吃着炸酱面。还有的用筷子串着三个馒头，另一个手拿着一块咸菜。
镇长向他们招招手，他们几乎没有表情地看着我们。
镇长说:“这都是村里的光棍！年轻时都上北京，到天津，闯世界。后来发现，再怎么干，干到死，也娶不起媳妇！就回家乡躺平了，只要能填饱肚子，就扎在一起，玩牌，逗闷子！”
“那可坏了，穷不可怕，无欲望才可怕”记者说。
“这种情况其他村也有，大家称呼他们为等死队的！”
有人问:“村里女孩子呢？”
“不是心向北京，就是眼望门头沟城里。剩下的柴禾妞儿，张口一要彩礼，能把人吓得一溜跟头！”
众人皆笑，可笑声中有几分苦涩！
我想起了高中毕业到大兴插队，第一胎生了女儿的，上面就要求做绝育手术。男人们偷偷让女人跑到亲戚家躲避，我亲眼目睹在脱麦场上，公社书记让民兵把放走老婆的男人绑起来，押到乡卫生院。我那时还不知所云，探寻的眼光问村民。
村民说:“你见过劁猪吗？”
我摇头。
“你还是个雏！”
过一周，绑走的那个人来地里干活，耷拉着脑袋闷头锄地。村民们相互一笑，悄悄说:“他是半个男人了，——被劁了！嘻嘻！啧啧！”
后来村民只要怀了孕，就先到县医院，照B超，偷偷塞给医生一沓钱。医生吞吞吐吐说:“我看不像女孩子。”
全家皆大欢喜！
“我看不像男孩。”
男人面沉似水，女人脸色苍白，转身就做了人流——坠胎！
七八年后，村里前街后巷，到处跑的都是秃小子！
晚上在柏裕村民宿睡觉，下起了大雨。只听一声轰隆声，山民说:“没有人住的房子常年失修，一下大暴雨，个别房子就塌下来一块，习惯了！”
我想再过四十年，这些鳏夫都死去了。柏裕村就空荡荡不见人烟了。这时会有个别旅游团来，导游指着满山遍野半塌的房屋说:“这里从元朝开始就屯兵上万将士。柏裕村的风流，曾兴盛四百年。如今只剩有明清建筑的遗迹了！”
作者简介：杨玉祥，1957年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老在北京。高中毕业后，在郊区插队，可以说，当过农民，工人，公司经理，编辑。在文化人中，人家管我叫老板；在商人中，称呼我为文化人。十来岁时，就是宣武门外有点小名气的讲故事大王。夏天的胡同中，电线杆下，聚集一群群听我讲故事的小伙伴们。现在写非虚构小说，力求最短的篇幅里，把我的人物放在大时代背景下，栩栩如生。没有多余的笔墨。看完叹一声:“这家伙有点意思！”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