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见利忘义：利益迷局中的道义失守与价值重构
《四库全书》总纂官臣纪昀 在《皇极经世书》中写道“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类，皆立义正大，垂训深切。是《经世》一书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固非谶纬术数家所可同年而语也。
“见利忘义”作为贯穿人类社会伦理的核心命题，从来不是简单的道德批判，而是利益诱惑与道义坚守之间的永恒博弈。它既藏于市井商贩短斤少两的算计里，也显于职场权力寻租的暗箱操作中，更映照着历史转折处个体与群体的价值抉择——当利益的砝码压过道义的天平，人性的底色便在得失之间暴露无遗。
从本质上看，“见利忘义”的根源并非“利”的本身，而是对“利”的认知偏差与对“义”的价值矮化。利益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孔子亦认可“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前提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真正的问题在于，当短期利益与长期道义冲突、个人私利与公共大义对立时，部分人将利益异化为唯一目标，把道义视作阻碍获利的“绊脚石”：商家为降低成本使用有害原料，是将“经济利益”凌驾于“社会责任”之上；职场人靠出卖团队机密换取晋升，是用“个人前途”践踏“职业伦理”；历史上的叛国者为苟活投靠外敌，更是以“苟且之利”背弃“家国大义”。这种选择的本质，是用即时的、显性的利益，置换了长期的、隐性的价值——就像为了摘取枝头的果实，不惜砍断整棵大树，最终失去的远比得到的更多。
而“见利忘义”的代价，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个人、社会与历史层面的连锁反应。对个人而言，它是信誉的“慢性自杀”：战国时期的庞涓，为保住魏国兵权陷害同窗孙膑，最终在马陵道兵败自刎，留下千古骂名；现代社会中，因失信被列入“黑名单”的企业主，看似赚了短期暴利，却永远失去了市场信任，最终无路可走。对社会而言，它是信任的“腐蚀剂”：当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学术造假丑闻曝光，人们会陷入“人人自危”的焦虑，原本便捷的交易需要反复验证，原本高效的合作变得充满猜忌，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被大幅拉高。对历史而言，它是文明的“耻辱碑”：那些为私利出卖民族利益的人，无论当时获得多少权势财富，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后人警示“义利之辨”的反面教材。
反观“见利思义”的坚守，恰恰印证了道义对利益的滋养与升华。春秋时期的范蠡，助勾践灭吴后拒绝高官厚禄，携西施泛舟五湖，靠诚信经商积累财富，却三次将家产散给百姓，留下“商圣”美名——他的“义”不仅没有阻碍获利，反而让“利”有了温度，成为流传千年的佳话。当代企业家曹德旺，坚持“办企业要对社会负责”，多年来投入百亿用于慈善，同时严把产品质量关，企业反而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成为“中国制造”的标杆。这说明，“义”从来不是“利”的对立面，而是“利”的根基：短期看，坚守道义或许会放弃部分眼前利益，但长期来看，道义带来的信誉、口碑与社会认可，才是最稳固、最可持续的“利益”。
在物质日益丰富的当下，重谈“见利忘义”的警示，本质是对价值排序的重新校准。我们不必苛求人人成为“舍生取义”的圣人，但应当守住“见利思义”的底线——在商业合作中，不因小利违背契约；在职场竞争中，不靠手段窃取成果；在公共生活中，不为方便破坏规则。毕竟，利益终会有耗尽的一天，而道义的光芒，却能穿透时间的迷雾，成为一个人、一个社会真正的立身之本。
作者：梁九州，1963年出生，河南临颍人。姓名学专家,奇门风水应用专家，诗人，国家一级美术师。河南省易学专家联谊会常务副主席、河南省黄帝宅经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九州医道书画研究院院长、广东易起问、易大咔、听之特聘专家，腾讯旗下测测星座特聘专家，中华名人库首席客座教授。《河南大智慧》、《九洲演易》、《八字起名专家》主编。荣获“河南省易界功勋人物”和“国学传播优秀人物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