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简介】

陈忠实(1942—2016)，陕西西安人，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到老白杨树背后去》《初夏》《四妹子》《告别白鸽》等作品。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等全国重要奖项，《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42年8月，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霸陵乡西蒋村(今属席王街道办)。1959至1962年，在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上学。1962年，高中毕业回乡务农，业余从事文学创作。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散文处女作《夜过流沙沟》。1968年11月至1978年7月，任陕西省西安市郊区毛西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发表短篇小说《接班以后》。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2年末，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1985年，完成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同年，出版文集《陈忠实自选集》。1985年7月至1993年4月，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6年，完成中篇小说《四妹子》。1991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到老白杨树背后去》。1993年，出版长篇小说《白鹿原》。1993年4月至1996年12月，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1997年，凭借《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2001年起，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07年，发表短篇小说《李十三推磨》；同年，《李十三推磨》获2007年茅台杯人民文学奖。2015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白鹿原纪事》。著有《陈忠实文集》(七卷本)等，作品被译为英、法、俄、日、韩、越、蒙等语种文字出版。2016年4月29日，因病在西安去世。

陈忠实与《白鹿原》

文/史飞翔

【编者按】史飞翔老师的《陈忠实与<白鹿原>》这篇评论，以人物为锚点深挖陈忠实先生的巨著《白鹿原》的文化内核，避开泛泛的史诗叙事空谈，让经典解读既有文本支撑，又具精神厚度，是理解这部作品的扎实向导。史老师对这部作品进行了精剖细析的的解读。尤其是对白嘉轩、朱先生、冷先生、黑娃、白孝文等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可谓翔实仔细而又有理有据。其评论的核心亮点，在于对核心人物的“去符号化”解读。它不将白嘉轩简单归为“族长符号”，而是通过拆房时“打肿脸充胖子”、面对家丑“看破不说破”等情节，析出其身上农民的生存智慧与国民性；对朱先生的解读也跳出“完美圣人”框架，既肯定其“以道抗势”的知识分子风骨，也点出“劝人罢读”的警醒意味与编撰县志的尴尬，显露出人物神性与人性的交织；即便是常被忽略的冷先生，评论也从“乡贤文化”切入，以其救女婿、调停村务的情节，证其“外冷内热”的底色，填补了人物解读的空白。评论的另一价值，是将人物命运与小说的“民族秘史”定位紧密勾连。它以白孝文、黑娃“走出又重返白鹿原”的轨迹，呼应中国人的乡土情结与精神还乡；借白嘉轩的“心上插得住刀”、朱先生的“读书为修身”，串联起儒家文化在乡土社会的具象体现。这种从个体到群体、从文本到文化的推导，让《白鹿原》的史诗性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可感的民族精神成长史。正如作者所言：“《白鹿原》一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能够打破时间、政党、国家、民族等诸多因素的局限，具有持久性和超越性。这样的作品自然可以经得起时间和人心的考验，融入历史的长河，最终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朽的经典之作。”总结而言，这篇评论以细腻的文本细读为基，避开了经典解读的空泛与片面，为读者打通了从 “读人物” 到“读民族”的路径，是一篇兼具深度与温度的评论。【编辑：纪昀清】

《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的白鹿村为缩影，通过讲述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

正如文学评论家白烨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白鹿原》是一部总括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全部思考、全部收获的史诗性作品。关于《白鹿原》是否能构成史诗性作品一度有过争议，这里笔者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对于这个问题今后我们不需要再做任何讨论了。如果说《白鹿原》还够不上是史诗性作品的话，那么请问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还有哪一部作品可以称为史诗性作品?在笔者看来，《白鹿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业已成为经典的作品中很特殊的一部，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立足

于它所要描写的那个时代，而又超越了那个时代；它包含了一切的文学性，而又超越了一切的文学性。

《白鹿原》一书成功地塑造了白嘉轩、朱先生、冷先生、鹿子霖、田小娥、黑娃、鹿兆鹏、鹿兆海、白孝文、白灵、鹿三等众多人物形象，其中尤以白嘉轩为代表。毫无疑问，白嘉轩是《白鹿原》一书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全书的主人公，也是寄托了作者理想和情怀的灵魂人物。书中呈现的白嘉轩的“族长”形象，具有很大的象征性，意味深长。

这一人物的分析不能只就文本谈文本，而要透过本文所提供的表面的故事情节，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仔细体会文本之外的“弦外之音”。

作者在描写和刻画白嘉轩这一人物时，采取的是“贴着写”的方式，即完全遵从人物自身的命运轨迹，以此来随物赋形。这一点突破了传统文学观念中长期以来恪守的，长篇小说必须刻画“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的教条和藩篱。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早在中篇小说《蓝袍先生》中就已经定型。无论是在唱念做打等具象上，还是在思想和精神的暗合上，白嘉轩都是蓝袍先生的“加长版”。但是，相对于蓝袍先生，白嘉轩显然要更加成熟，更富内涵和象征。

在《白鹿原》一书中白嘉轩是一个巨大而又复杂的精神存在。他身上包含了太多的东西，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人物形象那么简单。有时候他只是一个个体的人，有时候他又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书中白嘉轩说过这样一句话:“人说宰相肚里能行船。我说嘛……要想在咱原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这句话可看作解读白嘉轩心灵的一把钥匙。

白嘉轩首先是一个农民一一关中平原上白鹿村的一个农民。同千千万万个乡土中国的农民一样，他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一切的自然灾害、疾病瘟疫、新旧交替、家族纷争、时局动荡、政权更替，以及随之而来的世道人心的变化和个人命运的悲欢浮沉。中国农民所具有的一切的精神品质，如勤劳、朴实、隐忍、狡黠、自私、狭隘等普遍存在的优点和缺点，在他身上统统都有表现。例如:书中第十八章写白孝文因抽大烟而将三间门房贱卖给鹿子霖。鹿子霖自己不出面，躲在后面，让本家十几个年轻后生前来拆房。对于白嘉轩而言，这无疑是一桩“打脸”的事，内心的苦痛不言而喻，但他偏偏却要装出一副豁达的样子。“出来还笑着说，‘快拆快拆，拆了这房就零干了，咱一家该着谢承你子霖叔哩……’”不仅如此，白嘉轩把拐杖靠在肩头，腾出手来抱拳还礼:“子霖呀我真该谢承你哩!这三间门房撑在院子楦着我的眼，我早都想一脚把它踢倒。这下好了你替我把眼里的楦头挖了，把那个败家子撵出去了，算是取掉了我心里的疙瘩。”鹿子霖原以为白嘉轩抓着了满仓的什么把柄儿寻隙闹事，完全料想不及白嘉轩这一番话，悻悻地笑笑说:“孝文实在箍得我没……”白嘉轩打断他的话:“孝文箍住你踢地卖房我知道……我叫满仓甭走，是他给你把事没办完哩!”鹿子霖说:“还有啥事你跟我说，兄弟我来办。”白嘉轩说:“你把木料砖瓦都拿走了，这四堵墙还没拆哩。你买房也就买了墙嘛!你的墙你得拆下来运走，我不要一块土坯。”鹿子霖心里一沉，拆除搬走四面墙壁比不得揭椽溜瓦，这十来个人少说也得干三天，这些饿臭虫似的侄儿们三天得吃多少粮食?他瞅一眼街巷里看热闹的人，强撑着脸说:“那当然那当然……”白嘉轩仍然豁朗地说:“你明日甭停，接着就拆墙，越早越快弄完越好!咋哩？门户不紧沉喀!再说……我也搭手想重盖房哩！”显然，这是典型的农民式的“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打掉牙往肚里吞”。但这正是中国农民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农民特有的生存方式和人生哲学。只有读懂了这些，我们才能读懂中国农民，才能读懂乡土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白鹿原》为乡土中国唱了一曲“颂歌”。

类似的情形，书中还有好几处。第二十八章在写白嘉轩对待鹿子霖与儿媳之间发生的那些丑事时这样写道:“白嘉轩对鹿家这桩家丑自始至终持一种不评论态度。白嘉轩不仅不说，连听这类话也不听，遇见有人说这类话，他就掉头拄着拐杖走开了。平心而论，他更倾向于鹿子霖有那种事。他早都认定鹿子霖在男女之事上，实际就是畜生。但他不能说。世上有许多事，尽管看得清清楚楚，却不能说出口来。有的事看见了认准了，必须说出来;有的事至死也不能说。能把握住什么事必须说，什么事不能说的人，才是真正的男人。”明明知道却要装着一切都不知道。白嘉轩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看破不说破”，是“难得糊涂"。你说这是生存的策略，还是人生的智慧?无论你承认与否，这都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典型的国民性的表现。

书中第二十章有这样一个情节，很是动人——“四个人围着方桌坐定，孝武动手给每人盅里斟下酒，白嘉轩佝偻着背站起来，刚开口叫了一声‘三哥’，突然涕泪俱下，哽咽不住。鹿三惊讶地侧头瞅着不知该说什么好。孝武孝义也默然凝坐着。仙草在一边低头垂泪。白嘉轩鼓了好大劲才说出一句话来:‘三哥哇你数数我遭了多少难哇？’在座的四个人一齐低头嘘叹。孝武孝义从来也没见过父亲难受哭泣过。仙草跟丈夫半辈子了也很难见到丈夫有一次忧惧和惶惑，更不要说放声痛哭了。鹿三只是见过嘉轩在老主人过世时哭过，后来白家经历的七灾八难，白嘉轩反倒越经越硬了。白嘉轩说:‘我的心也是肉长的呀……’说着竟然哭得转了喉音，手里的酒从酒盅里泼洒出来。仙草侍立在旁边双手捂脸抽泣起来。孝武也难过了。孝义还体味不到更多的东西，闷头坐着。鹿三也不由地鼻腔发酸眼眶模糊了。白嘉轩说:‘咱们先干了这一盅。’随之说道:‘我有话要给孝武孝义说，三哥你陪着我。我想把那个钱匣匣儿的故经念给后人听……’”读到此处我落泪了。文中那句“经历了七灾八难，白嘉轩反倒越经越硬了”尤其能打动人心，想想谁的人生不是这样呢?这话不知蕴含了多少的人生况味。苦难见证了历史，苦难也考验和升华了人性。白嘉轩正是在经历和饱尝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一连串的来自自然的、社会的、命运的，外在的、内在的，正常的、非正常的，种种磨难、挫折、打击、遭遇之后，一步步地走向成熟，走向更高人生境界，并最终确立起他作为“一族之长”的精神地位。

《白鹿原》一书中关于白嘉轩形象的确立，有一个参照系，那就是鹿子霖。与白嘉轩不同，鹿子霖代表了另一种价值体系，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投机主义。尽管鹿子霖有时也会做出一些善举，但这种善是一种“伪善”，存有机心。与鹿子霖的这种“和光同尘”相比，白嘉轩就显得有些顽固、耿介、迂腐和不合时宜。但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白嘉轩才完成了他人格的提升。小说第三十章中有这样两段文字:“孝武被任命为白鹿村的总甲长，目睹了鹿子霖被抓被绑的全过程，带着最确凿的消息回到家中，惊魂未定地告诉了父亲。白嘉轩初听时猛乍歪过头‘噢’了一声，随之又恢复了常态，很平静地听完儿子甚为详细的述说，轻轻摆一摆脑袋说:‘他……那种人……’孝武又把在村巷里听到的种种议论转述给父亲，白嘉轩听了既不惊奇也不置可否。他双手拄着拐杖站在庭院里，仰起头瞅着屋脊背后雄巍的南山群峰，那架势很像一位哲人，感慨说:“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自家做下好事刻在自家心里，做下瞎事也刻在自家心里，都抹不掉;其实天知道地也知道，记在天上刻在地上，也是抹不掉的。鹿子霖这回怕是把路走到头了。”按说这是扳倒鹿子霖的绝佳时机，但白嘉轩没有那样做。尽管他内心也讨厌和鄙夷鹿子霖的为人处世，但他不能将自己和鹿子霖画等号，他追求光明正大，行事磊落，所以，他非但不落井下石，而且要以德报怨，想方设法搭救鹿子霖。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就是人性。所以，小说接着写道:“白嘉轩拄着拐杖，泥塑一般站在庭院里思虑和总结人生，脑子里异常活跃，十分敏锐，他所崇奉的处世治家的信条，被自家经历的和别家发生的诸多事件一次又一次验证和锤炼，愈加显得颠扑不破。白嘉轩让孝武到县上去搭救鹿子霖，正好发生在鹿贺氏登门之前，完全体现了他‘以德报怨以正祛邪’的法则。他在得悉鹿子霖被逮的最初一瞬间，脑子里忽然腾起鹿子霖差人拆房的尘雾。他早已弄清了儿子孝文堕落的原因。他一半憎恨鹿子霖的卑劣，又一半谴责自己的失误。现在他无疑等到了笑傲鹿子霖身败名裂的最好时机。他没有幸灾乐祸，反而当即做出搭救鹿子霖的举措，就是要在白鹿村乃至整个原上树立一种精神。他几乎立即可以想见鹿子霖在狱中得悉他搭救自己时该会是怎样一种心态，难道鹿子霖还会继续得意于自己在孝文身上的杰作吗?对心术不正的人难道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心理征服办法吗?让所有人都看看，真正的人是怎样为人处世，怎样待人律己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的体现是人格的养成。儒家文化熏陶下的白嘉轩的人格是君子人格，所以他能“以德报怨”。而鹿子霖的人生哲学是“能享福也能受罪，能人前也能人后，能站起也能圪蹴得下，才活得坦然，要不就只有碰死到墙上一条路可行了。”两者的差距和高下不言自明。

白嘉轩的人生信条是“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敢对青天”。这是乡土中国对人在道德上的一个最低也可以说是最高的要求。文化传统在中国基层社会的表现是“民间文化”“民间信仰”“民风民俗”，是一种建立在一定身份基础之上的，一种自觉的“文化认同”和自我选择。作为“一族之长”的白嘉轩终其一生念兹在兹，他誓死捍卫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使得中国社会在几千年中能长期保持稳定。

书中第二十章写道:白嘉轩仍然沉静地说:“三哥呀!你回想一下，咱们在一搭多年，凡我做下的事，有哪一件是悄悄摸摸弄下的？我敢说你连一件也找不下。‘交农’那事咋闹的?咱把原上的百姓吆喝起来，摆开场子列下阵势跟那个贪官闹。族里的事嘛还是这样，黑娃媳妇胡来，咱把她绑到祠堂处治，也是当着众人的面光明正大地处治；孝文是我的亲儿也不例外……”鹿三听着，似乎还真的找不出一件白嘉轩偷偷摸摸干的事体来。白嘉轩镇定地说：“我一生没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凡是怕人知道的事就不该做，应该做的事就不怕人知道，甚或知道的人越多越显得这事该做……你俩记住这个分寸。”白嘉轩这话与其说是对儿子的教育，不如说是对今天我们所有人的一种劝勉和期许。不能不令人为之动容。

通读《白鹿原》，我们不难明白这样一个事实:白嘉轩由凡入圣的过程既是他个人生命和人格的成长史，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成长史。

发生在白嘉轩身上的一切好的和不好的，光彩和不光彩的，理性和非理性的，种种的行为和思想，它实际上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秘史”。一言以蔽之，白嘉轩这个人物是颇具深意的，他身上体现了太多的东西，包含了太多的东西，也寄托着太多的东西，既亘古不变，又历久弥新，是一个永恒的、开放的“时代命题”，值得我们下一番大功夫做深入、细致的扎实研究。

按照陈忠实先生自己的说法，小说是虚构的艺术，《白鹿原》中其他人物都是虚构的，但唯有白鹿书院的朱先生是有原型的，其原型是关中大儒，晚清举人，人称‘牛才子’的牛兆濂"。不仅如此，陈忠实还说，他在构思《白鹿原》时，第一个浮现到眼前的人物便是这位“牛才子”。陈忠实将“牛”字下面加了个“人”，变成了“朱”字。陈忠实先生家在西安市灞桥区的西蒋村，牛兆濂先生的故居在蓝田县的华胥镇，仅隔着一条灞河，遥遥相望。陈忠实先生从小就经常听到有关牛才子的故事，家里的中堂挂的就是牛才子的字。因此牛才子深深地融入陈忠实先生的血液和骨子里，这个人物对陈忠实先生影响很大。

显然朱先生在《白鹿原》一书中实际上代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朱先生的所作所为、所遭所遇、所感所痛，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扮演的角色、面临的处境、承担的使命、走过的道路以及坎坷而又悲怆的历史命运。朱先生是一个智慧超群，甚至是带有某种预见性和神秘色彩的人物。他自幼苦读，昼夜吟诵，孤守书案，淡泊名利。他睿智有学问，贯天通地，未卜先知，常一语道破天机。他一介书生，两袖清风，仅凭一张嘴，几句话就成功解除了从甘肃反扑过来的方巡抚的二十万清兵，救万民于水火，立下不世之功。但即便是他这样的一位先知先觉式的启蒙人物，一旦置身于一个“转折的时代”，面临革命的浪潮，无论其个人多么地力挽狂澜和自我牺牲，却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住历史的滚滚洪流，成为“旋涡中的人”，像一片树叶一样，身不由己地被时代的洪流裹挟而下，直奔某种归宿。

朱先生是以一个圣人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小说第二章借白嘉轩之口引出这位“圣人”。白嘉轩第一次看见姐夫朱先生时竟有点儿失望。因为他觉得朱先生的模样普普通通，走路的姿势也普普通通。与传说中那个神乎其神的神童才子形象无法统一起来。所以母亲在迎亲和送嫁的人走后问他:“你看你大姐夫咋样?”白嘉轩拉下眼皮沮丧地说:“不咋样。”但是等到白嘉轩自己读书，渐明事理以后，他开始敬重起朱先生来，并从内心断定朱先生就是一位圣人。白嘉轩的认识转变正好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现实世界中往往是凡圣杂居，圣人常常是以凡人的面目出现的。所以古人才说，圣贤庸行。接下来作者陈忠实写下了一大段文字，以此来阐释白嘉轩同时也是作者自己对圣人与凡夫差别的认识。“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凡人却看不透圣人的作为；凡人和圣人之间有一层永远无法沟通的天然界隔。圣人不屑于理会凡人争多嫌少的七事八事，凡人也难以遵从圣人的至理名言来过自己的日子。圣人的好多广为流传的口歌化的生活哲理，实际上只有圣人自己可以做得到，凡人是根本无法做到的。”“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这是圣人姐夫的名言之一，乡间无论贫富的庄稼人都把这句俚语口歌当经念。

当某一个财东被土匪抢劫了财宝又砍掉了脑袋的消息传开，所有听到这消息的男人和女人就会慨叹着吟诵出圣人的这句话来。人们用自家的亲身经历或许多耳闻目睹的银钱催命的事例反复论证圣人的圣言，却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身体力行。凡人们兴味十足甚至幸灾乐祸一番之后，很快就置自己刚刚说过的血淋淋的事例于脑后，又拼命去劳作挣钱，迎接催命的鬼去了，在可能多买一亩土地再添一座房屋的机运到来的时候绝不错失良机。凡人们绝对信服圣人的圣言而又不真心实意实行，这并不是圣人的悲剧，而是凡人永远成不了圣人的缘故。圣人姐夫一眼便看出了白鹿的形状，“你画的是一只鹿啊!”一句话点破了凡人眼前的那一张蒙脸纸，豁然开朗。凡人与圣人的差别就在眼前的那一张纸，凡人投胎转世都带着前世死去时蒙在脸上的蒙脸纸，只有圣人是被天神揭去了那张纸投胎的。凡人永远也看不透眼前一步的世事，而圣人对纷纭的世事洞若观火。凡人只有在圣人揭开蒙脸纸点化时才恍悟一回，之后那纸又浑全了，又变得黑瞎糊涂了。由此可见，朱先生的身上交织着神性与人性的因子，二者交替出现，呈现出一种驳杂难辨的精神面貌。有读者认为，整部《白鹿原》最不真实的人物就是朱先生了。朱先生太神了，太理想化了，太完美了。的确如此，在《白鹿原》一书中，朱先生是一个被有意拔高和神化了的，几近完美的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作者陈忠实先生太多的个人情感，也寄托了他的一些美好期许，代表了他对这个世界和人生所持的一些根本看法和理解。

小说第五章写道:白嘉轩和鹿之霖联手带领村民修复祠堂，又利用三间厦屋建了一个学堂之后，两人前往白鹿书院拜见朱先生。朱先生竟然打拱作揖跪倒在地“二位贤弟请受愚兄一拜”。两人吃了一惊，面面相觑忙拉朱先生站起，几乎同声问:“先生这是怎么了?”朱先生突然热泪盈眶:“二位贤弟做下了功德无量的事啊！”竟然感慨万端慷慨激昂起来:“你们翻修祠堂是善事，可那仅仅是个小小的善事;你们兴办学堂才是大善事，无量功德的大善事。祖宗该敬该祭，不敬不祭是为不孝;敬了祭了也仅只尽了一份孝心，兴办学堂才是万代子孙的大事；往后的世事靠活人不靠死人呀!靠那些还在吃奶的学步的穿烂裆裤的娃儿，得教他们识字念书晓以礼义，不定那里头有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材呢。你们为白鹿原的子孙办了这大的善事，我替那些有机会念书的子弟向你们一拜。”白嘉轩也被姐夫感染得热泪涌流，鹿子霖也大声谦和地说：“朱先生看事深远。俺俩当初只是觉得本村娃娃上学方便……”作为前清的一位举人，朱先生从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某种程度上讲，他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在他身上凝聚了儒家文化最精深的奥义。正是因此，他有一种人格的魅力。这种人格的魅力不仅让守旧的白嘉轩们折服，让新潮的鹿兆鹏、白灵们折服，让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军阀们折服，就连一向桀骜不驯、野性十足的土匪黑娃也拜倒在他脚下，成为他“最好的学生”。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一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

朱先生一生都在教育人，“学为好人”，是他一生的行事准则和做人信条。但是后来，当黑娃请求朱先生再给他指点一本书的时候，朱先生却说:“噢！你还要念书？算了，甭念了。你已经念够了。”黑娃谦恭地笑着:“先生不是说学无止境吗？况且我才刚刚入门儿。”朱先生说:“我已经不读书不写字了。我劝你也再甭念书了。”黑娃疑惑地皱起眉头。朱先生接着说:“读了无用。你读得多了名声大了，有人就来拉你写这个宣言那个声明。”黑娃悲哀地说:“我只知你总是向人劝学，没想到你劝人罢读。”朱先生说:“读书原为修身，正己才能正人正世;不修身不正己而去正人正世者，无一不是盗名欺世；你把念过的书能用上十之一二，就是很了不得的人了。读多了反而累人。”(第三十二章)一个一辈子都在教人读书、劝人读书的人，最终却得出一个结论-一书读多了反而累人，这是多么地具有警醒意义。古人将读书分为“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朱先生奉行的是“为己之学”，强调“君子慎独”。小说第六章有这样一个情节:朱先生诵读圣贤书时，全神贯注如痴如醉如同进入仙界。门房老者张秀才来报告，说省府衙门有两位差人求见。朱先生头也不抬:“就说我正在晨诵。”张老秀才回到门口如实报告:“先生正在晨诵。”两位差官大为惊讶，晨诵算什么?不就是背书念书吗？念书背书算什么搁不下的紧事呢?随之就对门房张秀才上了火:“我这里有十万火急命令，是张总督的手谕，你问先生他接也不接？”张秀才再来传话，朱先生说:“我正在晨读。愿等就等，不愿等了请他们自便。”差官听了更火了，再三申明:“这是张总督的手谕，先生知道不知道张总督？”张秀才说:“皇帝来也不顶啥!张总督比皇帝还高贵?等着!先生正在晨诵。”两位差官只好等着，张秀才不失礼仪为他们沏了茶。在《白鹿原》一书中，这只能说是一个很小的细节，连故事情节都算不上。但正是这样的一个细节，却显示出了朱先生的风骨和气节，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以道抗势”的传统和精神。

朱先生知行合一、体悟不二，将学问和生命融为一体，继承和弘扬了儒家“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精神。国难当头，他一介书生，却主动奔赴前线，欲杀身成仁，不料壮志难酬、报国无门。无奈之下，只好返回白鹿原，组织人力编撰县志，保存历史，意图走文化救国之路。不料，克服重重困难，历尽千辛万苦编撰成的县志，当局竟以经费不足为由，弃之如敝屣。这一结局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中的尴尬境遇。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承担着思想启蒙的角色，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直想以自己的笔和口唤醒沉睡的大众。不料，在现实中他们往往遭遇一种尴尬的两难境遇--有心劝世，无力回天。知识分子因为思想的卓尔不群、行为的特立独行常常被世人视为愚妄、狂癫。他们的先知先觉，恰恰成了世人疏远他们的理由。比如像朱先生这样的人，在我看来就是上天从芸芸众生中挑选出来承担某项特殊使命的人。上天怜悯我们才派他们来引导我们、拯救我们，他们爱极了，也恨透了。然而，世人愚妄，名利遮眼，往往视这些人为“异类”，加以排挤甚或迫害。悲剧由此诞生。小说中，最后朱先生临去世的时候，朱白氏看见一头白鹿越墙而过，包括写朱先生去世之后，白嘉轩跪在地上说:“世上肯定再也出不了这样的先生喽!”这些其实都是饱含深意的。

很多人认为，在《白鹿原》一书中，冷先生是一个并不怎么重要的“小人物”，大多数时候他所起的作用只是一种功能性的衬托，若隐若现，若有若无。有人甚至认为，冷先生医术并不高明，是一个庸医，他治死的人远比他救活的人多。还有人认为，冷先生自私自利、冷酷无情，在与白鹿两家联姻这件事上，他精于算计，充分利用了白嘉轩和鹿子霖的争名夺利之心，从而让自己一跃成为白鹿原上的体面人之一。为了维护这种来之不易的体面生活，他甚至不惜牺牲女儿的终身幸福，要求她守活寡，做贞洁烈女，冷到极点。这样的认识不能说一点儿道理都没有，只能说是仅仅停留在文字表面。如果我们结合人物的命运和内心活动，特别是放在乡土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语境下，仔细阅读文本，包括文字背后所蕴含的思想的话，便不难发现这种认识是一个多么大的“误读”“误解”和“误会”。

如果说朱先生这个人物多少还有些“虚”，存在一定程度的“拔高”和“美化”的话，那么冷先生这个人则要平实得多，也要真实得多。相对于朱先生，冷先生更人性，更真实，更接近我们。就小说表达的思想内容而言，与朱先生一样，冷先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代表着中国的中医文化。小说第一章写道:冷先生是白鹿原上的名医，穿着做工精细的米黄色蚕丝绸衫，黑色绸裤，一抬足一摆手那绸衫绸裤就忽悠悠地抖;四十多岁年纪，头发黑如墨染，油亮如同打蜡，脸色红润，双目清明，他坐堂就诊，门庭红火。冷先生看病，不管门楼高矮，更不因人废诊，财东用轿子抬他或用垫了毛毯的牛车拉他去他会去，穷人拉一头毛驴接他他也去，连毛驴也没有的人家请他他就步行着去了。财东们封金赏银他照收不误，穷汉家给几个铜元麻钱他也坦然装入衣兜，穷得一时拿不出钱来的人，他也不逼不索甚至连问也不问。任就诊者自己手头活泛的时候给他送来。他落下了好名望。他的父亲老冷先生过世时，十里八乡凡经过他救活性命的幸存者以及仰慕他医德的乡里人送来的金字匾额和挽绸挂满了半条街。冷先生坐上那张用生漆漆得乌黑锃亮的椅子，人们发现他比老冷先生更冷。他不多说话，倒也不怠慢焦急如焚的患者。他永远镇定自若、成竹在胸，看好病是这副模样看不好也是这副模样看死了人仍是这副模样，他给任何患者以及比患者更焦虑急迫的家人的印象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看好了病那是因为他的医术超群，此病不在话下，因而不值得夸张称颂，看不好病或看死了人那本是你不幸得下了绝症而不是冷先生医术平庸，那副模样使患者和家人坚信即使再换一百个医生，即使药王转世也无可奈何。“医者仁心”“大医精诚”“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中国传统文化对行医有着很高的道德要求。冷先生无疑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人物。他之所以能赢得人们的尊敬，靠的就是他的这种人品道德和医德医术。

笔者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见过不少像冷先生这样的人，老百姓称他们为“赤脚医生”或“村医”。他们不见得医术有多高明，也就是能处理个头疼脑热、着凉风寒之类的常见病，顶多再加个接生。但因为稀缺，所以显得珍贵。这样的人因为懂医术，关键时候能救死扶伤，所以人们常有求于他。久而久之，他便成了乡里的“能人”，树立起一定的权威。有了权威之后，他便顺理成章地取得了“参政议政”的权利。村里遇到大小事，包括村民的家长里短、纠纷、诉讼等，总要请他出面“调停”“干涉”“斡旋”，主持公道。这样的人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乡村治理的一部分，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民间力量。他们处理村务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个人魅力，但他们为人正派、处事公正，能主持公平正义，所以老百姓买他们的账。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社会靠的就是他们这些人在维系世道人心。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乡贤”。这样的文化我们称之为“乡贤文化”。冷先生就是“乡贤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作为乡贤，冷先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任何时候都不动声色，冷着脸。但这是一种“外冷内热”，外表看上去冷静、冷淡，甚至是冷酷，但内心却是无比的炽热。小说第十七章有这样两段文字:冷先生第二天照旧去给白嘉轩敷药，看着忍着痛楚仍然做出平静神态的亲家，又想起前一晚自己的判断:嘉轩能挨得起土匪拦腰一击，绝对招架不住那个传言的打击。冷先生心里十分难过、痛苦，脸上依然保持着永不改易的冷色调，像往昔一样连安慰的话也不说一句，只顾经心治伤。过了难耐的三伏又过了淫雨绵绵的秋天，当白嘉轩腰伤治愈重新出现在白鹿村街巷里的时候，埋在冷先生心底的那句可怕的传言等到了出世的时日。他为如何把这句话传给嘉轩而伤透了脑子，似乎从来也没有为说一句话而如此费心的情况……读到这里你能说冷先生是一个冷酷的人吗?接下来小说写道:冷先生瞅着佝偻在椅子上的白嘉轩说:“兄弟，我看人到世上来没有享福的尽是受苦的，穷汉有穷汉的苦楚，富汉有富汉的苦楚，皇官贵人也有难言的苦楚。这是人出世时带来的。你看，个个人都是哇哇大哭着来这世上，没听说哪个人落地头一声不是哭是笑。咋哩？人都不愿意到世上来，世上太苦情了，不及在天上清静悠闲，天爷就一脚把人蹬下来……既是人到世上来注定要受苦，明白人不论遇见啥样的灾苦都能想得开……”冷先生一次说下这么多话连他自己也颇惊诧。

小说中最感人的一个情节是冷先生在得知女婿鹿兆鹏被捕入狱，而且极有可能被判处极刑后，他临危不乱，沉着冷静，不惜用全副家当去买通田福贤，救了鹿兆鹏一命。这充分显示了冷先生的深明大义和重情重义。这样的一个人你能说他是“小人物”吗？

除了白嘉轩、朱先生、冷先生以外，《白鹿原》一中还有两个人物也值得一说——白孝文和黑娃。这两个人的共同点是人生都大起大落，极富传奇色彩，但无论其怎么折腾，他们的人生轨迹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走出白鹿原”和“重返白鹿原”。小说中，白嘉轩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中国人，任你叱咤风云，三头六臂，最终都要回到出生的地方。这就是中国人的故乡情结，根深蒂固。人年轻时拼命想往外闯，离开出生的地方，到大城市去，有人甚至发誓再也不想回到故乡，但是到了老年，走遍了世界，看遍了风景，最后念念不忘的还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临终时一切似乎又回到起点。说穿了人的一生就像画了一个圈。正是在这种浓厚乡土情结和“精神还乡”思想的支配下，白孝文和黑娃在人生巅峰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衣锦还乡。

小说第三十章这样描写黑娃携妻回乡祭拜祠堂的情形:白嘉轩把拐杖靠在门框上，双手扶起匍匐在膝下的黑娃。黑娃站起来时已满含热泪:“黑娃知罪了！”白嘉轩只有一个豁朗慈祥的表情，用手做出一个请君先行的手势，把黑娃和朱先生以及高玉凤让到前头，自己拄着拐杖陪在右侧，走过祠堂庭院砖铺的甬道，侍立在两旁和台阶上的族人们拥挤着伸头踮脚。两支木蜡已经点燃，孝武侍立在香案旁边，把紫香分送给每人三支。白嘉轩点燃香插入香炉就叩拜下去:“列祖列宗，鹿姓兆谦前来祭奠，求祖宗宽恕。”黑娃在木蜡上点香时手臂颤抖，跪下去时就哭喊起来，声泪俱下:“不孝男兆谦跪拜祖宗膝下，洗心革面学为好人，乞祖宗宽容……”朱先生也禁不住泪花盈眶，进香叩拜之后站在白嘉轩身边。高玉凤最后跪下去，黑娃跪伏不起，她也一直陪跪着。白嘉轩威严地说:“鹿姓兆谦已经幡然悔悟悔过自新，祖宗宽仁厚德不计前嫌。兆谦领军军纪严明已有公论，也为本族祖宗争气争光，为表族人心意，披红——”白孝武把一条红绸递到父亲手上，白嘉轩亲手把红绸披挂到黑娃肩头。黑娃叩拜再三，又转过身向全体族人叩拜。他从妻子玉凤手里接过一个红绸包裹的赠封，交给白嘉轩说:“我的一点薄意，给祖宗添点香蜡。”这是全书中除了鹿兆海下葬那一节外，让笔者流泪最多的一个情节。黑娃这个白鹿原上最不安分、最富叛逆精神的人，在经历了人生的一番大起大落之后，幡然悔悟，最终跪倒在列祖列宗的膝下。这一情节有着很深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及其伦理道德对中国人的精神影响。接着，小说继续写了黑娃与父亲的相认。尽管这一对父子曾经关系紧张，疙疙瘩瘩，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以至反目成仇，但血浓于水，最终他们还是仇必和解。黑娃走到铡墩跟前跪下去，叫了一声“大”，泪如泉涌。鹿三停止了塞青草，痴呆呆地盯着儿子:“噢！你回来了……回来了好……”尽管只是一句简单的对白，但却蕴含着无尽的人生况味，其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饭后暮色苍茫。兔娃用笼提着阴纸，引着哥哥黑娃和嫂嫂玉凤去给母亲上坟，他悄悄说:“哥呀，我想跟你到保安团去？”黑娃沉思半晌，断然拒绝说:“兄弟你甭去。你还不懂。再说你走了谁给咱家顶门立户呢？”兔娃再不强求。慢坡地根一堆青草叶蔓覆盖着母亲的坟丘，黑娃痛哭一声几乎昏迷过去。他久久地跪在坟前默默不语。这一场景像电影画面一般定格在读者的心中，引发长久的沉思。

相对于黑娃，白孝文的返乡更复杂，也更富深意。对此，小说第二十七章有细致的描写:白孝文携妻回原上终于成行，俩人各乘一匹马由两个团丁牵着。白孝文穿长袍戴礼帽，一派儒雅的仁者风范。太太一身质地不俗颜色素暗的衣裤，愈显得温柔敦厚高雅。在离村庄还有半里远的地方，孝文和太太先后下得马来，然后徒步走进村庄，走过村巷，走到自家门楼下，心里自然涌出“我回来了”的感叹。弟弟孝武恰好迎到门口，抱拳相揖道:“哥你回来了！”白孝文才得着机会把心里那句感叹倾泄出来:“我回来了！”及至进入上房明厅，父亲没有拄拐杖，弯着腰扬着头等待他的到来，白孝文叫了一声“爸”就跪伏到父亲膝下，太太随即跪下叩头。白嘉轩扶起孝文，就坐到椅子上。注意，白孝文是在距离村庄还有半里远的地方就下马步行的。这一细节折射出的是一种低调的品质，一种高贵的教养。这一切要归功于白嘉轩的家风。与黑娃一样，白孝文也在祠堂拜谒了祖宗，祭奠了祖坟。唯一不同的是，做完这一切之后，白孝文在行将离开白鹿原返回县城时，却生发出一番人生的感叹来。谢辞了上至婆下至弟媳们的真诚的挽留，白孝文和太太于日头搭原时分启程回县城，他坚辞拒绝拄着拐杖的父亲送行，白嘉轩便在门楼前的街巷里止步。白孝文依然坚持步行走出村庄很远了，才和送行的弟弟们分手上马。他默默地走了一阵又回过头去，眺见村庄东头崖坡上竖着一柱高塔，耳边便有蛾子动翅膀的声音，那个窑洞里的记忆跟拆房卖地的记忆一样已经沉寂，也有点公鸡面对蛋壳一样的感觉。他点燃一支白色烟卷猛吸了一口，冷不丁对太太说:“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太太温存地一笑:“可你还是想回来。”白孝文说:“回来是另外一码事。”白孝文不再说话，催马加快了行速。太太无法体味他的心情，她没有尝过讨来的剩饭剩菜的味道，不知道发馊霉坏的饭菜是什么味道，更不知道白孝文当时活的是什么味道。在土壕里被野狗当作死尸几乎吃掉的那一刻，他几乎完全料定自己已经走到人生尽头，再也鼓不起一丝力气，燃不起一缕热情跨出那个土壕，土壕成为他生命里程的最后一个驿站。啊!鹿三一句嘲讽调侃的话——“你去吃舍饭吧”，把他推向那口沸腾着生命液汁的大铁锅前。走过了从土壕到舍饭场那一段死亡之旅，随之而来的不是一碗辉煌的稀粥，而是生命的一个辉煌的开端……好好活着！活着就要记住，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一刻是最难熬的一刻，但不是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熬过去挣过去就会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始一个新的辉煌历程；心软一下熬不过去就死了，死了一切就都完了。白孝文现在以这种深刻的人生体验呼唤未来的生活，有一种对生活的无限热情和渴望。他又一次对他的太太说:“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大概没有人比白孝文更能体会出人生的无常和世态炎凉了，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对人生有这一番大彻大悟。

《白鹿原》旨在为我们这个民族树碑立传，它忠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个民族从清朝末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为我们活画出一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社会形象的历史画卷。它既是一部家族史、风俗史，个人命运的沉浮史，也是一部浓缩了的民族命运史和心灵史。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金松岑先生认为，没有历史根底，文章写不深，也写不好，其极不过华而不实。因此，他主张写文章的人必须要精读“四史”：“《史记》单行之气盛，为韩、柳古文之先导；《汉书》庄重，多偶句，开六朝骈体；《后汉书》典雅;《三国志》精劲；都是非读不可的。”过去的作家都是文史不分家。文章要写得好，一定要有史学功底。单就文学而文学，是写不出真正意义上的、能传之后世的东西的。写作的“历史意识”，这一点在陈忠实写的《白鹿原》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说基本实现了作者所认同的巴尔扎克的观点“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因此也体现了陈忠实的创作动机。关于这一点陈忠实先生在他的创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一书中有详尽的叙述，兹不多言。如果说作者仅仅只是做到了“忠实记录”这一点，那么《白鹿原》还算不上是第一流的作品，还够不上是经典。《白鹿原》一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能够打破时间、政党、国家、民族等诸多因素的局限，具有持久性和超越性。这样的作品自然可以经得起时间和人心的考验，融入历史的长河，最终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朽的经典之作。 

【作家简介】史飞翔，男，著名文化学者、作家、文艺评论家。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西安市社科院老子文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西安市智库研究院专家库专家。中文核心期刊《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学术委员会委员。陕西省省委省政府首批重点扶持的一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陕西省“百青人才”、陕西省“百优人才”、陕西省“双百人才”。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陕西当代文艺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吴宓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西安市作协理事、西安市高新区作协副主席。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西安市作协签约作家、《读者》杂志签约作家。曾任西安翻译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科研处办公室主任。现任西安翻译学院终南学社秘书长、《陕西终南文化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西安翻译学院写作特长班授课教师。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学理论》《价值工程》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教育报》等报刊发表学术文章26篇。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版学术著作22部，其中《终南隐士》一书系“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终南山隐士的学术专著”，填补了该领域的学术空白，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关学与陕西书院》一书是国内第一本研究关学与陕西书院互动关系的学术专著；《关中地域与关中人物》一书被陕西省孔子学会评为“首届儒学学术研究与普及推广优秀成果”三等奖；《陕西作家研究》一书被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誉为是一本带你读懂“文学陕军”的书；《终南守望》一书入选全国“农家书屋”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