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全书约70多万字（不含注解），近200位的人物传记占了绝大部分篇幅，平均3000字/人，而《王莽传》篇幅最长，达5万多字，远超篇幅排名第二的1.2万字《汉高祖刘邦传》。带着这个疑问，又花一个月重读了《王莽传》。两遍下来，还是搞不懂孟坚先生（班固）的意图，他称“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对如此“乱臣贼子”花恁多的笔墨，难道就是为了“考其祸败”？
王莽，出生于公元前45年，字巨君，魏郡元城（今河北邯郸）人，是汉孝元皇后王政君的侄儿。12岁（公元前33年）其父王曼病亡，37岁（公元前8年）任大司马（汉代最高军事长官），46岁（公元1年）任“安汉公”，51岁（公元6年）代理天子朝政，称“假皇帝”，53岁（公元8年）称帝，68岁（公元23年）覆国亡身。
纵观王莽的成长，在没有亲生父亲的加持下，青年时期就能在众多的世家子弟中脱颖而出担任要职，直至后来称帝。这绝不因为他是孝元皇后侄儿这么简单，虽然有西汉末期政权式微（“比遭家之不造，大统几绝宗室几弃”）的客观因素，但其卓越的个人能力应该是强大的内因。
青年时，王莽一帮堂表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而他“独孤贫，折节恭俭……勤身博学，行甚敕备”，妻子“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
“收赠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29岁的王莽被封为“新都侯”，随后不断被提拔，“爵位益尊，节超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
“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恧( nǜ)。”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因王莽的检举，他姑姑王君侠的儿子淳于长先是被免官就国，后被诛杀。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哀帝刘欣即位后，高昌侯董宏认为母以子贵，建议将哀帝的母亲丁姬、祖母定陶傅太后上“尊号”，王莽就弹劾董宏此举为“误朝不道”。酒席时，他令人将原本安排在太皇太后王政君旁的傅太后席位撤走，说“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
汉哀帝驾崩后，因王莽在除掉董贤和拥立汉孝平皇帝两方面有重大功劳，群臣请求加封其为“安汉公”，王莽称疾固辞，后在太后王政君多次下诏的情况下，王莽才“惶恐，不得已而受策”，但坚决“让还益封畴爵邑事，云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上任后“上尊宗庙，增加礼乐，下惠士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
王莽的成长也有过沉浮。当上大司马一年多后，汉成帝刘骜去世，汉哀帝刘欣即位。为打压王氏一族的势力，刘欣有意封拜其母亲丁氏和祖母傅氏两家族人员。为避免和丁氏、傅氏两大家族发生矛盾，王政君就让王莽归家不问朝事，王莽也多次主动提出了辞去大司马的职务，汉哀帝最终同意了。几年后，在孔光、何武、师丹等多人上奏请求下，“太后复令莽视事”，但汉哀帝也并没有给其实权，只是让他去侍奉太后王政君。 后来因为抵制丁姬、傅太后上“尊号”事件，王莽又被“罢就第”。两年后旧事重提，丞相朱博奏言，王莽的行为“当伏显戮”，最起码也是“免为庶人”。最后，哀帝拍板，“与太皇太后有属，勿免，遣就国”，王莽这才逃过大劫。
三年后（公元前2年），在多人“对策深颂莽功德”的情况下才被重新征用。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驾崩，王莽被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举荐再当大司马。
相比于王莽宦海的浮沉，其多次责逼子女“伏法”的故事则显得更加悲壮。
王莽有嫡生子四人：王宇、王获、王安、王临，有三子都因犯法而被其逼杀，幸存的三儿子王安又因体弱多病而去世，王莽的妻子也因这一系列事情悲伤到“涕泣失明”。
公元前2年，也就是在王莽因丁氏等人“上尊号”事件而被“遣就国”期间，二儿子王获因琐事擅杀一仆人。按当时的法律，家奴和普通人不一样，属主人的私有财产。主人杀家奴只需跟官府通报一声，缴纳一笔罚金就可以了。但王莽不认可这法律，认为家奴也有人权，不能随便杀戮，于是主动报官并逼王获自杀了。
汉哀帝去世后，汉平帝刘衎( kàn)即位。公元3年，王莽以丁、傅两外戚擅权的教训让平帝母亲卫氏一族“不得至京师”。其长子王宇认为此举不妥，害怕日后遭平帝报复，多次建议未果，于是安排其大舅哥吕宽于夜晚用狗血撒在王莽门口，意图用鬼神来吓唬王莽改变主意。被发觉后，王莽责令王宇喝药自杀。王宇的妻子当时已怀孕，王莽将其关进监狱，待其生完孩子后杀死。
公元7年，当时王莽已代理朝政，有人揭发其侄子王光动用公权让执金吾窦况替他私下捕杀仇人，“莽大怒，切责光”。王光的母亲（王莽的寡嫂）对王光说，你自己看看是不是能和王宇、王获比。言下之意就是两个嫡亲儿子犯法都被王莽处死了，怎么会对你开恩呢。于是，母子俩都自杀了。
公元20年，当时王莽的政权已危机四伏，被废太子位的四儿子王临私通王莽侍妾，因害怕事情暴露，就与侍妾密谋杀害王莽。计划泄露后，王莽逼王临夫妻自杀。
公元22年，此时各地反抗起义此起彼伏，王室内部也是分崩离析。长子王宇19岁的遗腹子王宗“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制象征天子权力的三枚印章，又私通其舅舅吕宽族人。事发，王莽逼令其自杀。同年，长子王宇的女儿王妨因诅咒她的婆婆并杀害一个知情婢女也被王莽逼令自杀。
（三）宏阔
王莽认为“制定则天下太平”，所以称帝后“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着手实施了一系列宏大的改革措施。
设立“司恭”、“司徒”、“司明”等五事之官来监察政令过失，要求“毋隐尤，毋将虚，好恶不愆，立于厥中”。“朝臣有言其过失者，辄拔擢”，“孔仁、赵博、费兴等以敢击大臣，故见信任，择名官而居之”。
设立“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来广纳民意，要求“谏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门受言事者”。
为规避土地私有引发的“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的局面，将天下土地收归国有，称“王田”。按户平均分配，“一夫一妇田百亩”，“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对原户土地多的，“分馀田于九族邻里乡党”。
为改变“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的现状而减轻赋税，规定“什一而税”。
倡导“天地之性人为贵”，认为现行的奴婢制度“逆天心，悖人伦”，规定奴婢为“私属”，不得买卖。
为强化中央财政控制，平衡物价，施行“六莞（管）”政策。“六莞”是指盐、铁、酒三类商品实行政府专卖，政府统一铸钱，征收名山大泽资源税，“五均赊贷”等方面。“五均赊贷”是指在长安等六大城市试点实行的政策，主要包括按季统一制定商品价格、抛售储备商品来抑价、百姓祭祀等活动时给与无偿赊贷、给与工商业者低息贷款等措施。
（一）絮聒
公元7年至14年期间，王莽进行了多次货币改革，共发行了六等二十八种钱币，导致社会经济混乱并加速新朝灭l亡。
先是废掉汉朝的五铢钱，发行了“大泉”、“挈刀”、“金错刀”等三种钱币。两年后，废除了“挈刀”、“金错刀”币，又发行“小泉”币。一年后，恢复“挈刀”、“金错刀”币，又推行“布泉”、“货泉”币。
相比于货币改革的絮聒，王莽在其他行政管理上也是如此。
公元6年，王莽登上居摄之位后，将年号改为“居摄”；公元8年又将年号改为“初始”；这年号仅仅使用一个多月后，王莽就称帝了，又改年号为“始建国”；公元14年，各地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为祈求上天佑助又改年号为“天凤”；公元20年，王莽根据“图谶”，认为要克“汉家火德”，诅咒汉军，又改年号为“地皇”。
土地改革初期，王莽下令：“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改革受阻后，又下诏：“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新朝后期叛乱四起的时候，王莽又下令废除井田、奴婢不得买卖、六筦等一切“即位以来不便于民者”的制度。
为效法周朝的地名、官制，同时又为迎合“符命”的内容，频繁地改动官名、地名，“一郡至五易名，而复还其故”。“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但又不信任身边的人，也不放权，自己亲自过问审批基层繁杂的政事，“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基层过来报送奏折的官员，有在京城待一年多都没能等到批复的情况。
（二）膨胀
公元1年，王莽任“安汉公”后，大司徒司直陈崇请博士代写了一份近2000字称赞王莽功德的奏章，从《论语》《诗经》《尚书》《易经》中搜罗十二组词句来美化王莽的各种言行，极尽吹捧之能事。如，“‘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公之谓也”、“‘知人则哲’，公之谓也”、“‘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公之谓也”等等，盛赞王莽的行为“此皆上世之所鲜，禹稷之所难，而公包其终始，一以贯之，可谓备也”。
公元7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王莽派兵镇压并最终平定叛乱。此后，王莽的欲望更加膨胀，“自谓威德日盛，获天人助，遂谋即真（代汉自立）之事矣”。
同年，王莽母亲去世，其“意不在哀，令太后诏议其服”。一群“博士诸儒”承风上书，将王莽比作伊尹、周公，其功绩与“唐虞三代比隆”，应“如天子吊诸侯服”。王莽欣然施行，进一步营造自己当为天子的舆论。
登上皇位后，为美化正统，王莽宣称自己是虞舜的后人，更早的祖先是帝喾，都是黄帝的后人。黄帝共有25个儿子，分别赐予了十二个姓氏，济南的王姓（王莽祖先）就是其中一个。其为摄政皇帝时曾设立社稷神坛，就有神光从天上照下，有黄气从地上升腾上天，这些都是在向世人彰显黄帝、舜帝显赫的功业。又称，姚、妫、陈、田、王五大姓氏皆为虞帝的苗裔，“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为宗室。世世复，无有所与”。
为凸显新朝的至尊地位，将周边归附的各国国王全部改称为侯，还将“高句骊”改名为“下句骊”，将匈奴单于更名为带有侮辱性质的“降奴单于”，又将授予“单于”印章中的“玺”字改为“章”字。这些举措导致四夷诸国“卒以此皆畔”。
公元12年，王莽下诏，“帝王之道，相因而通”，自比尧、禹、周几代帝王，“予之受命，盖亦如此”，参照《禹贡》将天下分为九州，又模仿周朝设立洛阳为新朝东都、常安（长安）为新朝西都，爵位也按周朝制度设五等。
公元13年，在高句骊、夫馀、秽貊等民族因对王莽系列侮辱政策不满而不停犯边作乱的情况下，王莽“以为四夷不足吞灭，专念稽古之事”，下诏要仿效禹帝的巡狩制度开始东巡狩，并要求各地上贡巡狩所需的马、布帛等物资。工作准备到一半时，因为文母太后王政君病重而作罢。
（三）虚诳
王莽篡汉自立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而这些“符命”很大程度上都是其“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
公元6年，汉平帝去世后，王莽立年仅1岁的刘婴为皇太子。武功县长报告说，在疏浚水井时挖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白色石头，石头上有朱红色文字，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利用这编造的符命登上了居摄之位，代理天子朝政，并将年号改为居摄元年，其“车服出入警跸……皆如天子之制”，“赞曰‘假皇帝’，民臣曰‘摄皇帝’”。
从此以后，关于“符命”的事情就多了起来。陆续冒出“齐郡新井”、“巴郡石牛”、“扶风雍石”等“符命”，表达的意思基本都是“摄皇帝当为真”，就是说王莽应该当真皇帝。
公元8年，王莽又将年号改为初始元年。这年，“素无行，好为大言”的梓潼人哀章为升官发财，更是离谱地制作署名为“天帝”、“赤帝”的铜匮，写上“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瞎编出“王兴”、“王盛”等人连同自己共十一个名字，称这些人应为王莽辅臣。对如此荒唐的“符命”，王莽的态度是“至高帝庙拜受金匮神嬗，御王冠，谒太后”，称“予甚祗畏，敢不钦受”，正式下诏即皇帝位。按照“符命”指令，将哀章任命为“国将，美新公”，将一个名叫王兴的城门小吏任命为“卫将军，奉新公”，将一个名叫王盛的卖饼人任命为“前将军，崇新公”。
即位后，王莽为进一步宣传其“皇权天授”，命令五威将军王奇等十二人发布有关“符命”的文章42篇，文中列举了黄龙现世、梓柱生叶、雌鸡化雄等“祥瑞”，总体意思就是表达“莽当代汉有天下”、“新室既定，神祈欢喜，申以福应，吉瑞累仍”。
当时，众人“争为符命封侯，其不为者相戏曰：‘独无天帝除书乎？’”
公元22年，全国各地纷纷爆发反抗王莽政权的起义，众多星术家被要求观天象占吉凶。大家为迎合王莽的意图，皆言“天文安善，群贼且灭”，王莽“差以自安”，甚至还制作“威斗”（一种祝诅器皿）来“厌胜（一种诅咒他人的方术）众兵”。
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皇城后，王莽“犹抱持符命、威斗（祝诅用具）”，“旋席随斗柄坐”，言：“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在“汉兵其如予何”的一声声悲嚎中，王莽的生命被画上了句号。“争相杀者数十人”，“斩莽首，裂莽身，支解骨肉脔分”。
对王莽一生功过是非的评价，历来是众说纷纭。
篡位的巨奸、政治投机家、不识大体的专权君王、有远见的政治家、坚定的儒家信徒、无私的社会改革者等等词语，都是史学家们给其贴上的标签。
结合本文观点，我认为，王莽是一个多种个性交织的综合体，既勤能、远见、无私，又迷信复古、好大喜功、书生政治。这些特性就像“光”与“影”的关系一样，是对立统一、相伴相生、不可割裂的。
历史上多位伟人的个性似乎也可以佐证这一点。
成杰思汗深沉有大略，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疆域最广阔的陆地帝国，促进了东西方前所未有的交融，但其另一面是“野蛮残忍”，“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的牧马之地”的征服铁蹄也踏碎了无数城市的文明和千万人的生命。
“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鞅务实高效的政治思想使秦国成长为“虎狼之国”，但也由于其刻薄、谲诈的个性使执法过于严苛从而加速了秦国后期的灭亡。
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改革，理念超前，却因为其过于执拗使变法“未审国情，独执己见……未知理财之本源”（蔡东藩之语）从而最终导致失败。
应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光”与“影”的结合体。有人长于计算却短于辞章，有人强于智力却弱于体力，有人优于情商却病于真诚，有人得于善良却失于软弱，有人明于豪放却暗于粗野，有人耽于实干却虚于曲迎，有人精于眼前却拙于长远……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自己的“光”与“影”，同时也能努力发现别人的“光”，注意他人的“影”，不恃能，不卑微，不慕强，不凌弱，迎“光”、戒“影”，尊己敬人。
搁笔之际，再提一个愿想吧——希望能于未来梦中聆听一次孟坚先生的教诲，弄清他为何用5万字的浓墨来写巨君先生！
李国举，笔名润泽，1974年生，江苏洪泽人，现为洪泽公安分局民警，电话（微信）13805231605。
精华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