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随笔】

            红高粱与诺奖的荒诞剧

                   文/李含辛

       最近一场关于莫言的闹剧，让我想起《红高粱》里那句台词：“这天下，什么鸟事都有。”有人举着“捍卫诺奖尊严”的大旗，要求收回莫言的证书和奖金，理由竟是《红高粱》被改得“面目全非”。可翻遍当年的颁奖词，瑞典文学院连《红高粱》的影子都没提——他们表彰的是莫言“魔幻现实主义的笔触”，是《蛙》里的荒诞、《酒国》的辛辣，以及《丰乳肥臀》中那片土地的血性与悲悯。

       这场闹剧的荒诞之处在于：攻击者连靶子都打错了。诺奖评委看中的从来不是某一部作品的“原汁原味”，而是一个作家对人性、历史和文化的整体叙事。就像没人会因为毕加索的画风突变，就去质疑他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尽管他没得过）。艺术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流动与再生——莫言将《红高粱》改编成歌剧，何尝不是一种新的生命注入？

       可笑的是，那些高呼“维护真实性”的人，自己却活在虚构的正义感里。他们以为诺奖是某种神圣的“认证”，殊不知文学奖的本质是争议与选择。当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被批“魔幻过头”，帕慕克的《雪》被指“政治不正确”，但时间最终证明：伟大的作品从不怕被误读，只怕被无知绑架。

       这场闹剧倒像一面镜子，照出某些人的“知识匮乏症”。他们用情绪代替思考，用口号代替研究，连莫言获奖的基本事实都懒得查证。而真正的文学尊严，恰恰需要这种“较真”——不是对着空气挥拳，而是先翻开一本书，读透颁奖词，再开口说话。

     《红高粱》里，爷爷说：“人活一辈子，不就是图个痛快？”可某些人连痛快都要靠踩别人来获得。若真关心诺奖的声誉，不如先学会尊重评委的眼光，承认文学从来不是流水线上的罐头——它可以是高粱酒，也可以是歌剧，甚至是一面照出愚昧的哈哈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