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龙学》体系研究——庞进访谈录
刊于《文化中国学刊》2025年第3期
王祖友（江苏泰州学院）
庞 进（加拿大龙凤国际联合会）
摘要：庞进是文化学者、作家、高级编辑，他在创造学、中华龙凤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提出了“创造哲学”体系和中华龙学体系。他在研究、写作、编辑之间的跨越和融通，可给学界治学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启发和指导。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张弛有度的工作节奏，对于“躺平”者有提醒和借鉴的意义。
关键词：庞进；中华龙凤文化研究；创造哲学
受访人简介：庞进 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加拿大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已发表各类作品逾千万字，出版著作五十余种，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等奖项八十多次。研究领域涉及创造学——提出了“创造哲学”体系，和中华龙凤学——提出了龙凤起源的“多元容合说”，对龙凤的定义、神性、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系、龙凤的精神内涵、龙凤文化研究的当代意义、龙道信仰等问题有创建性阐述。并在国际互联网上创建、主编了世界上第一个以龙凤文化为内容的原创性中文站点“中华龙凤文化（www.loongfeng.org）”网站。
王祖友：您最近联合九位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专家、学者，倡议把中国“龙”的英文译文定为“loong”？这是否与您的第一把“刷子”有关？
庞进：我曾撰文说我有“龙凤文化研究”“文学写作”“书法”“编辑”“四把刷子”，倡议译龙为loong，可归入第一把“刷子”。
王祖友：这个正名除了“翻译”上的意义及其文化价值，还有其他方面的作用吗？
庞进：将龙英译为dragon，始于二百多年前，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大错案。龙与dragon在起源、本质、功能、形象上有重大区别：龙是中华民族的标志性符号，在中华文化和民族形象传播中具有重要地位，虽然历史上有一些负面承载，但整体上代表着善和美。dragon在西方文化中是怪兽恶魔的名称，是贬损、屠戮的对象，虽然也有一些正面的承载，但整体上代表恶和丑。从上个世纪至今，中外许多学者都呼吁“为龙正译名”，倡议将龙英译为loong（取自汉语拼音，加一个o以区别英文已有单词long）。大家认识到，此事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全球传播、展示中华民族的文明形象及体现文化自觉、自信、自尊、自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与中共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要求相契合。多年来，我们在这项事业上持续性地做了许多工作，包括撰、发《就更改龙的英译致全球华人信》，策划、联系、提供文本参考，支持、声援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连续四年将《关于纠正龙与dragon翻译错误的建议》上呈全国两会等。以《2024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吉祥物形象“龙辰辰”官宣英文名为“Loong Chenchen”，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2024年1月9日报道“新春龙舞挑战赛”活动将“龙年”译为“Loong Year”，新华社2024年2月7日发表视频《“龙”到底该怎么译？》，支持将龙英译为loong，以及巴黎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领奖服“灵龙”英译为“Ling Loong”，近期风靡全球的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译龙为loong等为标志，“为龙正译名”工作可谓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王祖友：没想到一个“龙”字翻译意义如此重大、涉及面如此广泛。作为这项活动的主要组织、推动者，您将名载史册，这应该是您作为文化传播者最自豪的事吧？这件事是否还没有完美结束？
庞进：尽管将龙英译为loong已广为人知，且遍地开花，被广泛采用，但身居中国外文局及翻译界领导层的一些人士不为所动，他们以西方人已知晓龙与dragon的区别、西方一些辞书中已有作正面释义的“Chinese dragon”一词、将龙英译为loong会让“大部分外国人看不懂”且“会带来一系列后续问题”等为由，拒绝采纳将龙英译为loong的方案，正因为有这样的“梗阻”，《中国时政话语翻译基本规范·英文》中至今依然将龙译为dragon。显然，在中国外文局及翻译界领导层的一些人士的心底深处，西方成就的话语体系是不能改动的，他们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掌控自己的文化精华翻译权、话语权心存疑虑。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促使其有所改变，使译龙为loong成为中国国家方案、政府声音。
王祖友：历史总是不断向前的，相信您及和与您志同道合的专家、学者的努力会产生预期的效果。您从中国到加拿大之后，写了一篇文章，提到：“家”的本意是住所，意味着人可生活于其中的由地面、墙壁、屋顶、庭院等构成的一定的空间。“家园”比“家”大，既包括着“家”，还包括“家”所在的环境。我想您一直致力于建设人类宜居的美好家园吧？
庞进：尽绵薄之力。
王祖友：您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可以理解为建设“文字的家园”？
庞进：可以。
王祖友：能回顾一下这方面的经历和感想吗？您印象最深的编辑经历是怎样的？
庞进：我自1984年春天进入西安日报社，至2017年春天离岗，做编辑工作三十多年，阅、编了大量稿件，与许多作家、学者建立了很友好的关系。期间的故事、感慨很多。印象最深者如：2016年4月29日，著名作家陈忠实病逝，我及时上门约报社退休资深编辑张月赓先生写悼念文章，张先生因年事已高且悲痛感伤不愿动笔，我鼓励说“西安报是最早发表陈忠实作品的媒体，你是陈忠实的老友，当年陈忠实与西安报的关系你最了解，你有责任将那段历史写出来、留给后人”。张先生写出草稿后，我连夜加班至凌晨帮其改定、敲成电子稿，并根据邢小利《陈忠实传》所记，增加了“陈忠实受挫要辍笔，张月赓鼓励陈忠实继续写”一大段。2016年5月4日，张先生的《半个世纪的情谊——陈忠实与西安日报、西安晚报副刊》，和我撰写的《灵魄犹在 精魂永存——感念陈忠实》一并在《西安日报》发出，读者反馈谓之“真实、具体、生动”“令人读之心痛的好文”。
王祖友：您使得我对编辑的认知全面更新了，编辑工作不仅仅是书面文字的事，更是对文学、文化工作者的培育、扶持。我觉得您的编辑经历应该获得“人民编辑家”奖。实际上，您获得过诸多荣誉，在这些荣誉、奖项中，您觉得对您的文学人生最有影响的是？
庞进：冰心散文奖影响大一些。编辑方面，获得过中国散文学会颁发的“散文编辑奖”。
王祖友：感觉您的文学生涯一直与文化研究密不可分，您的文学写作应该也渗透着您的文化研究精神吧，请阐述一下这两者的关系？作为一个学者型作家，与同时代其他作家比较而言，您的创作在哪些方面有着显著区别？
庞进：文学写作和文化研究，在我这里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彼此渗透的关系。我认为，文化研究可以使文学写作深刻隽永，文学写作可以使文化研究喜闻乐见。若说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显著区别，我想，一是我比一般只写文学作品的作家，多了一把还能做文化研究，且多有成果面世的“刷子”；二是我写的文学性的东西，思想性会强一些。比如，人活着，一些基本问题是要面对的，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如何处理人与天即人与自然、人与人即人与社会、人与己即人与自身，以及人与神即人与超验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看似不复杂，但要想清楚、说透彻就难了。想清楚是说透彻的前提，说透彻是想清楚的外化。我读大学时，哲学是主课，上述问题都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做文化研究又写了《创造论》、提出了龙道信仰，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也都需要对上述问题有个说法。在岗时事情多、比较忙，退休后时间相对宽裕，就想着把上述问题再深入、缜细地刨一刨，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体验，想得更清楚些、说得更透彻些。我觉得，这样做、做这样的事，既是对自己智慧生命的一种尊重，也是对长期以来，关心、关注、关怀自己的亲友、读者们的一种回报；当然，也是对社会文明的一个贡献。何况，思考是一个快乐的事情，尤其是思考出了与前人不同的比较新鲜的东西，且用准确、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
王祖友：您对中华龙凤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多角度、多侧面、多元化的学术性研究，出版过《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等著作，能简要地说明您在这方面的核心思想吗？您提出了龙凤起源的“多元容合说”，可否稍微详细地阐述一下？
庞进：我已撰写、发表有关龙凤文化的论文、随笔、散文、诗词等上千篇。在已出版的50多部著作中，有33部是研究龙凤文化的著作或与龙凤文化相关的著作，如《龙的习俗》《八千年中国龙文化》《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龙子龙孙龙文化》《龙之魅——中华龙文化50讲》《中国祥瑞•龙》《中国祥瑞•凤凰》《凤凰于飞》《中华龙凤民俗》《中华龙文化》等。尤其是2023年7月出版的《中华龙文化》，分上中下三册，由我领衔主编并撰稿，北京大学、华东师大、陕西师大、西安交大等高校多位相关专家学者参与撰稿，以“龙与中华民族”“龙与中华智慧”“龙与中华民俗”“龙与中华伦理”“龙与中华艺术”“龙与中华文学”“龙与民间故事”“龙与文化传播”“龙与文化产业”等九章、近百万字的内容，全面解答了龙文化的基本问题，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地展示了龙文化的魅力与价值，堪称汇萃古往今来龙文化研究成果，提炼中华民族精神标识，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龙文化研究的厚重之作。在这些著述中，我对龙、凤、龙凤文化、龙道作了定义、定位，提出了龙凤起源的“多元容合说”；分析了龙凤的基本神性及其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系，总结、概括、揭示了龙凤的基本精神。对炎黄子孙为何称龙的传人、龙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龙凤民俗的特性、龙凤文化研究的当代意义、龙道信仰等均有创建性阐述。篇幅关系，这里只简要地谈一下龙。龙是中华先民对自然界中的多种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神物，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符号、文明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龙的实质是中国人对宇宙自然力的感悟、认知、神化。海内外华人大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从远古至今，龙已完成了它的当代转型，已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告别了皇权、保守和软弱，成为自觉自信、团结合力、适变图强、爱好和平、开放包容，以天下人的幸福为幸福的新龙。龙文化既是根源、传统、民间、物质、中国文化，也是标志、时尚、官方、精神、世界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龙文化对国家的统一，对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团结，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具有参与、助力、体现、见证、标志等积极的重要的作用。龙文化能为中华儿女标明身份、能为民族团结举起徽帜、能为百姓生活增添福乐、能为社会进步提供助力、能为世界和平昭彰公理、能为人类文明奉献智慧。我将龙的精神提炼、总结、概括为“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八个字，简称“容福谐奋”。“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是世界观、方法论。福生是造福众生的简称，是价值观、目的论。谐天是与大自然和谐，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设生态文明，是天人观、生态论。奋进是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的简称，是人生观、强盛论。龙道是以龙为象征标志的，来自中华民族，在冶炼萃取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优秀精华基础上容合创新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是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之道。龙道的核心理念是“尊、爱、利、和”。“尊”即“尊天尊人尊己”，是处世观、交往论；“爱”即“爱天爱人爱己”，是感情观、关系论；“利”即“利天利人利己”，是互利观、共享论；“和”即“和天和人和己”，是理想观、境界论。龙道倡导人们在面对和处理人与天即人与自然界、人与人即人与社会、人与己即人与自身这三大基本关系时，尽可能地在“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公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价值是物、事对人表现出来的有用、有益性；价值观是人判断物、事是否有用、有益的观念、标准。全球价值观是全人类判断物、事是否对全人类有用、有益的观念、标准。我认为，“容、福、谐、奋”的龙精神，“尊、爱、利、和”龙道理念，可以成为判断物、事，是否对全球人类有用、有益的观念、标准，即可以成为全球价值观。
王祖友：您的研究还涉及创造学，能谈谈您的“创造哲学”体系与中华龙学的关系吗？
庞进：当然可以。我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创造哲学”体系，把创造拓展到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在内的整个世界的范围。认为：创造是由创造物参与并释放和发挥创造效能，经过创造过程完成从而有新的创造物出现的活动；世界的本原是创造，人类的本质是创造；创造律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一般、最基本的规律；创造态是世间万事万物最基本、最普遍的存在方式；人类创造和非人类创造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的创造是智慧的创造，非人类的创造是非智慧的创造。上述观点对龙文化、龙学研究具有指导、深化及方法论的作用，如：新异替变律可简称新异律，是创造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目的律，它意味着任何创造，都必须也必然以追求和出现新异替变为目的。龙的创造，是自然界的创造和人的创造相结合的、受新异律的制约和支配的创造。新石器时代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初步形成期，这个时期出现了多方位、多地点发生的简单、质朴的“原龙”；夏、商、周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形成期，这个时期出现了进一步容合的神秘、抽象的“夔龙”；春秋战国至秦汉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基本成型期，这个时期出现了基本定型的粗犷、雄健的“飞龙”；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强盛期，这个时期出现了雍容、大气的“行龙”；元、明、清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延展期，这个时期出现了华丽、复杂的“黄龙”；现当代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复兴期，这个时期出现了新美的“祥龙”“新龙”。“夔龙”是对“原龙”的新异替变，“飞龙”是对“夔龙”的新异替变，“行龙”是对“飞龙”的新异替变，“黄龙”是对“行龙”的新异替变，“祥龙”“新龙”是对“黄龙”的新异替变。我的龙文化、龙学研究也遵循着新异律，我总是自觉、自励地努力做到既“承古”“萃古”“炼古”，又“纳新”“开新”“创新”。如2007年3月23日，《光明日报》配图发表了一个整版的由我撰写的题为《中国龙文化解读》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传承、弘扬容合龙、福生龙、奋进龙；清理、放弃帝王龙、灾祸龙；创建、新增文明龙、科学龙、环保龙”的观点。这“文明龙、科学龙、环保龙”的概念，就属于创新，是过去不曾有的。我还多次讲过，龙是随着中华民族的脚步而前进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智慧系统，龙文化不仅是“过去完成时”，还是“现在进行时”和“将来进行时”。
王祖友：近期在龙文化、龙学研究方面，您还有些什么计划？
庞进：我在近四十年从事龙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花了数年时间，完成了《中华龙学》和《中华龙史》两部书稿的撰写。两部书稿都是大块头，前者约50万字，后者约130万字。近期在做修订、补充、润色、完善的工作，争取近年内能够与读者见面。这两部书稿，在我的所有著作中，投注的精力最多，如果出版，当有填补空白的“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事”的意义。陈忠实写长篇小说《白鹿原》时，曾说过他要为自己写一部死后可以做枕头的书。我写这两部书稿，尤其是《中华龙学》，也有这样的“枕头”意识。
王祖友：当下，国内普通民众有“躺平”心理，社会学家李银河等人也发表“人所做的一切，从终极上讲都是毫无意义的”。您对这样的社会现象和观点有何评论？
庞进：人生的意义是人赋予的。某天凌晨，我梦醒后刷手机，看到一网友发的一段题为《君莫舞，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的视频。该视频说宇航员们在遥远的外太空看地球，大都会产生“压倒性的负面情绪”即“巨大的悲伤感”。为什么呢？因为在浩瀚无限的宇宙中，地球只是一个极其渺小且孤独的“黯淡的蓝点”，而这个“蓝点”迟早要毁灭，人类只不过是“那一缕阳光中停留过的微尘”，当大限到来时，人类的所有名利、功过、争执与分歧都烟消而云散。这使我想到了佛陀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到的“缘起性空”。上述视频所表达的，属于“性空”。的确，以宇宙的视界看，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都是刹那生灭的存在，地球、人类不过是微尘一闪而已。然而，还有“缘起”，即种种因缘使我们不早不晚、不前不后地活了这么一个时间段。“性空”是无限，“缘起”是有限。无限，我们决定不了；有限，我们却可以活得有感有情、有思有愿、有趣有味。那么，我若是宇航员，到了外太空后，我会有“巨大的悲伤感”吗？我想我不会有，即使有，也会很短暂。因为我明白：再悲伤、再忧怨、再凄凄惨惨凄凄，有限人类依然人类有限，浩瀚宇宙依然宇宙浩瀚，况且地球还远未到毁灭的时候。既然如此，如此既然，我们就不应该因所谓的“终极上讲都是毫无意义的”而悲观、“躺平”，而应因幸运地活了这么一个时间段，感恩宇宙、珍惜缘起、把握当下，活得襟怀坦荡、高兴快乐、阳光灿烂。几十年来，我不能说没有伤感忧戚之时，但大多数时光，我都可以说是以上述心态面对生活、面对世界，把能做的、当做的事，尽心尽力地做到自己的最好、甚而做到别人做不到，从而感来风拉弦，情动雨唱歌；窗开光景好，键响妙词多……
王祖友：曾经有一段时间流行一种说法——当今社会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您怎么看待这种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社会问题的说法？
庞进：这种说法只能说是一种说法而已，没有人统计过，也不会有人去统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有人类，就会有诗，包括有人写诗和有人读诗。因为，诗性是人性的组成部分，是人与人之外的动物最根本、最突出的区别。人有思维，一些动物也有思维；人有语言，一些动物也有语言；而把思维的结晶，用语言文字结构成美妙的可阅读、可朗诵、可赏品的诗，从而使生活有韵致、有趣味、有意义、有境界，就只有人才能做到了。
王祖友：这是我听过的最合情合理也最情文并茂的解释了，您也是个诗人，您对“愤怒出诗人”有何评价？
庞进：此话有一定道理，但不绝对。愤怒出诗人，不愤怒也出诗人。也许因愤怒，使杜甫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使郭小川写出《团泊洼的秋天》；但未必愤怒，使李白写出“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使海子写出《面对大海 春暖花开》。人有七情六欲，每情每欲，都能写出好诗。
王祖友：有人对贾浅浅的诗嗤之以鼻，有的人却认为是超过“盛唐”，您对“我们一起去尿尿，你，尿了一条线，我，尿了一个坑。”这样的诗句有何评价？
庞进：我认为，将“屎诗”定义为“低劣的诗句”算不上确当。你可以认同顾况因“山阿”之“阿”音谐“屙屎”之“屙”，就判断“驻马上山阿”是“风来屎气多”的“低劣的诗句”，但你不能说涉及到“屎”的诗句全都是“低劣的诗句”。比如毛泽东主席写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就有“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句。此句中的“矢”就同“屎”，典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毛泽东主席还作有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里面写到了与屎同出一“门”的屁，曰：“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古代涉屎的诗句亦不乏其例。如唐代朱冲和的“冬瓜堰下逢张祜，牛屎堆边说我能”（《嘲张祜》），宋代梅尧臣的“雕檐画壁屎污遍，以及像塑头与肩”（《普净院佛阁上孤鹘》）、黄庭坚的“解嗤招觉老，担屎污心田”（《戏答宝胜甫长老颂》）、高公泗的“莎草墙垣沾燕屎，棘针篱落聚蚕沙”（《港口野步怀归》）等。
“净土”是佛教名词，其“净”，指的是“无五浊之垢染”（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可在一些佛教高僧的笔下，却多见“屎”及“尿”。如唐代寒山的“驴屎比麝香，苦哉佛陀耶”（《诗三百三首》），宋代释了演的“鸣鼓集众升堂，岂容乱开臭口，而今无计可为，谩把屎肠抖擞”（《偈颂十一首其一》）、释普岩的“肝肠铁作也须裂，骊屎如何比麝香”（《偈颂二十五首其一》）、释如净的“甚恶毒兮甚仇雠，屎尿腥臊汗血流”（《偈颂三十四首其一》）、释慧远的“平地撒屎撒尿，知佗是真是假”（《禅人写师真请赞》）、释净昙的“莫来问我禅兼道，我是吃饭屙屎人”（《偈》） 、释智愚的“拈花抛向屎坑中，火里红莲香拂拂”（《颂古一百首其一》），等等。
临济宗是佛教禅宗南宗五个主要流派之一。《景德传灯录·义玄禅师》载：“时有僧问：‘如何是无位真人？’师便打，云：‘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撅！’”《五灯会元·卷第十一》：“曰：‘如何是道中人？’师曰：‘干屎橛。’”《五灯会元·卷第七》：“这里无祖无佛，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于是，许多禅诗里都有了“干屎橛”，如释惟一的“不忘所嗜干屎橛，未忍轻抛栗棘蓬”（《小师惠林师孙法济请赞》）、释慧开的“干屎橛兮麻三斤，当阳拈出少知音”（《无量寿佛赞》）、释道川的“日面佛，干屎橛，八两半斤谁辨别”（《参玄歌》）、释慧远的“瞎堂也有三个诀，靠倒云门干屎橛”（《偈颂一百零二首其一》），等等。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诗句呢？南宋思想家朱熹一语点破：“今之禅家多是‘麻三斤’‘干屎橛’之说，谓不落窠臼，不堕理路。”（《朱子语类·卷七》）也就是说，禅家认为，世间万物万象都是因缘幻化、刹那生灭、性空无常，故：把屎当屎即为执着；佛不异屎，屎不异佛；佛即是屎，屎即是佛；屎即屎非屎，佛即佛非佛。人的彻底开悟，便是超越了对屎、佛及世间万物外在名相的纠缠、执着。
综上，可见，写诗作文，不在乎你是否写到了屎尿，而在乎你通过写屎尿，想表现什么、表达什么。艺术创作讲究的是“意境”。这“意境”，可简要地理解为“冶思炼情可审美的境界”。于是，可以这样讲，包括屎尿屁在内的万事万物都可入诗，而要判断其写得好不好、妙不妙，关键看作者是否写出了、达到了，读者是否看出了、品悟到了“冶思炼情可审美的境界”。
王祖友：有评论指出：庞进的散文随笔以深刻独到的思想蕴涵与精当优美的文学形式结合见长。著名作家贾平凹称庞进的散文“呈现大散文的气象，思想开阔、想象力丰富，天地人贯通，有犀利的见地和穿透的锋芒，文体是潇洒的，并不拘泥于什么，看似随意说来，骨子里却有道数”。多年前笔者就读过庞进的散文《天地苍茫一根骨》，写司马迁的，阅读时震撼灵魂的那种精神的战栗至今铭记。庞进的文学作品有着一以贯之的风格：寓峻拔独步的思考、深厚博容的情怀于精当、朴素、优美的文字之中。文章背后隐藏着一种巨大的精神的张力。庞进的诗歌创造了当代诗歌的新品类，是融历史、知识、哲理和情感为一体的“文化诗”，底蕴深厚，耐人品味。著名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李星先生盛赞“庞进是一个有中华龙情节和浪漫主义精神的诗人。对中华古老文明充满敬仰之情”。此外，庞进在小说创作以及散文、纪实文学写作上也是可圈可点的。正是因此，庞进先后荣获首届中国冰心散文奖、首届陕西民间文艺山花奖、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大赛奖、中国散文学会散文编辑奖等奖项八十多次，从而成为文坛的一棵常青树，文学领域的一个拓荒者。您对这些关于您的文学创作的总结认同吗？有没有什么补充？
庞进：既是肯定，更是鼓励。
王祖友：中外文学史上有不少“学者型”作家，比如王蒙、贝娄，您也是“学者型”作家，这类作家的优势是？
庞进：看得透，想得通，写得深。吃得香，睡得稳，活得美。
王祖友：特喜欢这样深入浅出的回答！为您点赞！这是一首“文化诗”吗？
庞进：三字句。 王祖友：有评论者称您是“文化诗”的创造者，您的“文化诗”有何特点？
庞进：所谓“文化诗”，主要指我2013年下半年写的《中华组歌三十三首》。这些诗抒写了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人文先祖、龙凤、汉字、百家姓、中医、丝绸、玉器、象棋、儒、释、道等。是以诗歌艺术的形式，反映、揭示、彰显、弘扬中华文化的标志人物、事象及内涵意韵。
王祖友：这的确很独特，您的龙凤文化研究成果以其系统性、全面性、创建性和普及性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我想“文化诗”也起到宣传、推广的作用吧？
庞进：是的。
王祖友：您在加拿大生活一定深刻感觉到各种文化差异，可否请您以中加文化为例谈谈您对中西文化观念及其影响下的人的社会行为的显著区别？
庞进：人从受孕、出生、成长至老死，都必须由他者（人、物）提供生命必需的营养。这就决定了人必须与他者发生关系、必须依靠他者才能生存。这种依靠他者才能生存的本能，笔者谓之“依他性”。同时，人都是把由他者提供的各种营养，本能地吸收到了自己的身体里。这种为己的、自私的本能，笔者谓之“利己性”。依他性和利己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因环境、人种、生存方式等的不同：中华民族由依他性起步，发展出类存在、群本位、众利优先、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大一统、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其文化特征，若用两个字概括，就是“群伦”，即注重群体生活并讲究等级次序。西方民族由人的利己性起步，发展出个存在、己本位、个权优先、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霸权主义，等等，其文化特征，若用两个字概括，就是“自由”，即注重个体生活且主张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两种文化各有优长，也各有局限。中华文化的优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共同富裕等，局限是容易“群伦过度”，如“一言堂”“一刀切”现象的出现。西方文化的优长是个人权利受到尊重，有利于独创性的发挥等，局限是容易“自由过度”，如美国的枪支泛滥、枪支暴力频发。在实行资本主义的加拿大，尊重个人权利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我出门喜欢拍照以搜集写作资料，而家人就曾提醒我：拍照时注意，不要正面对着人。2024年6月的一天，在二楼的我，透窗看到来了一辆红黄色标识显明的消防车，下楼出门后，又看到了一辆有蓝橙色标识的救护车。片刻，就见一位坐在轮椅上的灰白发的、插着氧气管的老先生，被小心翼翼地从斜对面的一户人家里抬了出来，抬上了停在路边的救护车。加拿大的火警、病危、遇险等紧急情况的通用求助电话，都是911。打了911，有可能救护车来了，消防车也来了。我注意到，在对老先生施行救助的七八个人中，有救护车上的人，也有消防车上的人。于是，就拍了几张照片，发到了朋友圈里。很快，相识的一位华侨老先生就微信提醒我：“车的照片可发，人的照片不可发，你发的照片中有人的形象。”我瞬间意识到自己的失误，赶快将有人形象的照片删去。加拿大也有“自由过度”的问题，比如“大麻合法化”。有次在多伦多市中心坐公交车，车上弥漫着一种熏人的气味。下车后家人告诉我：“车上有人吸大麻。”
王祖友：您的观察非常细致，您的讲解切中肯綮，我想如果人类文化能高度融合，也许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大同世界”。
庞进：“大同世界”是一种理想，实现起来有难度。但文化、文明的交流、汇通、互鉴，是有可能实现的。这方面，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龙道信仰的 “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的理念，可以成为根本性的、建设性的、方法论的遵循参考。
王祖友：庞先生，在访谈接近尾声之际，您对有着文学梦或者有志于文化研究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
庞进：做到自己的最好，做到别人做不到。
（2024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