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亦有很多人称之为东方文化（其实这样称呼有些牵强，有些人比如美国学者萨义德的东方文化的定义就不包含中国文化乃至远东文化），无疑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她历史少悠久（一说为三千多年，一说为五千多年），因为她影响广泛（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皆为这种文化所支配）。可是，当人类进入到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之后，基于中国文化带来的可怕的客观现实，对中国文化的质疑之声时时可闻，然而，绝大多数人给出了药方还是恢复传统文化或者正确理解传统文化，其中最主要的观点是：用所谓真正的儒家思想建立中国的价值体系，比如靠对儒家思想进行现实主义解读的于丹等人。于是，就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或者知识人对儒家思想的批判，认为之所以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道德、不能进步全在于儒家文化的毒害，比如江西南昌的黎鸣先生。当然，也有人认为是中国两千多年“形儒实法”的专制制度。但是，我却认为，导致中国人道德沦丧、固步自封、自相残杀、冥顽不化的根源不在“儒”、不在“法”，也不在其他的“家”，儒家也好，法家也好，诸子百家也好，都只是中国文化的病灶而不是病根，其病根在于以中国人自以为是的文字的羁绊。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文化呢？我一直迷惑不解。当我知晓了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重大发现“语言即世界，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之后，我突然明白了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在那里。

一直以来，我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持有坚决的批判态度，也曾以为正是儒家思想和在儒家思想掩护下的法家主张祸害了中国，祸害了中国人，导致了中国几千年的虚伪的实用主义的文化体系（我和大多数人的不同观点是：很多人都说中国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根基是“儒释道”，我却认为“释”也好、“道”也好，都没有形成对中国文化的根本影响，且“道”“释”无论在主张上多么地大相径庭，但实质上都没有动摇其固有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甚至还为其所用，中国文化母体其实是“儒”“法”两家）,近年来，我才突然发现儒家也好、法家也好，其他“家”也好，都不是中国文化产生、巩固、繁衍的根基，根基在于中国文字即汉字，在于由汉字所构建的既庞大又牢固的语言世界。

汉字具有典型的象形文字特点，又有会意、谐音等功能，其产生的过程没法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与其生产、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应该说中国古人是相当聪明的，那么多笔画繁杂、歧义纷呈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怎样的智慧和毅力？当中国人发明了汉字并被广泛运用的时候，其高兴和得意的状况是可以想象的，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一直沉浸在自我陶醉、自娱自乐之中不能自抜。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海斯、穆恩、韦兰在其合著的《世界史》中，曾这样分析中国文字：“这个文字系统，从前是，现在仍然是，对中国的一个巨大障碍，因为成千上万的不同字，都要会读、会写，是很困难的。”中国人太容易满足太自以为是了，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到了十九世纪还视其他国家、民族为蛮族，不肯与他族交流更不用说学习了。正是中国人的自以为是，导致了这个庞大的民族与世界的隔绝，《世界史》继续说：“假如中国在周朝时代和近东有更多的贸易往来，一种简单的字母体系可能会被采用。”所以，同是古文明发源地的两河流域和埃圾最终都摒弃了他们千辛万苦发明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而中国人却死死抱住方块字不放。正是一个又一个的方块字以及由这些方块字组成的词语、定义限制了中国人的思维，形成了中国保守的、落后的、实用的、利己主义的、相互矛盾的文化体系。

儒家学说也好、法家学说也好、道家学说也好、释家学说也好、墨家学说也好，从根本上来说，都没有完全摆脱现实和利益的束缚，尽管老庄的道家学说有那么一点“出格”，“道”出了某些事实真相（我同意费正清先生关于道家思想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意义的观点），比如承认个体的渺小、人与天（自然）保持一致的重要性（万物皆一），揭露儒家学说的荒唐，批评统治者的残暴等，但她却走向了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和故弄玄虚的泥淖，老庄极力混淆是非，什么“彼出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认为善恶之分是人类悲惨境遇的根源；宣传“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他们却没有解释“一”从何来；主张“无为而治”，蔑视知识，称赞农夫不用辘轳汲水而宁愿用肩背手提取水的行为，最终也只能造就几个与世隔绝的“采菊之士”、“竹林饮者”。道家理论客观上纵容了儒家思想和专制制度。我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哲学的国家，道家思想有那么一点哲学的味道，但并不是真正的哲学，胡适先生关于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的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哲学不仅仅是研究人生问题，西方哲学家对于形而上的思考和对绝对终极的追求已经为哲学做出了定义（关于“中国的哲学”问题，我将另文探讨）。没有哲学就给实用主义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或者说主宰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民众的漠然、无知。以至于儒家思想的病灶轻而易举地寄托于中国人灵魂内，成为协助统治者奴役民众的工具（有人说这是统治者歪曲和改造了儒家学说，这是无力的辩解）。前面已经说过，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主要是因为“民众的漠然、无知”，中国民众为什么会“漠然、无知”了呢？中国人不是很聪明的吗？我的理解是：语言文字起了关键的作用。

中国的方块字的基本构件是条条框框，每个字都离不开条条框框的掌控，绝大多数的中国字都是由两个和两个以上的字组成，形成挟持和控制的格局，而且字与字之间又相互隔绝，产生了无穷无尽的陌生感与无力感，同样的字，这样联系到一起与那样联系到一起，意思大相径庭。于是，人们便寄希望于上流社会的定义与解释，并彻底服从于他们的定义与解释。这样的文字特别便于制造囚笼困境和语言枷锁，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以控制思维方式以及便于随机应变为目的语言世界。比如一个回家的“回”字就是小口（个体）被大口（有话语权的统治集团）套住，回家之后其行为也不能逾规越矩；词语更加“讲究”，比如“驭民”，意思大家都懂，就是牢牢控制老百姓。“民”当然是老百姓了，奥妙就在“驭”字上，这是一个左右结构的字，左边一个“马”字偏旁，右边一个“又”字，意思是要像驯化马一样驯化百姓，要紧紧地把缰绳握在统治者手中，“又”的意思是不断、一次又一次；中国字词还存在意思含混、似是而非的毛病，比如“循规蹈矩”，有的时候用着褒奖，有的时候了用着批评。张维迎教授有一篇文章《语言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对语言的污化和潜伏化进行了激烈批评，现在的很多语言根本无法从字面上去理解其意思了，有点《1984》的味道了（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这样的语言文字给民众的理解和判断制造了无限困境，也给别有用心者有可乘之机。老庄哲学，两个西方人的翻译可能是完全对立的意思表述；有人为了替孔子辩护，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的女子是指某几个人，有人甚至说“女子”就是“汝”，我们上小学时老师给我们讲标点符号的重要性时所举的“行人等不得在此大小便”之类例子也很有代表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文字之外的其他文字都是由独立的平行的字母组成，意思表达清晰，基本上不会产生歧意。中国字不仅有条条框框，有含混不清，还有挟持和控制，其实这就是导致中国人思维方式特别的根源，思想被禁锢、压制，如同笼子里的狮子，你有再大的本事也只能沦为表演的道具。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中国语言世界里有两套完全对立的文字系统。按照我们很多人的理解，中国语言文字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基于道德准则与利益权衡的语言文字体系，例如“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允执厥中”、“择善而行”、“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等，可是，犯上作乱、违背纲常的情况却层出不穷，西周周公阴谋篡位，隋朝杨坚“勇夺”外孙江山，唐朝李世民弑兄占嫂，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巧娶”后母，李世民父子的共同老婆武则天公然称帝，李治的儿子李隆基霸占儿媳，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的皇帝石虎、刘子业、石敬塘更加残忍、荒唐，无数游民则打家劫舍、巧取豪夺，甚至卖人肉包子。没有一个朝代不是无法无天、荒淫无耻，连古代社会最宽松的宋朝也不例外。对于古代中国社会的荒诞不经，我曾经困惑了很多年，为什么会出现无此匪夷所思的现象，上流社会本应该以身作则啊，后来才发现，在中国的语言世界里，有两套完全对立的文字系统，另一套系统即全体国民心知肚明的“潜规则”。另一套文字系统告诉人们：“王候将相宁有种乎”，“无毒不丈夫”，“马无夜草不肥”，“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能屈能伸”……还有“田忌赛马”、“三十六计”等等等等。一些人会根据环境、需要、风险、得失，决定运用哪一套系统。认真检视中国历史之后，我发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运行几乎完全依赖于潜规则。

   语言的强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人们的思考、判断、行为、取舍，都在语言的潜移默化或严密监视下进行。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时间久了之后，人们便失去了是非，失去了廉耻，失去了人性，失去了安宁，失去了活力、失去了勇气、失去了思想，任凭别人摆布或任凭自己疯狂。因为失去了是非、廉耻、勇气、思想，所以中国的思想家也好、思想也好，总是在那些固有的条条框框里打转转，都在做削足适履的勾当，没有人有过破茧而出的努力，普通民众就更不用说了，统治集团说好就好，统治集团说行就行。结果是思想家和思想只能为统治集团服务，并竭尽全力为其服务。孔子被誉为圣人，圣人本该宽宥大度，可他作司寇仅七日便杀了一个“乱政大夫”少正卯。有人问他为什么把少正卯杀了。孔子数了他的三大罪：一、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二、其谈说足以饰袤荧众。三、其強御足以反是独立。拿今天的话说，就是结党营私、妖言惑众、混淆是非。也就是所谓的“思想罪”。

思想家们都赤膊上阵了，普通民众就更不用说。因为思维模式的限制，中国人便只会在小圈子里打转，也便习惯并善于窝里斗；因为无知，所以既容易驯服又容易鼓动，既胆小怕事又杀人如麻。这也是中国盛产奴才和流氓的原因。一句子虚乌有的“耕者有其田”之类的许诺，便能让万千人把屠刀举向与自己无冤无仇的同胞。从陈胜吴广开始所谓“农民起义”便此起彼伏，虽说绝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但也有成功的例子，可那些为主人出生入死、杀人如麻的“功臣”们有几个到头来不是被他们的主人除掉？问题是，尽管有前车之鉴，但一旦有野心家举事，我们的民众总是蜂拥而上。原因何在？在于我们的文化，在于我们文化培养出的投机心态、从众心态、侥幸心态以及图一时快活的享乐心态。至于靠“兄弟”们出生入死终于爬上皇位的帝王们为什么对“兄弟”痛下杀手？根源也在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告诉他们必须以自我为中心，是中国文化告诉他们绝对不能与任何人分享权力哪怕是自己的亲兄弟——“一山不容二虎”，是中国文化告诉他们不能相信任何人——“对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中国几千年的兄弟相煎、手足相残，其祸根在中国文化即我们独特的语言世界。有人说中国人（指汉民族）从来没有侵略别国的历史，因为中国人爱好和平。这是对中国历史、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天大误解，我多次说过，任何大国都是侵略的产物，古代中国也不例外，近代之后的中国人之所以不像欧洲列强一样侵略他国，并不是因为爱好和平，而是他们觉得侵略别国风险太大，还不如在自家杀人越货有把握。现实利益主宰了中国人的行为，要不，一个声称爱好和平的民族为何对自家人如此残忍？有确凿证据证明，自有史以来，中国人发动的对自家人的战争频率最快，死伤最多，中国人对于自家人的杀戮手段最为残忍和血腥。

中国社会的停滞不前，其责任仍然在中国文化。以前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如此庞大、历史如此悠久的民族没有自己的宗教迷惑不解，后来才知道这也“得益”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一统”观念，不仅阻碍了各民族的相互的交流和学习，也阻碍了文化的融合和宗教的诞生，因为中国人尤其是统治集团不需要其他文化打扰他们的生活，更不需要宗教对于政治的监督了。引进的佛教也都是经过改造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为政权服务的东西。而之所以中国会产生如此的文化，完全是方块字的构建的语言世界。

方块字准确地说是方块字形成的语言系统带来的思维定式，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也放纵了中国人的行为，让本来很聪明的一个民族逐渐变得愚钝了，变得人性泯灭了，变得不思进取没有探索精神了，于是心怀叵测之人便兴风作浪，弄出一些奴役人、摧残人的文化来，强迫民众接受。近代以来，也有人提出向西方学习，但大多都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其学习也不过是急功近利的行为，这就是之所以外国人的坏习惯能够很快在我们国土生根发芽，他们对于真理的追求、对于正义的坚持被我们拒之门外的原因。一位西方学者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语言是很难翻译的，尤其是将英文翻译成中文，因为语言文字不仅承载了文化内涵，还包涵了价值观念、情绪共鸣。早年严复将英国人约翰.穆勒的《论自由》翻译成《权己界限论》，就是考虑到了其著作的真正内核。现在我们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书名是严重违背作者意图的，给中国读者的感觉好像该书是探讨如何让国家富强的问题，实则人家是在探讨怎样让经济发展、国家进步，让国民过上幸福生活，它的真正书名应该是“财富成因与性质的研究”。现在的书名显然是为了让该著作进入我们的语言世界。

青少年时代，看到“五四”先贤们废除汉字的主张时，认为他们的认识过于偏颇、思想过于激进，现在才知道，他们是一群先知先觉者，他们看清了中国文化的本质，试图为中国人做一件有益于千秋万代的事，但是，他们失败了。多年前去韩国旅游，听导游说，朝鲜半岛过去一直运用汉字，是十五世纪中期的世宗大王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一年，造出了现在的朝鲜文字。我们改造文字的失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否则，中国就不是中国了。我知道汉字是中国文化的病根，但我不知道我们的文化应该如何改进，方块字已经存在三千余年了，废除显然让国人心理上颜面上都无法承受，全盘西化似乎也不现实，有利益的没有利益的都不会答应。可是，我也不赞成一些人重新寻找中国文化源头比如黎鸣先生等人的从老庄著作里挖掘“文化”的主张，老庄的东西也好，其他诸子百家的东西也好，都不足以撑起文化的大伞。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人自以为是的文化观念，如同阿Q一样，现在潦倒了没什么，以前曾经阔过（以前是不是阔过，是怎样的一种“阔”，还不好说），究竟应该建设怎样的中国文化、怎样建设中国文化，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的全体国人特别是知识人的神圣使命。我特别渴望中国能出现更多的知识分子，最好是出现几个世宗大王一样的人，对我们的文字进行改造，让语言摆脱束缚，把扭曲的语言纠正过来，形成一个知识分子阶层，那样，我们就有了希望。

（2009年10月初稿，2025年10月修改）

【作者简介】倪章荣，笔名楚梦。男，湖南澧县人，居长沙。作家，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在《中国作家》、《芙蓉》、《芒种》、《作品》、《绿洲》、《湘江文艺》、《湖南文学》、《厦门文学》、《南方文学》、《佛山文艺》、《西北军事文学》、《同舟共进》、《书屋》、《看世界》、《粤海风》等国内刊物及《领导者》、《阳光》、《二十一世纪评论》、《世界华文文学》、《新中原报》等香港、美国、加拿大、东南亚中英文期刊发表文学和文史作品200余万字。著有《邪雨》、《红色引擎》、《许佳的夜晚》、《去和爸爸过年》、《旧鬼》、《在军营里成长》、《1976年的秋天》、《陪葬》、《温床》、《无毒蛇》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发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国宪政》、《孙中山与中国现当代政治格局》、《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写民国史》、《辛亥革命深思录》、《“五权”与“三权”》、《关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思考》、《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一个伫立在法理之上的国家》、《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等文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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